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董事制度对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来自中国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1997—2015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实证层面研究了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实施和独立董事特征对公司是否违规、违规次数以及违规严重程度的影响。结果表明,上市公司实施独立董事制度能够降低公司违规概率、减少公司违规次数,独立董事制度发挥了作用。独立董事的学术履历、政治面貌、金融行业、海外经历等背景特征均对公司违规行为没有显著影响,独立董事的平均年龄、女性比例对公司是否违规以及违规次数也没有影响。独立董事委托他人出席会议对公司违规行为没有显著影响,而独立董事缺席会议将增加公司违规的概率以及违规次数。该研究对于评估独立董事制度、指导上市公司有效利用独立董事具有借鉴意义,建议监管部门进一步完善独立董事机制,上市公司更多关注独立董事参与公司会议的情况。

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员工福利与企业业绩——基于中国制造业的实证研究

以2008—2014年沪深两市制造业A股的民营企业为样本,基于高管政治关联的视角,探究政治关联对员工福利及其对企业业绩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政治关联企业的员工福利并不高,且代表类关联企业更低。进一步看,高管具有政治关联损害企业业绩,但在有政治关联的情况下提高员工福利将促进企业业绩,且代表类关联企业改善业绩的作用更大。说明不同于一般认识,政治关联企业对员工责任存在扭曲现象,往往出于内部经营发展需求,忽视员工福利等基本保障。然而民营企业建立政治关联是情理之中,通过构建良好的员工福利保障体系可以弥补经营效率缺陷,从而帮助企业实现寻租利益。

代理冲突、内外薪酬差距与并购商誉

以2012—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商誉的准则规定为基础,从管理层代理冲突与内外薪酬差距角度研究商誉的形成机制、影响因素及经济后果。实证结果表明,管理层代理冲突越严重,企业通过并购形成的商誉规模越大。提高内部薪酬差距可以弱化代理冲突与并购商誉规模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发挥治理作用;而对于外部薪酬差距,正向差距不会产生明显影响,负向差距越大越会加剧代理冲突与商誉规模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代理冲突越严重的公司,其商誉越有可能在后续出现大额减值现象,并对公司绩效产生负面影响。研究结论有助于进一步从代理冲突及管理层薪酬结构的视角客观认识商誉在形成过程中受到的影响,帮助企业从优化内外薪酬差距的角度来约束商誉中非合理部分的形成,降低企业风险。

信息、身份与公司治理:对外资大股东的一个分析

尽管中国是全球使用外资最多的国家,但关于外资大股东在上市公司治理中所扮演角色的研究还非常有限。使用2003-2012年476个持股比例5%以上的外资大股东数据,研究发现,外资大股东相比于内资民营大股东更可能在董事会中派驻董事,其所在公司也更可能聘请国际四大审计师。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外资大股东面临的信息问题更为严重时,上述治理机制得到了更多的强调。研究还表明,熟悉本土商业环境的回流外资大股东,其公司价值表现格外优秀。研究认为,回流外资大股东相比于真实外资大股东的信息优势和相比于民营大股东的身份优势可能有助于解释上述现象。

公司透明度与盈余公告惯性——基于投资者关注的实证研究

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市场信息极大丰富与投资者注意力相对不足的矛盾日益受到关注,哪些因素影响公司对个股的关注程度成为有价值的研究议题。已有研究主要通过媒体报导、分析师跟踪和股票量价表现等,从公司外部观察影响公司受关注程度的因素,而关于公司透明度等公司内部运营管理特征是否直接影响公司受关注程度的研究较少。以2003年至2015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使用盈余质量、关联交易笔数、关联交易金额、审计质量、信息披露评级等指标构建综合指数测量公司透明度,并结合单变量分组对比和多变量回归两种方法检验公司透明度与公司受关注程度的关联。在多变量回归中,使用OLS回归和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从股价和交易量两个角度,验证公司透明度通过影响公司受关注程度,进而影响其盈余公告惯性强度的路径。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国A股公司透明度与其盈余公告惯性强度显著负向相关,透明度越低的公司盈余反应滞后比率越高。当同一日市场上有多家公司发布盈余公告时,公司透明度相对越高,其盈余公告惯性程度越弱。在控制内生性问题以及信息泄露、信息含量差异、流动性、投资者情绪、盈余管理等因素影响后,上述结果依然稳健。②透明度低的公司盈余公告期异常交易量更低,与信息不对称假说的预期相反,但符合投资者有限关注假说的预期,验证了公司透明度通过公司受关注程度影响公司盈余公告惯性强度的路径。研究结果揭示了公司透明度与公司受关注程度的关联,为从内部运营管理特征入手研究公司受关注程度的影响因素提供可借鉴思路。除信息不对称外,公司透明度还通过公司受关注程度影响其股票定价过程,为理解公司透明度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提供新的视角。公司透明度低强化盈余公告惯性强度,为监管部门加强信息披露监管和提高公司透明度提供了新的实证依据。

制度环境与技术能力对家族企业治理转型的影响研究

代际传承与治理转型是困扰我国家族企业的重大现实难题,也是学术研究的热点。以控制权配置理论为基础,构建博弈模型揭示了法律环境、经理人市场和技术能力等因素及其交互作用对家族企业治理模式选择和动态演进的影响机理,并利用中国家族控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宏观层面的法律制度、经理人市场及微观层面的技术能力均对家族企业治理转型产生重要影响。具体来讲,企业所在地区的投资者保护越完善,经理人市场越发达,创始人家族越倾向将控制权让渡给职业经理人;反之,则更倾向选择子女接班。此外,企业技术生产率越高,家族企业治理转型对制度环境的依赖性越弱,越容易实现向职业经理人治理转型。

产业政策对股票特质波动率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本文考察了宏观产业政策对重点发展行业股票特质波动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首先根据非参数方法提取不同行业公司股票的特质波动率,然后根据中国五年规划所包含的重点发展行业,分析了产业政策对重点发展行业股票特质波动率的影响,并使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经营环境不确定性和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中介作用。研究表明,产业政策会通过加剧重点发展行业内产品市场的竞争程度、增加行业内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降低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三条路径来提高重点发展行业的股票特质波动率。为降低内生性问题,采用倾向得分匹配等方法后,仍然发现产业政策可以增加重点发展行业的股票特质波动率。进一步考察规模异质性、产权异质性和区域异质性后,本文发现产业政策对股票特质波动率的增加作用在中小企业、东部地区更加明显,但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中无明显差别。

信息观还是计量观:研发费用单列与自愿创新披露

2018年开始实施的“研发费用单列”是会计理论信息观转向计量观在会计报表格式中的体现。本文分析了“研发费用单列”的理论意义,并以企业自愿创新披露为研究视角,提出“研发费用单列”的信息观假说和计量观假说。研究表明,研发费用单列后,研发强势企业与研发弱势企业在自愿创新披露上的差异减小了,支持了计量观假说。该结果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等稳健性测试。对投资者反应的检验表明,研发费用单列后,与研发弱势企业相比,研发强势企业的市场反应变好了,进一步支持了计量观假说。横截面检验表明,计量观假说的效应在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较低、信息中介的信息传递作用较弱、投资者的识别信息能力较差时更强。

本地投资者有信息优势吗?基于百度搜索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公司注册地所在省份网民在百度中对公司股票简称搜索的次数占全国网民搜索总次数的比例,度量公司被本地个人投资者关注的程度,发现A股市场个人投资者显著过度关注本地公司,即在注意力配置上存在本地偏差。基于注意力配置和资产配置的紧密关联,本文利用这一本地关注度指标对A股市场本地偏差现象源自投资者理性的信息优势还是非理性的行为偏差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个人投资者对本地公司的过度关注提高了上市公司风险溢价水平,强化了个股股价与市场、行业以及区域个股的同步性,并削弱了个股的定价效率,表明行为偏差假说对A股市场本地偏差现象更具解释能力。

CFO能力与公司现金持有:基于高阶梯队理论的系统考察

作为公司财务政策的实际决策和执行者,CFO在公司现金持有决策中扮演重要作用。以2007—2015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高阶梯队理论系统考察CFO能力对公司现金持有决策的影响效应及其背后的传导机理。研究发现,CFO能力越强,公司现金持有水平越低。进一步检验其内在作用机理发现,能力较强的CFO不仅降低了公司预防性持现动机,而且有效缓解了自由现金流假说导致的代理持现动机。

会计选择与证券审核监管

本文在简要回顾会计选择的三种理论解释的基础上,以交易成本理论作为分析工具,通过引入监管能力和监管问责激励,讨论证券审核监管如何型塑会计选择。文章主要观点是,当监管能力和监管问责激励缺乏时,会计选择的空间较大,会计数字的质量不高。而当监管问责激励增强时,会计选择的空间将变小,可观察的会计选择将更加强调外部可验证性和会计稳健性。

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资本投资下降之谜

我国实体经济"脱实向虚"问题近年来备受关注。本文使用上市公司1998~2017年微观层面数据研究发现,自2012年以来,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资本投资出现了普遍的、大幅度的下降,下降幅度平均达到40%左右。与现有文献和媒体观点不同的是,没有证据表明,业绩下滑、融资约束、公司金融化等"脱实向虚"观点能够从总体上解释资本投资的持续下降。进一步研究发现,近年来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销售和管理(selling,general,and administrative expense,SG&A)费用及研发支出持续上升,同时销售成本率却持续下降。并且,SG&A费用和研发支出同公司价值呈正相关关系,而近年来资本投资的价值效应并不明显。综合上述证据,本文认为,我国制造业投资结构正在呈现"轻实物资产投资、重无形资产投资"的特征,这可能是新经济环境下公司转型升级的需要,是公司投资模式适应经济环境的一种体现。我们对华帝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帝股份)的简要案例分析契合这一解释。

数字化进程与企业风险防御:基于动态能力理论视角

面对日益复杂和不确定的外部环境,合理控制风险是企业实现稳健经营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本文基于动态能力理论视角,构建“数字化进程—动态能力提升—企业风险”理论框架,并运用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对企业风险防御的综合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化进程显著抑制了企业风险水平。这一结论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赋能价值共创、改善内部控制和增强信息透明度是数字化进程影响企业风险的三条主要渠道。本文还发现,上述效应在国有企业、多元化程度较低和规模较小的企业中表现得更明显。此外,数字化进程的风险抑制效应并未阻碍企业在研发投资领域的有效风险承担行为,而且在整体上对企业的短期经营绩效和长期市场反应都具有积极作用。本文深化了人们对企业风险水平决定因素的理解,也丰富了学界和业界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的理论认知。

机构投资者如何缓解持股企业的融资约束?——重仓金融机构的信息渠道效应

本文以2008年至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使用SA指数度量企业融资约束的情形下,重仓金融机构的机构投资者,其持股企业的融资约束比未重仓金融机构的机构投资者持股企业的融资约束分别低了0.237和0.219。重仓金融机构的机构投资者强化了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传递,企业更可能从机构投资者重仓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进一步研究发现,重仓金融机构的机构投资者,其持股金融机构的比例和连续性,以及其持股企业的比例和连续性均会影响企业的融资约束。

新股发行隐性成本与上市后业绩表现——基于IPO停摆外生事件的经验证据

隐性成本是新股发行成本的重要部分,但由于其难以度量,目前还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关注。本文以2004—2012年中国的IPO公司为样本,以IPO停摆的外生事件作为工具变量,利用二阶段回归考察新股发行的隐性成本对其上市后大股东行为及公司业绩的影响。研究发现,隐性成本越高的企业,上市后大股东资金占用和股利发放水平都显著越高;并且,这些企业上市后的会计业绩和市场表现也显著越差。进一步分析发现,对于实际控制人现金流权较高、上市时盈余管理程度较低的公司,隐性成本对上市后大股东行为和公司业绩的影响都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中国的新股发行制度改革有重要启示。

党组织嵌入、政策感知与民营企业新增投资

在新兴市场环境下,良好的政策感知能力是民营企业捕捉政府调控方向、应对环境不确定性的重要基础。利用中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考察了党组织嵌入对民营企业政策感知及其投资行为的影响效应。实证研究发现,作为中国情境下的一种重要制度嵌入形式,党组织嵌入有利于强化政府与民营企业之间的信息沟通,使得民营企业能够更及时捕捉和准确把握动态政策信息,党组织嵌入在政府与企业间发挥了政策传导的桥梁作用,从而显著增强了民营企业的政策感知能力。而且,党组织嵌入对民营企业政策感知的促进作用在市场欠发达地区和无政治关联企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进一步研究发现,党组织嵌入对民营企业政策感知的促进作用进一步提高了企业新增投资水平,尤其是长期导向的创新投资。研究结论从制度视角深化了对民营企业投资决策内在逻辑的理解。

“特质波动率之谜”与估计模型有关吗?

以CAPM、Fama-French三因子和五因子模型为均值方程,分别采用无条件标准差,以及GARCH、EGARCH条件方差为基准计算出中国股票市场的特质波动率,研究了特质波动率与股票收益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关于高特质波动风险对应低预期收益的定价异象来源于特质波动率估计模型的差异。具体地,当使用无条件标准差方式估计特质波动率时,存在定价异象,而使用GARCH、EGARCH等条件方差模型估计特质波动率时,则不存在定价异象。该结果在改变残差估计均值方程以及控制规模、流动性等其它变量后依然稳健。本文的研究有助于解释长期困扰在资产定价领域的“特质波动率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