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实用主义问题

20世纪50年代,随着认知主义假说的提出,关于认知科学的讨论聚讼纷纭。由于认知主义假说面临着诸多问题,如今,认知科学正经历着一场改造运动。在这场改造运动中,认知实用主义是重要的竞选者。认知科学需要一个认知实用主义的转向。这个转向可以通过"行动核心性假说"来刻画,这一假说既是认知实用主义理论的必要条件,也是充分条件。需要考察对该假说可能的反驳:一种反驳质疑这一假说的充分性(代表是皮埃尔·施泰纳),另一种反驳诘问该假说的必要性(代表是杰瑞·福多)。关于认知实用主义的讨论刚刚起步,在行动理论、实践知识理论等方面还待进一步开拓。

欧克肖特:知识论视野中的现代性批判——以政治为例

欧克肖特"现代性"批判的矛头直指欧洲四百年思想史所体现出的一种"理性主义"的气质,究其根本,则源于传统对"知识"的定义只强调"技术知识",而忽略了"实践知识"这另一重要的知识形态。欧克肖特所要做的,便是在知识论层面上张举并恢复后者应有的地位,同时,在政治实践领域,维护"传统"的价值以对抗"意识形态"。可以说,他的这一努力为广义知识论的建立做出了特有贡献,并同"默会知识论"一起汇入到20世纪复兴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传统的洪流中去。

“问”之发生:从谜团到问题

人无往而不处在“问”中。哲学不应当忽视对发问者、问题与发问活动的研究。20世纪以来不同哲学传统的问题研究,皆意识到“问”在认识论上的基础地位。然而,其重心主要在从“问”到“问”之解决的过程,对问题本身何以发生则缺乏关注。为探本溯源,应研究问题自身之根源,以及问题从此根源中产生之过程。在现象学传统中,有关“问”之发生的洞见,主要来自实存现象学:马塞尔、蒂利希和帕托什卡以不同方式将存在问题溯源于神秘及震惊。这一洞见不仅适用于存在问题,亦具有更一般的理论意义。杜威有关反思性思维的理论,刻画了明述问题如何从酝酿着问题的困惑性处境中产生,并提供了将实存现象学的洞见一般化的可能性。两者互补,便能基本展现“问”之发生即化谜团为问题的过程。

意义之显示——从达米特方案看

迈克尔·达米特在其《什么是意义理论》(上下篇)中,为建构意义理论提出了一套方法论原则:任何一门意义理论既要说明如何界定语言的意义又要说明如何显示关于语言意义的知识。我们把这两项方法论要求称作"界定要求"和"显示要求"。本文将从方法论的角度分别考察戴维森的真值条件意义理论,达米特的"证实-结果"意义理论,以及布兰顿推论主义语义学的相关内容,并试图展现出,"显示要求"在这条意义理论的发展脉络中不断增强的理论地位。

民国民事立法中的“保守”与“激进”--基于爱斯嘉拉本土化立法方案的考察

作为国民政府的立法顾问,法籍学者爱斯嘉拉在1930年为修订民法中的亲属、继承两编提出了一套立法方案。他强调立法应尊重传统和社会现实,主张中国民法在保障男女平等和个人权利的同时,应适当保留传统婚姻和家族制度的元素,从而实现本土制度与外来法律的有机融合。不同于爱斯嘉拉的"缓慢且保守"方案,国民政府以"快速且激进"的方式完成立法。其立法方案的遭遇,反映了中国法律近代化过程中,保守与激进倾向相交织的局面以及政治因素的深远影响。

战后国际友好城市的发端与发展(1945-1969):基于法国视角的研究

国际友好城市运动是二战前主要发端于法国,在二战的催化下应运而生,在冷战背景下得到强化并不断发展至今的现象.作为一种民间社会自发组织且具有独立性的运动,国际友好城市以"平行外交"的形态试图对战后的世界体系进行重组.以法国为核心的友好城市发展,对战后欧洲建设、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内部关系发展、跨阵营的交流和法国的去殖民化策略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从二战结束至60年代末,在东西方冷战态势变化的过程中,这种有别于国家政治的"地方政治"模式为冷战的环境提供了一种趋暖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