四川省郭沫若研究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在乐山市沙湾区召开

2012年11月17日在乐山市沙湾区沫若国际酒店召开了四川省郭沫若研究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会议按照选举程序选出了第五届郭研会理事、常务理事、会长、副会长、秘书长，选举确定了创会会长、名誉会长、顾问及副秘书长。

不断推进新时代的郭沫若研究——在第八届中国郭沫若研究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尊敬的潘洵书记、尊敬的蔡震名誉会长、尊敬的第八届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的各位代表同仁:大家上午好!在郭沫若先生诞辰132周年即将来临之际,我们在他曾经战斗过、工作过、生活过的重庆,隆重举行第八届中国郭沫若研究会会员代表大会,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在这次会议上,大家推选我为会长,对于大家的信任,我表示诚挚的感谢!作为新当选的研究会会长,我代表中国郭沫若研究会主管单位,中国历史研究院郭沫若纪念馆全体同仁,以及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全体会员,向参加此次会议的领导、专家、代表们表示由衷的敬意!向为本次会议付出辛勤劳动的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向承办此次会议的东道主西南大学的领导、老师和同学们表示诚挚的谢意!感谢你们为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的发展所给予的支持、关心和帮助!

论马识途对郭沫若研究的贡献

川籍作家马识途一直坚持从实事求是的角度研究评价同为川籍作家的郭沫若,对郭沫若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文章分别从对郭沫若革命者和作家双重身份的肯定、如何做好郭沫若研究的方法论以及如何正确评价郭沫若三个方面,研究马识途有关郭沫若的观点。马识途中正平和、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观点,在郭沫若研究中是一面旗帜,对于我们有着深刻的启发意义和重要的指导价值。

郭沫若研究的春天已经到来——在第三届郭沫若青年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

首先,我受蔡震会长的委托,代表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向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第三届青年论坛的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向为筹备论坛付出辛劳的海南师范大学领导以及文学院的领导和老师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郭沫若与董作宾:十年神交,握手言欢

1928年的仲夏，携一家人流亡日本，避居在千叶县市川市乡下的郭沫若又被一种写作的欲望扰动了。他已经沉寂了近半年的时间，其间主要精力都用来读书，不仅读文学的书、文艺理论的书，而且广泛地涉猎了哲学、经济、历史等等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这一方面是因为远离了国内的生活现实，他很难再有文学创作的冲动，另一方面则是与创造社同人们开展的文化批判运动，迫使他要大量阅读社会科学方面的理论书籍。

科学与和平 拓展新天地--郭沫若与坂田昌一先生的友情

1955年冬,我的父亲郭沫若率中国科学考察团访问了日本。自从1937年7月他秘密回国投身抗战,已阔别日本18年。这次出访,父亲不仅看望了许多过去的老朋友,也结识了不少日本自然科学界的知名学者,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坂田昌一就是其中之一。未及半年,1956年4月,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特别会议的日本和平代表团收到郭沫若发自北京的信,欢迎代表团在回国途中顺访中国,坂田昌一正是这个代表团的主要成员之一。

探寻郭沫若的文学思想逻辑,推进郭沫若研究走向深入——“郭沫若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学术研讨会综述

2024年,我们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第八届会员代表大会的学术主题是“郭沫若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一年岁次甲申,又逢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发表80周年,研讨会的大部分论文都与这样的主题有关。下面我从四个方面略加小结,这不是对会议论文的全面的评述,而是根据我个人这几天的阅读所限,挑选其中与我近期学术思考契合的部分稍微延伸阐发,仅仅就是个人挂一漏万的心得而已。首先是关于《甲申三百年祭》的讨论。自从郭老发表这篇文章后,每到重要的时间节点,党和政府以及我们学界都高度重视,产出了许许多多的论文。今年是《甲申三百年祭》发表80周年,在我自己为会议准备论文的时候,就对这个主题的讨论怀有很大的想象和期待。虽然这次研讨会关于《甲申三百年祭》的文章只有5篇,但这5篇论文都展示出了我们面对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的许多新思考。

祝《郭沫若学刊》发展愈益兴盛

《郭沫若学刊》编委会： 值此《郭沫若学刊》出版百期之际，谨向贵学刊致以热烈的祝贺。

周初二伯考--兼论周代伯老制度

对周初二伯与周代伯老制度的过往研究多重于传世文献,而对西周金文史料利用不足。通过对西周铭文的考证,结合对西周分封与巡省制度的分析,揭示周初成王于平叛三监之乱的返途中授政二伯的事实。二伯初以周公、召公充任,分主东、西二方事务。后毕公高继周公而为东伯。二伯之设旨在辅相周室,助王以安天下。康王之后,天下大定,二伯制度遂废,代之而起的是在周初二伯之制基础上发展形成的伯老制度。这一制度不仅见于金文直录,而且于以事纪年及屏位制度中也有明确的反映。伯老制度至昭王时期而完善,成为终行于周王朝的固有制度。

如何深入郭沫若研究

郭沫若是20世纪中国有着突出贡献和广泛影响的知识分子,具有多重身份和复杂经历,是研究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和中国现代文化的绝佳标本。郭沫若研究具有跨学科、跨语际、跨文化的特点,研究者需要多方面的知识储备,难度相当大。郭沫若是舆论广泛关注、饱受非议的革命文人,对他的研究不仅需要相当的学术根底,也需要对当下思想文化的敏锐嗅觉和直面争议的学术锐气。上世纪90年代以来,郭沫若研究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沉寂期,相关领域的很多学者甚至对他"敬而远之"。近年来,在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等相关组织的推动下,郭沫若研究呈现出回暖的趋势,一些知名专家和学术新锐都有高质量成果面世。今年是郭沫若逝世40周年,本刊特邀请刚刚出版或即将出版郭沫若研究专著的蔡震、王璞、李斌、刘奎四位学者,笔谈"郭沫若研究如何深入"。这是对郭沫若的缅怀,也希望在推动郭沫若研究上贡献绵薄。这四篇笔谈分别从郭沫若研究的文献史料、郭沫若的复杂身份、郭沫若研究如何与现实对话、美国学界的郭沫若研究等方面着手,呈现了四位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独特思考,值得学界重视。

“持重”与“反思”：现代文学史构建的双重底色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成熟的学科,"持重"二字始终是这个学科构建过程中的重要底色。现代文学学科从诞生之初就具有强烈的现场感和厚重的历史感这双重品质,这种品质集中体现在对史实和史料的高度重视、一代代学人的学术品格上。文学史研究实际上是一项无法真正完结的活动,"重写"是文学史研究不断延续的一种常态。这种"重写"是以一种更加贴近文学本身的方式将学术结构做深层次上的更迭和推进,从而更好地还原历史现场,给予作家作品更为公正的言说。文学史不同于一般的学术专著,它同时还是一个评价标准的判定。一本文学史代表的可能只是一种价值判断,而文学史的价值决不是仅仅凭借哪一本文学史来判定的,它需要在一种多维的、具有比照性的谱系中逐渐确立。这就决定了我们需要以一种学术史的眼光来规范和反思文学史的写作。以严谨厚重的学术史眼光对文学史研究进行更高层次的理论观照,那些在某些时段真正有价值和经典意义的作家作品才能沉淀下来。

跨越百年的经典重读——《狂人日记》课堂教学实录

魏建:同学们,今天我们一起研讨鲁迅小说《狂人日记》。上周已经布置了,谁先讲自己重读《狂人日记》的心得?王菁钰:我在阅读的时候格外注意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表达的独特的东西,那就是眼神。因为中国人非常在乎别人眼中的自己。一开头'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提到了赵家狗的眼神,这个切入点让人不寒而栗。连狗都这样看待狂人,何况是人。所以接下来先生开始描写赵贵翁的眼神'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

谭继和:中唐第一才女薛涛

五代十国后蜀学者何光远曾在《鉴戒录》中写“蜀出才妇”,明末小说家凌濛初也曾评价:“蜀女多才,自古为然。”“蜀中女子从来号称多才。”这片钟灵毓秀的土地上,孕育出了以汉代卓文君和王昭君、唐代薛涛、前蜀黄崇嘏、明代黄娥为代表的蜀中四大才女。

纪念《甲申三百年祭》发表80周年征文启事

944年3月,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问世,在当时思想文化战线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各方力量的迅疾回应既表明该文甫一问世就承载着现实中呕需的政治功用,也深刻反映出抗战后期思想文化战线激烈斗争的复杂情形。

郭沫若与沈钧儒的交谊

从抗日战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前,郭沫若与沈钧儒常相过往,诗词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们都担任了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参与新中国的多项建设事业,是有着共同理想、团结奋斗的亲密战友。关于郭沈之关系,我曾在《抗战时期郭沫若与沈钧儒的诗词酬唱》(《群言》2017年第2期)中有过钩沉,本文在此基础上补充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相关史实,并对抗战时期的情况修订增补,以便更全面更完整地呈现两人的交谊。

“文史对话”的文学立场——李怡教授学术访谈

近年来,“文史对话”抑或是“文史互证”的研究趋向已愈加广泛而深入地影响了文学与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和理路。不过对于这样一种研究趋向的来龙去脉,以及它之于文学、史学研究的不同意义似乎仍缺乏较为细致的讨论。本期特设“文史对话”专栏,并邀请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李怡、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王东杰分别从文学和史学的不同角度,就这一论题的源流、展望以及“文”与“史”的关系与边界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以期能重新打开这一论题的褶皱,并使其得以获得更多新的活力与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