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州文学社群的分期、特征及其成因论析

明代中州文学社群大致可以分为三期:明初至成化为初期,弘治到嘉靖为中期,嘉靖到明末为晚期。明代中州文学社群的基本特征为:与明代文学发展和演进脉络相契合,尤其在中后期,呈现积极回应甚至引导趋势;由地域分布特点看,以洛阳、开封、商丘、信阳等文化重镇为结社中心;文学社群形式多样,留存丰富的文学资源,建构明代中州文学谱系。就明代中州文化生态而言,明代中州文学社群的发展既有中州文人结社传统的助力,也有书院讲学之时代风气的推动,中州科举成就也促进了文学社群的兴盛。

书院精神的“传文承学”与文化自信——兼论清代中州书院与文学的研究随想

在研究清代中州书院与地域文学发展相关问题时,书院文化精神的当代传承是关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的重要命题。虽已做出一定实践成果,但今后仍需在两方面用力。一则应传之以“文”,即价值关怀上要发扬“文以载道”“以文明道”的传统,以“大文学”的视野,将之生发为一种博大浩然的人文气息,使新时代的价值关怀与知识追求在“文”中相遇交融,达到统一;二则应承之以“学”,即在强化当代学术话语建设,引领学术发展潮流中传播与弘扬书院文化精神。在人性修养、学行并重、学术独立、自动研究、尊师重道、师生情笃等传统内涵之外,书院精神还应有两点不可忽视的重要时代特征:善待传统,开放包容;自觉自信,求是担当。惟如是,书院文化精神才可能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书院文化精神的播迁与弘毅——陈星聚在台文教事迹考论

清代中州书院生徒陈星聚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中举,同治十年(1871)调淡水任同知。其在任上为官清正、见义必为,凡禁赌博、添义塾、兴书院、增膏火、捐资助学、创养济院、易俗化民等善政,均次第施行。光绪四年(1878)又任台北知府,尤为兴文重教,创办台北府学和登瀛书院,并在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中竭力筹备战守,终因劳瘁卒于官。作为近代中州士人的杰出代表,陈星聚以“胸怀天下、立己达人”的儒家信念和情怀践行并传播了中州文教,很好地诠释了中原以及书院文化精神的重要内涵。在传统书院文化语境下,将陈星聚在台文教事迹,尤其是对书院教育的躬行实践作为对象进行特别关注,对当下两岸文化的交流融通、对书院文化优秀精神的复兴弘扬都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论先秦文献中时间概念的多重隐喻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善于从生活中的事物入手,用具体普遍的事物来表达不可言说的抽象概念。在认知能力有限的条件下,中国早期先民借助空间方位、客观实体实现了对抽象时间概念的具体化表达,并逐渐内化为人们对时间的自觉认知,这一实现过程正是隐喻作为思维方式的结果。先秦文献中对时间的隐喻主要包含对动态时间推移的表达,以及对静态历法、时令、四季节气的描述,形成“时间是空间”与“时间是客观实体”两个根本性隐喻。

乡土中国的文化审视与命运忧思——评张丽军《乡土中国文化重建与新农民想象》

作为“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最发达的一个题材创作类型,乡土文学一直是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重点。从这些研究来看,大致也显现出如下几个特点:第一,研究者多具有不同程度的乡村生活经验--这和乡土文学创作者的情况有些类似;第二,这些研究多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视野出发,采用的也多是比较传统的社会历史分析等研究方法;第三,这些研究一般都渗透着一种深切的忧患意识和悲悯情怀。张丽军的《乡土中国文化重建与新农民想象》同样也是如此。

先秦“知止”文化观念发微

早期中国文化主体结构中的儒道两家虽然在“人道”与“天道”、社会与自然之间有着迥然不同的思想主张,但二者能够和谐互补,究其原因在于对“道”或“天”的绝对性支配力量所代表的道德宇宙的敬畏。根基于内在超越意识的“知止”观念如一根红线潜隐在早期中国的文化形态中,并具体体现在知识论的界限原则、修养论的自觉意识以及境界论的生态和谐思想等方面。而在文化视域下对“知止”概念的意涵进行再挖掘,有助于消除以往单一视角形成的误读,进而促进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体例谨严,求实出新——评《魏晋文人文献整理与文学创作研究》

魏晋是文人文献整理的繁荣时期,各类型的文献整理蔚为大观。与之前的文献整理相比,魏晋文献整理的文学色彩较为浓厚。作为一种文化活动,文献整理和当时的文学创作有着互动共生的关系,双方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张振龙教授等所著《魏晋文人文献整理与文学创作研究》一书,对魏晋文人文献整理与文学创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是一部魏晋文学研究的力作。

冯杰散文的“破”与“立”——从《闲逛荡》说起

冯杰的散文当然是散的,一直如此,谈天说地,谈鬼说神,似乎漫无边际。但是,似乎《闲逛荡》更过分散漫了一些,他把《清明上河图》与历史、当下结合起来,由画而入史,又关联当下的开封城,让画上的人物、动物自由走进历史,进入人间,洋洋洒洒,洒脱不羁。这和当下流行的以正襟危坐的姿态表达感情、讲道理的散文浑然不同,当然,或许这正是冯杰散文的独特价值所在。从这部书中,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冯杰的散文立场。

小说的魅力让我欲罢不能——赵文辉访谈录

赵文辉的小说我以前看得不多,后来完全是因为好奇他的经历,开始了解他的创作。之后,我们虽无深交,但毕竟渐渐熟络,而读一个熟人之作,和读一个陌生人之作,那感觉是完全不同的。由这“读熟人之作”的感觉,我更进一步地对其人其事有了更多的了解。他一直谦称自己为“基层作家”,这话里有一种“沉重”的东西,但这“沉重”于创作而言却是一份难得的财富。

中原文化国际传播现状与优化策略——以国际汉语教材为例

作为国际中文教育开展的重要载体,国际汉语教材是反映中原文化国际传播情况的窗口之一。通过考察《新实用汉语课本》和《HSK标准教程》这两套通用的国际汉语教材,发现其中的中原文化因素数量总体占比较低,文化类目涉及不全;内容缺乏系统性、连贯性,没有随着学生语言水平的提高而逐步深入;呈现模态单一,多用传统的文字模态,图像模态未能与时俱进,容易造成学习者对中原文化的刻板印象。这也是中原文化国际传播整体情况的缩影。为使中原文化真正“走出去”,应借助多元传播主体,形成合力,扩大中原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甄选传播内容,构建多层次传播体系;创新传播方式,增强文化体验。

出土文献{秋}的用字差异及演变动因探析

{秋}是汉语中重要的纪时名词,秦汉之后习用“秋”字记录,但在先秦存在诸多字形。殷商时期,字形有“■”“■”等;西周至春秋时期,字形有“■”“■”等;战国时期,{秋}的用字最为复杂,尤以秦、楚系文字之间差异最大,秦系文字多作“秋”,楚系文字则作“[炅禾]”“[日禾]”与“[艹炅禾]”等。这些字形彼此间不仅形体差异较大,构形理据也完全不同。利用出土文献探索{秋}的用字演变现象与成因,有助于深入了解汉字的构形因革、地域差异、形义关系认知的时代变迁等,进而更好地探寻汉字的演变规律。

互动与转向:明清学术流变之下的书院教育——以湖北书院为中心的考察

书院教育与学术流变息息相关。明中后期开始,随着传统学术发展的流变,在心学、理学的竞争中讲学日渐兴盛,湖北书院也逐渐发展壮大。乾嘉时期,考据学兴盛,湖北书院教育和学术主潮随之发生了新的变化。清末,随着内忧外患的现实危机及经世思潮的兴起,张之洞积极改革以两湖书院、经心书院等为代表的湖北书院的教育内容,讲授经世实学,大力宣扬西学,以培养实用人才,最终促使传统书院转变为新式学堂。

北宋中原书院的精神特色

北宋中晚期,中原理学先驱立足书院觉民行道。理学思想深刻影响了书院的教育理念和办学宗旨、书院的氛围以及师生关系等,塑造出了中原书院鲜明的精神气质,即“书院精神”:倡明道学、传道济民的教育宗旨;学术思想文化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具有学术共同体性质的师生关系;书院精神的核心师道精神。

从赋体看韩愈文章骈散浑成的特征

韩愈发展骚体赋、发明新文赋等作文实践,对于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有重要意义。我们在看到韩愈对文体改革变化产生深远影响的同时,会注意到他的文章是骈散浑成的。作为古文家的韩愈不刻意排斥骈文其因有三:首先是文体发展规律需要踵事增华,而骈文文体在部分表现上具有无可替代性;其次是唐代国家公文概用骈体为骈文的发展提供了客观社会保障;再次是韩愈自身继承“道统”的自觉意识致使语句雍容精警。

元代文学家冯子振诗文补辑考论

元代文学家冯子振虽未有别集流传至今,但其遗作散见于各类文献,数量相当可观。《海粟集辑存》《全元文》《全元诗》在冯子振诗文的辑录上取得重要成果,但也存在误辑、漏辑的问题。《光武庙记》题冯子振之作由来已久,据现存碑刻可证其误。《扬州琼华集》存录冯子振题咏琼花的大赋1篇;其他相关佛教典籍、地理方志、书画文献等,记载冯子振佚文9篇、佚诗14首。这些未曾引起研究者注意的诗文,对完善冯子振的生平、交游等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探析麦克卢汉媒介思维和论述风格的文学渊源

马歇尔·麦克卢汉能够成为媒介文化研究的巨擘和新批评派有着密切的关系。新批评派培养了麦氏独特的思维认知方式,启迪麦克卢汉从媒介形式本身出发来研究媒介。并且在新批评派的影响下,麦克卢汉十分认可“悖论”“张力”“复义”等概念,他将文学新批评派解析诗歌的诸多概念运用在自己的媒介研究论述中,进而形成了麦氏独特的语言表述风格。得益于新批评派的培养和熏染,麦克卢汉成为了跨界的奇才。文章以新批评派为切入点研究麦克卢汉的媒介思维和独特的文学式语言表述风格,解读麦克卢汉著名的媒介理论,尝试为理解麦克卢汉及其思想提供一个新的可能。

论冯梦龙拟话本中的“以诗带话”及其文学史意义--以《拗相公饮恨半山堂》为中心

《拗相公饮恨半山堂》是一部讲述王安石辞相赴金陵沿途见闻的拟话本小说。由冯梦龙改编自明初《钟离叟妪传》,吸纳了其题壁诗,并依照话本小说体制补全了篇首诗、入话诗与煞尾诗,构成了完整的诗歌叙事结构。冯梦龙将正话中的题壁诗分散,既丰富了故事内容,又能起到转换叙事空间的功用,煞尾诗的劝诫思想则与史传中的论赞一脉相承。这种以诗歌为叙事之骨带动故事发展的叙事模式具有“以诗带话”的意味。探讨冯梦龙拟话本的编创过程不仅有助于了解其知识素养与文学观念,也有助于展现明代复古运动的多维面相,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审美资本视域下的汉服文化

“汉服”是汉民族的传统服饰,包括魏晋制、唐制、宋制以及明制等。在越来越关注商品审美价值的今天,这些袖子宽大、裙摆过长,不太适合日常出行的汉服成为了炙手可热的存在。在审美资本的视域下,研究汉服从冷门到热门的发展变化历程对我们如何正确对待资本主义新变化,如何更好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保持人的主体地位意义重大。

姚文田、严可均《说文解字考异》考论

姚文田、严可均编纂的《说文解字考异》是现存较早的一部《说文》异文总汇。本文对《说文解字考异》的性质、版本及价值进行了论述。在性质方面,文章指出《考异》是一部著作而非简单的资料汇编。在版本方面,文章对《考异》的版本及各版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在《考异》的价值方面,文章指出《考异》从编纂到修订历时百年,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对深入研究清代《说文》学史意义重大。

集体记忆下民间传说的文本变迁——以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为例

在众多的文学作品中,民间传说凭借其总是在书写、传播,甚至直至今日仍旧活跃的姿态占据着独特位置。与其他从诠释学角度表明作品的不确定性不同,民间传说更侧重文本自身的从未被固定。而民间传说的文本内涵则拒绝了多种媒介的外在表征,超越了具体语言与形式的故事情节。以中国四大民间传说——《牛郎织女》《孟姜女》《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白蛇传》为例,具有开放性的民间传说文本是集体记忆历史建构的,同时还是当代集体记忆所建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