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与“数字检察”的衔接工作探讨

为了应对当前严峻的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泄露的问题,应该加大保护力度,以“数字检察”为基点,提升制度适用性,并促进网络与司法保护的衔接,从而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介于此,可以借助确定平台社会责任、依据平台建立监管机制、完善监护家庭教育的途径来提升网络素养基础,贯彻《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更好的保护未成年个人信息。

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能论——兼与陈卫东教授商榷

检察机关是我国《宪法》明确规定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其主要职能是监督制约公权力,确保公权力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防止其滥用和异化。《宪法》对我国检察机关的职能定位是科学的,检察机关既不是行政机关,也不是司法机关,更不是行政兼司法机关,而是独立的法律监督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与职务犯罪侦查职能、公诉职能、批捕职能均是目的与手段,不存在分离的空间。如将法律监督职能与职务犯罪侦查职能、公诉职能分离,只能导致检察机关被彻底边缘化甚至被取消。检察机关的职权配置应紧紧围绕法律监督职能,以对等式监督为模型,重点强化职务犯罪侦查职能。

精神病被害人证人资格及其陈述的证明力探析

对精神病被害人的证人资格及其陈述的证明力,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不明确,导致实践中认识不一致。从国外立法和司法实践看,精神病被害人具有证人资格,其陈述在一定条件下具有证明力;深入探析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可以发现,精神病被害人亦可以具有证人资格,其陈述在他具有一定记忆能力、表达能力并符合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条件下也具有证明力。

恶势力犯罪司法认定的实务观察与规制匡正——以重庆市渝东南地区司法实践为分析样本

随着扫黑除恶工作的深入开展,司法实践中出现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恶势力犯罪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不同,由于相应立法的相对滞后,司法机关在打击恶势力犯罪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从重庆市渝东南地区司法机关的实务工作来看,对恶势力犯罪的司法认定,还存在罪名不全面而造成定罪量刑不规范、违法事实与犯罪事实重复评价处理和恶势力在法律文书中的表述不统一等问题。为科学合理地认定恶势力违法犯罪活动和明晰相应刑罚标准规范,有必要从限制恶势力罪名的认定范围、提高违法活动的认定门槛和合理描述法律文书中的恶势力等方面进行改进,务求完备、力臻实效。

论注册制下证券发行刑事法律制度的变革

随着证券法的修改,我国证券发行方式正式由核准制转为注册制,作为证券法律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证券发行刑事法律制度应借此契机作出全面修改,推动我国证券发行刑事法律制度进行“市场化”转向,根据注册制的要求实现证券发行刑事法律制度规制行为的类型化、具体化,扩大刑法中“证券”的范围并与证券法中的证券种类保持一致,调整证券发行刑事法律制度的刑罚规定以保持与有关行政处罚的均衡。

法律监督语境下检察文化的内涵

检察文化与检察实践相生相伴。法律监督是透视检察文化的最佳视角,法律监督的价值理念是揭示检察文化内涵的精神标识。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职能定位决定了新时代检察文化的根本立场是政治忠诚,核心价值是客观公正,主体定位是公益代表,基本品相是清正廉洁。新时代检察文化的内涵塑造,需要注意区分检察文化的物质载体与检察文化本身,应从选树检察文化品牌、培育检察英雄模范、宣传检察典型案例、打造检察文艺精品等方面能动实践。

践行正确政绩观守好民心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为民造福,是坚持人民至上的内在要求,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题中之义,是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遵循。新时代新征程上,走好新的赶考之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需要深入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

应赋予技术性证据审查意见证据资格

技术性证据审查意见,是指专业技术人员根据案件承办部门的委托,对案件中涉及技术性问题的证据材料的合法性、客观性、科学性、可采性进行审查后出具的意见.检察机关对审查起诉环节提供的技术性证据审查意见一般要求书面形式,并将这种书面的审查意见称为“文证审查意见书”.

“文证审查”概念辨析

"文证审查"这一概念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所独创[1]。最高人民检察院最早提出"文证审查"这一概念的是1988年颁布的《人民检察院法医工作细则(试行)》(以下简称《细则》)。1997年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规则》)虽然没有使用"文证审查"这一概念,但涉及到了文证审查的相关内容。依据《细则》和《规则》。

以系统观指导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

加强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需要以系统观为指导,建立健全相关机制,切实增强长江大保护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一、建立“严厉打击+生态赔偿+生态修复”多元治理机制综合运用“四大检察”职能,依法从严惩处各类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违法犯罪行为,形成有力震慑。加大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和罚金刑的适用力度。践行恢复性司法理念,扩大生态环境司法保护、修复基地规模。把生态环境修复情况作为定罪量刑的重要参考因素,引导责任人采用“认购碳汇”大气修复、“补种复绿”林木修复、“削填引种”矿山修复、“增殖放流”江河修复等多种方式承担责任,主动自愿地修复受损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