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司法服务保障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精彩答卷”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成为中外记者关注的焦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位于“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交汇处,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起点。2020年1月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指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有利于在西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打造内陆开放战略高地,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人民法院参与服务保障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既是践行重大部署的应然之义,也是自觉融入国家和社会治理、护航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减少衍生案件数量是诉源治理的题中之义 以C市J区人民法院为样本

减少衍生案件数量是为了提升法院办案质效,防止解纷程序空转,减少当事人诉累,促进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本文所指衍生案件,主要包括民商事案件中基于一审判决衍生出的二审案件、生效判决或调解衍生出的再审案件、生效判决或调解衍生出的执行案件等。在实务中,有的法院对衍生案件的价值认知、制度设计、评估机制、配套措施尚存不足。因此,有必要对衍生案件作进一步研究,探索更多减少衍生案件数量的路径,推进诉源治理取得实效。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关于社员权相关规定的缺失及其完善

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之社员权,即为社员基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社员资格,而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所享有的权利和所承担的义务的总称。社员权是社员基于其社员资格而享有的权利,是社员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在社员之社员权的内容、社员权的取得与丧失、社员权的行使与救济等方面均存在缺失,需要在未来修订该法时予以补充或修正。

裁判文书司法公开中的个人信息保护隐忧及排解

裁判文书的司法公开造成了当事人的个人信息权被侵扰的隐忧,现行法律却未规定相应的救济权。从性质上看,裁判文书属公共产品,有关行政、刑事以及公益诉讼等的裁判文书涉及国家利益及公共利益因素较多,具有较强的公共性,应当作为公共记录公开;而民商事裁判文书更多解决私人间的利益纠纷,与公共利益联系较小,具有弱公共性,可以选择性公开。裁判文书公开应考虑在何种范围内、以何种方式公开,是否隐去裁判文书所涉及的当事人的相关个人信息等。裁判文书公开前,司法机关应进行详细的审查,利用技术手段对裁判文书中的个人信息进行处理,并赋予当事人异议权,是否采纳由司法机关决定。裁判文书公开后,司法机关可通过评查监督进行自我纠正,亦可依据当事人的申请审查裁判文书公开是否存在瑕疵并予以更正。

劳资关系中劳动者个人信息权的法律救济

劳动者的个人信息权是指劳动者对由用人单位收集或存储的,能够反映劳动者特征的具有可识别性的符号系统所享有的知悉、控制并排除他人侵害的权利。在劳动关系中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其个人信息权受到用人单位知情权的制约,极易受到用人单位的侵害。劳动者的个人信息权义务主体为用人单位,内容与劳动合同的订立、履行或解除具有一定的相关性,由此可将其归属于劳动权范畴。通过劳动权救济模式比一般私权的救济模式更能保护劳动者的个人信息权。在此框架下,确立遵循利益衡量、最小损害、倾斜保护劳动者为劳动者个人信息权救济三原则。在责任构成要件上,主要考察侵权事实、侵害后果以及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弱化对用人单位主观过错的要求。同时考虑到劳资双方的地位减轻劳动者的举证责任,完善行政投诉、劳动仲裁及劳动争议等多元救济途径,从实质上保障劳动者的个人信息权。

民事证明责任概念再探究——兼论我国证明责任概念的科学定位

对证明责任概念的准确把握和定位是深入研究证明责任理论的前提,但目前学界对证明责任概念和构成的理解存在一定偏颇。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中有关证明责任概念占主流地位的学术观点是"双重含义说",行为责任说、双重含义说、危险负担说是我国证明责任概念的3种主流学说。从客观角度讲,我国证明责任概念应坚持"提供证据责任与证明责任(结果意义上的)相区别的双重含义说",证明责任应包括行为责任和结果责任两个方面。

司法责任制背景下法官职业保障之完善

法官职业保障作为司法改革之关键,是司法责任制落实的重要保证。法官职业保障制度的完善,对于优化法院内部司法职权配置,加强法官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和精英化,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受多重因素影响,目前我国的法官职业保障状况不容乐观。在司法改革迈入深水区的当下,我们应以推进司法责任制下的法官职业化建设为契机,不断加强法官职业保障,确保司法公正目标价值的实现。

论我国合会的法律调整

一、引言 合会，起源于我国唐宋时期，以血缘、地缘为纽带，以合会会员间的相互信任为内在保证，在民间经济往来和日常生活中起到互通有无、周转资金作用。合会英译为Rotating Savings and Credit Association（“ROSCA”），即轮转储蓄与信贷协会，也称为轮转基金（姜旭朝，1995年）。由于合会的种类繁多，在世界各地发展状况各有差异，很难对它确切定义。

论请求权概念是既判力研究的起点

"请求权"是罗马法上"诉"的实体法内涵与程序法内涵分流的产物,它改变了现代私法实体权利的分类模式。以之为核心的现代私法实体权利类型体系是民事程序法与实体法之间的沟通枢纽,多种民事诉讼制度和理论都以这一私法实体权利类型体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其中就包括了既判力制度和理论。既判力是民事判决效力制度和理论的核心,其理论体系是以给付之诉为基本考量对象建立起来的,给付之诉在私法实体权利类型体系中的实体法基础则是请求权。因此,请求权制度和理论是整个既判力制度和理论体系的基础,也是既判力研究的出发点。

论再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

关于再保险人有无代位求偿权的问题,在学界一直争论不休。再保险合同从性质上看为责任保险合同,可成为财产保险合同之一种,因而,再保险人应享有代位求偿权;同时,由于再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属于转让来的债权,所以,再保险人得以自己的名义行使之。

司法裁判过程中的价值冲突与衡平

历史的经验早已证明,法律对所有情况都有明确规范,几乎是愿景,没有一部法律是完美无缺的。事实上,法律具有局限性这一观点已成为学界普遍共识。既然法律无法解决现实中出现的所有问题,那么裁判过程中,裁判理念不可避免要与道德、民意、秩序、利益等价值发生冲突;当发生冲突时,如何解决是我们应当思考的问题。

农民权益实现视角下的户籍制度改革

在长期以来形成传统户籍管理体制下,我国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格局,造成农民与城市居民之间在各种权益分配和实现方式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体现为各种不平等。经济社会的发展呼吁我国户籍制度必须作出积极的回应。户籍改革是我国未来国家管理工作的一个重要方向,不仅牵涉到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更是其权益实现方式的一次根本性转变。

类案检索机制研究——以类案识别技术在审判中的应用为视角

2018年8月1日,最高法在本院首推类案检索机制,要求承办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应当对本院已审结或正在审理的类案进行全面检索。类案识别主要有三种模式:人工识别模式、半自动识别模式以及智能化识别模式。在坚持类案检索机制基本精神的前提下增强类案识别技术的人工智能效果是类案识别技术的一个发展方向。对裁判文书网、北大法宝司法案例检索平台以及某地类案智推系统的类案识别情况进行类型化统计后发现类案识别技术在审判中的应用存在问题。为此,需要明确类案识别应当参照(参考)的案例、应当关注的比较点、应当参照(参考)的案例级别;需要明确以满足用户体验为导向、以人工智能为依托的类案识别技术标准;需要完善配套措施。

论离婚诉权保障

从深圳的一起离婚案的处理观点分歧入手,通过对诉权基本内涵的考证,论证了对离婚诉权限制的非正当性,并对我国《婚姻法》及有关法律的相应条款提出了完善的构想。

能动司法方式探析——法律推理在能动司法中的适用

在社会转型期,司法承担着调节主体利益诉求、解决社会矛盾冲突、实现法律公正价值的职能。然而,当前的司法状况并不令人满意,面临诸多难题,遭遇民众信任危机,已陷入某种程度的困境。法律推理是能动司法的重要方式,其中,形式法律推理有助于实现司法的形式理性,实质法律推理有助于实现司法的实质理性。借助能动司法,充分发挥法律推理的作用,有助于解决上述难题。

论驳回起诉的司法规制与立法重构

驳回起诉,是指受诉法院在对原告请求对其权益给予司法保护的起诉立案以后,发现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而以书面裁定的形式作出的,旨在终结已经开始的民事诉讼程序的程序性裁判行为。[1]在民事司法实践中,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未对驳回起诉的适用条件下单独作出明确的规定。

论民事“执行难”之地方保护主义

"执行难"一直是我国司法执行工作的顽疾。造成执行难的诱因众多,但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地方保护主义猖獗。本文从分析执行难的原因入手,重点对造成执行难之地方保护主义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对如何克服地方保护主义以化解执行难提出了对策建议。

浅述“执行难”的原因及对策

浅述“执行难”的原因及对策程月陆民事诉讼中的执行，也称强制执行，是指人民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运用国家强制力，强制义务人履行生效的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的行为。在司法实践中，“执行难”一直是困扰法院工作的一个突出问题。生效法律文书难以执行，甚至无法...

论城市房屋拆迁纠纷中的利益平衡

地方政府、开发商、房屋所有权人是拆迁纠纷中的利益主体,且地方政府、开发商具有利益共同点,与房屋所有权人往往处于博弈的两端。利益分配不均、分配程序不公开导致拆迁纠纷与城镇化相伴而生。只有从重构利益分配格局、降低地方政府拆迁的积极性、健全救济渠道等方面着手,来解决拆迁纠纷"井喷"的严峻态势。

网络社交平台行政规制之核心概念展开

"网络社交平台行政规制"由"网络社交平台"和"行政规制"两组核心词汇构成,准确理解两者的内涵及外延,是有效开展该领域行政规制工作的基础。遗憾的是,实践中,无论是"网络社交平台",抑或是"行政规制",均不构成实定法上的术语,以至于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为有效进行网络社交平台行政规制,须借助概念法学的范畴体系和逻辑方式,以适当超越现实生活的思辨方式去探究它们已有或将来可能拥有的含义,从而助力该领域行政规制活动的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