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民法学的知识类型--从研究立场与路径入手

从研究立场上可以把当下中国民法学的知识类型分为民法政策学、民法技术学及民法文化学。不同的立场决定了民法研究者采取不同的论证进路。随着中国大规模立法时代的结束,中国民法学的主导知识类型将会从民法政策学转向民法技术学。民法文化学作为一种对纯粹知识的追求,在中国的民法学研究中不会成为主要的知识类型。

公共产品背景下环境公益诉讼原告制度构建--基于《环境保护法》修改的思考

环境公益诉讼本质上是提供公共产品的行为,而提供公共产品要受到集体行动的逻辑影响。构建环境公益诉讼原告制度应综合考虑集体行动的逻辑、滥诉的风险、诉讼实施能力和诉讼结构的合理性等因素。环保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和公民个人均不宜成为环保法中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比较而言,环保团体应是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原告的最佳选择。为充分发挥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价值,应放宽"口径"允许环保团体享有原告资格,并建立相应的环保团体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成本补偿机制。

论城乡统筹发展战略实施的法律保障

城乡统筹发展战略代表了一代中国人的共识和期待,其基本形态是城乡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和均衡发展,具有最高性、权威性法律制度的"不足"和"障碍",是制约我国城乡协调发展的制度原因。因此,加强城乡统筹发展方面法律制度供给,是保证城乡社会和谐、共同富裕等统筹战略目标实现的关键所在。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对我国资源循环利用的意义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是环境诉讼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对于公民合法行使诉讼权利，制约违法环境行政行为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美国、欧洲、日本等国早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经通过立法、判例等多种形式确立起相对完善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机制，为公民社会遏制违法环境行政，保护公共环境利益提供了有效的法律救济途径。

实现企业社会责任若干问题解析

实现企业社会责任是解决现实社会问题、适应经济全球化、促进经济法制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目前,我国企业实现社会责任内在动力不足、外在约束不够。在实现企业社会责任过程中应注重平衡、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本土化;考虑顺位、构建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制度;确立政府主导的运作模式;发挥国有企业的示范作用。

受贿罪量刑规范化研究——基于41名省部级官员受贿案的分析

2010年至2016年因受贿罪被判处刑罚的41位省部级官员的案件,反映出我国受贿案件的量刑,存在着死刑被虚化且排除死刑适用的理由不充分、数额在量刑中的作用日益淡化、酌定量刑情节的具体评价标准失范、缺少对其他量刑情节的必要关注、不同地域法院量刑差异过大的问题。应当对受贿罪量刑实行双轨制,明确有期徒刑的数额上限并延长刑期上限,以量刑规范的形式确定各类法定情节的量刑幅度,其他量刑情节由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严格限制受贿案件的异地审判。

农村金融的互联网衍生及其制度逻辑

农村金融的互联网衍生业已成为不可逆的发展趋势,市场需求、政策驱动和互联网企业的战略布局都促成了农村互联网金融的初步发展。在既有"机构观"路径的不可持续下,互联网有能力成为农村金融的衍生场域。目前,我国农村金融的互联网衍生较为初级,处于工具创新向体系创新的过渡阶段。农村互联网金融同样会面对商业可持续问题,并且在盈利与支农、市场与政府以及新旧金融之间等多维度存在着发展矛盾。农村金融互联网衍生应当立足法治引导,明确重点规制方向,从"主体-秩序-基础设施"等基本维度出发进行制度建设。

宅基地使用权的现实困境与制度变革——基于三省(市)法院2004～2013年428件裁判文书的数据分析

我国现行法律没有赋予宅基地使用权以收益与处分权能,其取得、行使和转让须受到"农民"这个身份的限制,还要服从土地管理法等行政法规约束。政策层面已在积极回应宅基地使用权自由流转的现实需求,但是司法层面仍然存在裁判标准不统一问题,严重影响了法律的权威性与公正性。改革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必须坚守宅基地使用权的"权利"属性、坚决维护农民既得利益和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通过完善宅基地使用权取得制度、构建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以及建立宅基地使用权强制退出与自愿退出机制来实现。

论腐败现象的法制生态

依法治腐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必然选择。实行依法治腐败必须营造有利于遏制腐败现象的良性法制生态,逐步消除现行法律中导致腐败现象滋生和蔓延的恶性生态因子。在当代中国法制中,自由裁量权设置过多且缺乏必要的监控程序,利益冲突在立法、执法和司法等权力行使中大量存在而未能得到有效的排除,在权力结构上过于集中而缺乏分权和监督制约,权力运行中透明度较低,对腐败现象的法律容忍度不降反升,构成了五大恶性生态因子。本文在分析其与腐败现象的内在联系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治理对策。

侵害“其他人格利益”精神损害赔偿的限制——一种比较法的视角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22条将精神损害赔偿的客体界定为"人身权益",符合人格权本身的特点及社会发展的需要。与人格权相比,"其他人格利益"是一种反射的、消极的利益,其内涵和外延都不够明确。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在扩大精神损害赔偿范围的同时,也从社会政策和法律政策的角度出发,在精神损害赔偿构成要件等方面对侵害"其他人格利益"的精神损害赔偿给予了严格限制。为准确理解、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22条的规定,可以考虑借鉴两大法系国家的类型化经验,在相关案例中对该类型的精神损害赔偿的特定限制条件具体化,以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或者其他方式加以公布,为法官审理类似案件提供参考。

论制度逻辑框架下环境治理模式之转换

环境治理包含国家、科层制和公众三种相互交织的制度逻辑。当这些制度逻辑与我国的权威体制相结合时,就催生了权威型的环境治理模式。在这种模式中,科层制逻辑的运行,尤其是地方政府在功能定位、权力配置和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异化,减损了国家环境法律的实际功能,隔断了公众与环境事务之间的关联,给环境治理带来诸多困难。环境公共治理模式是这种权威型模式的完美替代方案。它在性质上是合作的,在主体构成上是多元的,在合作范围上是广泛的,在治理手段上是多样的。更为关键的是,这种新模式的运行逻辑是"参与+合作",有别于权威模式下的"权威+依附"。

美国侵权法上连带责任的新发展及其启示

连带责任是各国侵权法中普遍采用的一项重要制度。发展较为成熟的美国侵权法上连带责任从20世纪80年代起出现了一种新趋势:一些州废除了连带责任,而更多的州则普遍限制连带责任的适用范围。我国的实际情况与美国不同,现在废除连带责任为时过早,但适当限制连带责任的适用范围,进一步规范其适用仍是十分必要的。同时,我国在侵权法立法过程中还应树立一种新理念,即将连带责任视作一种社会政策,适时加以调整。

社区支持感对城市社区感知融入的影响——基于户籍身份的调节效应检验

基于9个成熟社区的入户随机访谈的623份有效问卷,将本地户籍居民与流动人口纳入模型,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考察社区支持感对社区感知融入的主效应,验证户籍身份时社区支持感与社区感知融入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良好的社区支持感能显著推升社区感知融入;户籍身份为本地户籍或城镇户籍时,社区支持感对归属感的调节效应更显著。研究结果打破了传统的"社区支持一社区融入"的线性思维,政策制定者应当实施差别化与精准化的基层治理情景支持、将社区帮扶支持与社区自治支持作为建立归属感的主要方向,并从制度层面实现户籍身份的功能剥离与价值回归。

论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法律监管

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的根本目标在于促进作为国家支农政策工具的农业保险实现其政策目标。因此,我国未来的农业保险法应该明确规定在农业部内建立相对高度独立、具有充分职权的农业风险管理局,并由它来监管农业保险。通过建立和实施科学的农业保险监管规则,从而实现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的内在目标———农业保险的可靠性、合理、公平和安全及外在目标———国家用公共财政支持农业和农村的发展。

国外发展低碳经济的立法考察及对我国的启示

加强低碳经济立法是促进低碳经济健康平稳发展的有效保障。本文分析了英国、日本、美国、意大利等国在利用法律手段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方面做出的许多有益探索,其经验可概括为从战略规划、财政金融、能源、科技、生活消费等五个立法侧面来促进低碳经济发展,这对我国的低碳经济立法工作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探究

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是指不符合知识产权侵权构成要件但因对知识产权人商业利益造成直接损失而由法律明确规定视为侵权的事由。虽然法律规定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是对知识产权一般侵权要件的补充,有利于提高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但适用不当也可能成为知识霸权的借口,因此需要在相关的立法中作出明确规定。在认定是否构成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时应坚持严格的法定主义。

农村股份合作社财产权客体与结构解析

农村股份合作社是在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产生发展出来的一种新型经济实体,兼具股份制和合作制的特点,对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推进土地流转、盘活农业资产均发挥出积极作用。但由于理论研究和立法的明显滞后,其财产权利的法律保障仍然面临着权属模糊、内部人控制、权能不完整等一系列问题,给农村股份合作社的发展带来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等隐患。要切实保障农民成员的财产权利,其逻辑起点应建立在准确界定农村股份合作社的产权范围、明晰股份合作社产权结构的基础之上。

论责任保险对侵权诉讼程序的影响

责任保险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和普遍化对侵权诉讼程序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受害人提起侵权之诉的激励、诉讼的减等以及诉讼程序本身的进行等。在责任保险的影响下,现代侵权诉讼程序已经发生了诸多微妙的变化。关注这些影响和变化,并在此基础上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对责任保险制度和侵权诉讼制度的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略论证明责任与主张责任的相互关系

要件事实乃证明责任与主张责任的对象事实。然而对于要件事实概念的理解不同,则可能引致证明、主张责任的分配也随之不同。明晰证明责任与主张责任的关系,站在裁判规范也即民法的基础上确定两者共同的分配基准则是我国民事审判实务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