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化与信息时代的中国经济法--重庆大学法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许明月教授访谈

法学是关乎公平正义之学,教师则是阳光下最神圣的工作。作为法学教师,应该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辩,实现法学的目标和教师的职责。

诊所法律教育模式在法学专业教学实习中的应用——以重庆大学法学院为例

教学实习环节是法学学生提高执业技能和提升职业道德感的重要途径,其对于法律人才的培养意义重大。但我国现行法学专业学生的实习过程却有流于形式之嫌,这和当前不合理的实习模式有较大关系。若能借鉴诊所法律教育模式,使实习过程能以诊所法律教育的形式展开,同时发挥实习单位在实习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则可以使法学专业的教学实习环节取得良好的效果。

高校班主任工作开展情况调查研究——以重庆大学为例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客观分析了目前高校班主任工作的开展情况,得出:高校班主任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认真的工作态度,在学生管理、班级学风建设方面的工作效果较好,但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学业指导、心理健康教育、职业生涯规划和就业指导方面的能力还需进一步提高。

论法学院文化价值——以法学院院训为视角

法学院文化价值根植于法学院学术土壤,亦显现于法学院院训。法学院院训作为一种价值导向,恰是法学院文化之明晰诠释,蕴涵了新常态背景下法律人秉持崇法、尚法之精神,追诉公平与正义,厚德致公,行胜于言,造福社会的人文情怀与价值品性。

重庆市大学生性知识来源和性教育需求调查

通过对重庆市8所大学的900名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研究表明:76.47%的男生、28.72%的女生看过直接描写性交的各种科学材料;对性教育需求,最迫切的是“预防性病/艾滋病”;从重庆与全国的对比来看,男生在“异性交往/恋爱心理”上以及女生在“预防性病/艾滋病”上存在显著性差异。

抗战时期“重庆新闻学院”与国际高级宣传人才培育

抗战时期中国急需适应战时要求的国际宣传人才。1943年中美合办"重庆新闻学院",它以"培养国际高级宣传人才"为目标,以"应战时之需"为原则,在课程设置与教学方法上开展教学革新尝试,为战时中国培养了一批具有专业素养与国际视野的优秀人才。该学院的创办是近代中国新闻教育与国家需求的一次成功对接,其经验对当代中国国际传播人才的培养不乏借鉴意义。

对提升重庆市法学本科教育质量的思考

对重庆市法学本科教育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根据法学本科教育质量的目标,提出了保障法学本科教学质量的对策。

对提升重庆市法学本科教育质量的思考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家越来越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发展，得到了国家政策和资金的大力扶持，这使得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在改革开放30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和实质性的突破。就法学专业而言，以本科教育为主的高等教育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合格的法律人才，有力地促进了国家的民主与法制建设和经济建设。重庆作为西部法学教育的中心地，对西部的法学人才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其法学本科教育也有了快速的发展。重庆市在法学教育不断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本文就重庆市法学本科教育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做了分析，根据法学本科教育质量的目标提出保障法学本科教学质量的对策思考。

雅努斯的两面觉醒: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范式探微

研究范式是特定研究问题、研究方法和研究理论等研究模型的统称,各范式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研究方法。目前民事诉讼法学界的研究范式可以归为两类:一是基于裁判者视角的规范法学研究范式,主要以法教义学和案例分析法为主要研究方法;二是基于立法者视角的社科法学研究范式,具体分为法律政治学、法律社会学、法律经济学和法律认知科学等,其中以实证研究方法为主要研究方法。这与罗马神雅努斯的两面形象正相契合。面对新时代“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问题,必须在这两类研究范式的基础之上进行第三种范式的探索和尝试,即规范法学与社科法学研究方法的结合互补,唯此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才能摆脱困局。

迈向新文科的法学教育范式三重定向

面向新文科的法学教育范式创新分别指向话语体系、学科体系、知识体系和人才体系的复杂变革,表征为价值性、科学性与融合性三重定向。价值性定向主要是完成价值秩序和话语体系塑造的目标,着眼于如何构建当代全球秩序安全稳健发展的价值准则,提炼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正当性价值准则以及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法价值体系。科学性定向聚焦于如何面向中国、面向发展、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集成和深化法学知识体系,关系到法学教育创新的知识论问题。融合性定向则从形式上体现出新文科对于学科结构、方法思维等人才培养体系的创新要求,推进问题导向的科际整合和以集群化学科、融合性方法解决特定问题的功能优化。面对这些新的体系变革需求,中国法学教育范式转型应从宏观层面强化价值引领,从中观层面科学构建现代法学教育的主体内容,从微观层面系统精细地落实法学教育改革新举措。

碳中和目标下矿山生态修复的制度困境与规范调适

矿山生态修复产生的碳减排与碳汇功能,对促进实现碳中和目标能够发挥重要作用。法学视角下,矿山生态修复制度研究应首先完成对相关概念的厘清,并结合碳中和要求界定法律目标。通过实践检视,发现矿山生态修复存在项目设计不科学、资金投入不到位、功能评价不全面、工作管理不严格等阻碍回应碳中和要求的因素。然而,实践上的问题表征根本归因于制度的内生困境,具体表现为矿山生态修复规划逻辑结构失调、多元激励保障失位、标准理性评判失当、监管执行监督失序等方面。因此,响应碳中和目标,应建立完善的矿山生态修复法律体系,以此为基础,优化矿山生态修复规划制度、激励机制、标准规范、监管机制等。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确权模式的嬗变与数据财产权的确立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已深入应用到社会生产生活当中。在数据确权制度诞生之前,各国立法、司法和理论界大多主张以著作权法保护人工智能生成的数据。由于狭义著作权确权模式饱受“独创性”诟病,转而走向邻接权确权模式。然而,透过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技术和法律本质可以看出,该客体和邻接权的保护客体以及设立目的并无相关之处,盲目扩大邻接权的保护范围不仅会遭到理论与制度的挑战,而且在司法实践中也会捉襟见肘。因此,必须走出著作权保护模式的藩篱和迷雾,直面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本质,构建具有合理性的新型财产权制度。从数据视野来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技术本质为数据,法律本质为数据财产。随着数据时代的到来以及数据立法的展开,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数据财产权确权模式必然浮出水面。数据财产权确权模式是依托于数据法律制度的出现与发展提出的,是立足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数据本质形成的,是基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数据财产法律属性揭示的确权模式选择。在综合考量产业目的、盈利模式、风险成本、商业实践以及使用者目的来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权利主体应当为服务使用者而不是服务提供者,权利保护应适用“财产规则”和“禁易规则”。

碳数据质量合规与企业寻租监管——演化博弈视角下第三方核查监管制度的完善研究

保证碳数据质量合规是碳数据二元功能发挥的前提。但现行碳数据质量合规第三方核查监管制度(下称监管制度)对企业碳数据造假寻租行为的监管乏力。构建由监管部门、企业与核查机构共同参与的演化博弈系统,利用数理经济学分析方法进行模型推导和数值仿真,探究关键因素变动对博弈系统演化稳定状态跃迁的影响与启示,可在厘清博弈主体行为逻辑的基础上探究匡补现行监管制度缺损的方案。研究发现:(1)监管部门的行为选择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具有复杂性,且监管部门客观监管能力的提高需和其他关键参数协同作用才能显著提升演化速度;(2)“寻租联盟”内部成员之间的行为选择相互影响且具有一致性;(3)利用法律的利导性功能可弥补“数据利他主义”不能提振企业“报告合规碳数据”意愿的不足,但需满足一定的量化约束条件以保证博弈系统稳定性;(4)企业与核查机构的行为选择具有明显的成本遵循特征,寻租成本、碳数据造价成本、违规核查成本等是影响博弈系统演化稳定状态跃迁的关键因素。锚定碳数据质量合规目标,可从提升合规动力、提高监管能力和增大造假压力三个方面着手完善现行监管制度。

数字资本无序扩张的风险与规制

防止数字资本无序扩张对于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数字资本大规模、非理性的扩张会引发数字平台垄断、数字资本分布失衡、数字财富差距扩大等风险。数字资本的扩张通常依凭规模逻辑、空间逻辑和权力逻辑展开,因此,防范基于不正当手段的规模扩张、避免空间分布失衡和制约数字权力滥用,是防范数字资本无序扩张进而克服其引发风险的规范原理。以规范和引导数字资本健康发展为目标,通过激励性规制工具和约束性规制工具的协调运用,同时构建回应型规制模式,是实践中防止数字资本无序扩张风险的可行策略。

知识产权保护对数字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知识产权保护是提升数字产业创新效率的有力支撑,也是助推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抓手。本文借助渐进式双重差分模型,使用2010~2022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考察知识产权保护对数字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1)知识产权保护能够正向提升数字产业创新效率,且随着数字产业创新效率持续提升,知识产权保护的正向驱动效应呈边际递增特征;(2)机制检验结果显示,知识产权保护可通过促进知识溢出、提升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水平驱动数字产业创新效率提升;(3)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相较于西部及东北部地区、传媒服务业和国有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更能推动东、中部地区、软件开发及信息技术服务业和非国有数字企业创新效率提升。基于此,提出多管齐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多路并进提升数字产业创新效率、因地制宜推动数字产业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希冀为提高数字产业创新效率提供相关理论经验。

AI时代电商平台“通知-删除”规则的价值重塑及司法实现

电商平台的知识产权治理已成为全球电子商务持续健康发展的共同议题。我国逐步确立的电商平台“通知-删除”规则是电子商务的基础性法律规则,对于打击电子商务中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具有重要意义。但源于法律规则的确定性和模糊性矛盾、知识产权的竞争性和差异性要求、商业主体的天然逐利性烙印、技术迭代更新的不确定性等因素,电商平台“通知-删除”规则内部也存在局限,给知识产权治理带来一些挑战。伴随AI时代的到来,以算法、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在为电子商务带来新的机会的同时,也引发了新的风险,对电商平台“通知-删除”规则的适用构成新挑战,主要表现为:规则的私人执法模式颠覆、规则运行处于“盲盒”状态、规则适用的事实基础已丧失。在AI时代应对这些挑战,无论是立法建议还是司法对策,首要前提是发现并重塑规则价值:追求安全、利益平衡、多元共治。司法实践中,应以重塑的三种优先价值为目标,把握有效实现的司法路径:一是遵循司法适用的配套原则;二是发挥指导性案例的作用;三是把握知识产权治理的力度;四是防止限缩解释的司法滥用。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基本逻辑、运行样态与法治进路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作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特色制度创新,不仅是优化国土空间保护利用新格局的战略部署,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下的实践范例。对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逻辑论证和运行观察,发现:作为生态环境源头预防的基本性制度,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根植于空间转向理论,蕴含着深厚的空间治理逻辑;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以实现空间正义为价值目标,法治化是其制度发展的应然理路;法制供给滞后、法律内容残缺、配套机制缺失是掣肘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战略实施和制度转型的主要动因。因此,提出要在明确立法策略的基础之上,按照内外在机理构筑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法治体系。

气候司法本土化的三重逻辑:规范、价值和功能

在全球气候治理司法化转型的背景下,中国司法系统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呈现出全面积极的态度。气候司法作为环境司法专门化的新领域,亟须形成体系性的本土化方案。气候司法本土化的核心要义在于彰显主体性,需要将气候司法的概念体系、功能定位、审判机制、裁判体系与规则等置于中国法治现代化特定背景和社会结构条件之中予以把握,其内在逻辑是涵括规范体系、价值序列和功能定位的动态体系。当前,中国气候司法规范体系中的多层次立法呈现间接、倡导属性,且多元化司法规范创制不足,体系化任务尚未完成,继而诱导出气候司法规范的周延性困境和融贯性难题。在此情形下,气候司法所保护法益的识别和核心价值尚未被清晰地析出,且科学上的不确定性、政策权衡、经济诱因等诸多外部因素限制着对气候变化案件的价值判断。这些都深刻地影响气候司法作为公益型司法与治理型司法的双重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为此,气候司法本土化的方式与进路需要基于规范、价值和功能三重逻辑及其呈现的问题或要求展开。首先,强化多重规范秩序的塑造,从公私法协同出发推动气候变化立法体系化,通过强化次级气候司法规范凝聚共识,借助多元法律解释方法提升气候司法规范体系的融通性。其次,以利益为核心建构法律论证的权威,通过涉碳利益的衡量强化裁判的实质理由,通过气候环境利益的多维保护强化裁判的开放性,通过外在因素与法律因素的平衡强化裁判的权威理由。最后,精准塑造气候司法的双重功能,以风险预防原则构建预防性公益型气候司法,以政策的司法化构建服务于“双碳”目标的治理型气候司法。

中国国土空间规划法治化:问题检视与规范建构

国土空间不仅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空间,也是包含了社会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的社会空间和权域空间,意味着国土空间规划不再仅是介入空间生产的技术治理工具,而是成为体现国家意志和政府目标的施政方式。作为一项公共政策,法治化是国土空间规划取得合法性的基本依托,也是证成其公权干预私权正当性的重要方式。国土空间规划法治化的实质内涵是“良法善治”。“良法”表现为体系上的完整性、内容上的科学性和功能上的指引性;“善治”则需要构建横向联结的整体性国土空间规划治理之道以及纵向传导的“压力-反馈”型国土空间规划治理之道。受制于内在和外在因素,中国国土空间规划法治化面临着顶层设计付之阙如、规划法治基础薄弱以及央地事权划分不清等多重困境。国土空间规划中所蕴含的权利、权力内容及其复杂关系,决定了以“权利-权力”为核心范畴的法权结构主义对其具有更充分的解释力。国土空间规划法治化宜依循“空间权力-空间权利”的逻辑展开。空间权力是国土空间规划法治化建构的基础。国土空间规划的权力体系包括空间发展权的供给、空间规划权的配置以及空间管理权的创设,在权力配置上应体现出整体性、对应性和公共性。空间权利是国土空间规划法治化建构的目标。国土空间规划中的空间权是包括狭义空间权(空间物权)和空间人权的复合性空间权利。空间权的复合属性及其立法缺失,以及作为抽象行政行为的国土空间规划的可诉性难题,亟待构建以“立法救济-行政救济-司法救济”为核心的空间权利救济体系。

村党组织书记“一肩挑”的实践逻辑与规范协同

党的领导是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保障与动力引擎。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村党组织与村民委员会同为农村核心治理主体,二者关系处理是影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变量。村党组织书记“一肩挑”的实施依据是《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和《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村党组织书记“一肩挑”契合了当前农村治理衍生关系复杂性对于治理主体利益协调能力、责任服务意识与良好道德品行的客观需求,体现了党对于农村实现共同富裕与高质量发展目标的组织安排。厘清村党组织书记“一肩挑”制度的实践逻辑、内在结构与规范协同,有助于从整体架构层面廓清和完善农村社会治理体系,为其治理能力提升提供制度势能。基于功能主义视角审视,村党组织书记“一肩挑”蕴含了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推进“三治融合”治理模式、实现利益协调治理效果的多重实践逻辑。结合制度文本分析,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针对村党组织书记“一肩挑”的文本表达既有耦合性与交叉性特征,也有“具体—概括”“顺序承接”“并列关联”“严格—兜底”等规范形态。但实践中,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协调不畅可能造成村党组织书记“一肩挑”主体的担当能力不足、民意基础薄弱、权力行使失范等问题。秉持立法与立规统筹、中央与地方互动、激励与监督并重原则,着力从领导规定、选举程序、民主决策以及权力监督等层面促进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规范协同,有助于实现村党组织书记“一肩挑”的预设功能。具体而言包括:在领导规范层面,完善上级党组织领导村党组织、村党组织领导农村其他组织的规范;在选举规范层面,应将民意征集设置为村党组织书记选举必要程序,阐明村党支部书记未当选村民委员会主任的补救措施;在决策规范层面,明确应经村党组织讨论和决定的内容并优化农村民主协商的决策程序规范;在监督规范层面,应出台针对村(社)巡察专门规范并完善村务监督补充性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