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媒时代新闻传播教育的“变”与“不变”

在智媒时代,新媒介技术对传统的新闻产业带来了革命性的冲击,改变了新闻传播的格局。新闻传播教育应因势而动,做到创新与守成的兼顾、标准化与差异化的平衡以及新旧教学方法的竞争与融合,紧跟时代前沿,以不变应万变,在未来的竞争格局中谋求发展之地。

作为“政治腹语”的社交机器人:角色的两面性及其超越

当前,学界对社交机器人的性质和功能多持负面态度,研究路径以阴谋论与工具论为主,对其民主潜能及有限人格的关注并不多见。由"政治腹语"概念为切入口,剖析社交机器人功能的两面性,可以打破对社交机器人日渐固化的负面刻板印象。除了舆论的操纵者外,社交机器人还可以扮演海量信息的智能把关者与虚拟对话者、民意的智能分析与预测者、过滤气泡的破除器、协商对话平台的搭建者、公共服务的智能助力者等角色。未来的研究必须摆脱传统的二元工具论视角,为学界提供一种重新认识社交机器人等智能媒体的媒介学视野,即作为有限人格的传播主体,社交机器人会重塑媒介生态,人与社交机器人的关系不再是人利用和使用媒介的关系,而是涉及两个不同物种之间的主体间性问题,社交机器人和人类各自作为独立的主体存在,又因传播与交互而建立社会关系并创造新的意义。

重访群体心理研究的灰色地带:勒庞、塔尔德和弗洛伊德的群体思想比较及现实启示

群体心理学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勒庞、塔尔德和弗洛伊德被视为该学科主要创建者。勒庞断言式的论断如今仍在学界保持较高关注度,而被称为传播学欧洲源流的塔尔德和弗洛伊德的群体思想却遭到了忽视。对三位先驱者的群体思想进行比较分析,归纳总结群体心理的传播机制、周期性波动及动力来源,有助于完整呈现群体心理运作的主要环节。弗洛伊德和勒庞所秉承的本能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与行为主义心理学结合,成为精英主义者研究宣传的理论工具;塔尔德更强调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其提出的交互性成为芝加哥学派"人际互动"的理论核心,也为公共领域和协商民主理论提供了学术滋养。重访早期群体心理研究,或许能使我们走出群体神话与污名化的二元对立,增进对群体心理特征和行为规律的复杂性认识,为理解不同环境下群体运行的心理机制及社会影响提供新的思路。

“破圈”与“入圈”:县级融媒体圈层结构改造的实践与思考——基于重庆五区县的实地调研

本文从圈层化视角出发,考察县级融媒体的内部圈层结构及其运行逻辑,以及县级融媒体与基层公共生活的动态互动关系。县级融媒体可分为三个圈层:媒介化内容生产的媒体圈层、市场化运营管理的商业圈层和社会化服务民生的公共圈层。县级融媒体的圈层化传播路径既是圈层间整合配置权力、利益交换和社会关系的“破圈”过程,也是通过扎根地方,激活基层社会关系、聚合基层社会力量的“圈地”过程,从而在县域治理中发挥在地化的圈子优势。县级融媒体是镶嵌在中国县域治理中的微观圈层组织,它与外部圈层的动态互动呈现了复杂的关系情境。对县级融媒体发展逻辑的考察应围绕两个线索展开,一是媒体融合过程中的权力资源配置,二是县级融媒体与基层公共生活的动态关系,由此发掘中国县级融媒体的独特发展规律及其对当地社会环境和县域公共空间的重塑过程。

重构记忆:抗战时期拉斯韦尔宣传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拉斯韦尔的宣传思想在中国广为流传,影响了中国的战时宣传。季达是第一个介绍、引用拉斯韦尔的中国学人,梁士纯的《战时的舆论及其统制》可被视作《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的编译版,王一之更是将拉斯韦尔的宣传思想总结为“社会授意说”。爬梳史料发现,学人对拉斯韦尔宣传思想的接受有迹可循,其与中国战时宣传的新闻学话语兴衰同步。探究拉斯韦尔宣传思想在战时中国的传播,可以继承这一时期的拉斯韦尔研究传统,学习国人对欧美宣传理论的扬弃,并借助这些过往经验的复活,反思当下传播学追求理论本土化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