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员免责制度研究——兼论我国人大相关制度的完善

言论免责制度是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一项制度。由于不同国家宪政文化的差异,言论免责的范围及所受保障的程度与方式也有所不同。本文通过对言论免责制度的起源、言论保障制度及免责范围、法律效果进行研究,并对我国人大代表言论免责制度进行比较分析,期望我国的民主宪政的运作日趋成熟。

论信息财产的法律保护与大陆法系财产权体系之建立--兼论物权法、知识产权法与信息财产法之关系

信息财产是指固定于一定的载体之上、能够满足人们生产和生活需要的信息。信息财产是一种新类型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具有法律上的确定性和独立性,是一种独立的财产形式。目前,信息财产却处于权利空白地带:既不能受到物权法保护,又不能受到知识产权法保护。在此背景下,美国UCI-TA确立了信息财产权法律制度。信息财产权的客体是信息财产,权利内容是权利人对特定信息财产的独占使用权。美国UCITA对信息财产权及其转让作出了详尽的规定。在法律无特别规定的情况下,信息财产权应适用或准用民法关于物权的一般规定。信息财产权与物权和知识产权构成信息社会财产权的三大组成部分。

古代汉语典籍中的“法治”语词略考

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中,因"法"、"治"二字的连属,出现了"法"的"治"之状态、作为名词的"法治"和"以法治国"的短语三种形态,表明中国古代已有"法治"这一名词,并有"法治"的概念。

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理论中的间接反证说

作为环境侵权因果关系推定的一种方法,间接反证说起源于德国民事证据法上的"间接反证",其理论和实践在日本得到重大发展。本着公平、正义的法律精神,间接反证方法不要求原告对所有阶段的事实和过程进行证明,只要原告能够证明存在某些事实或者过程,根据经验法则就可以认定存在其他事实或者过程,这有利于对受害人进行民事救济。但是,间接反证说仍然存在缺乏科学性、容易造成司法适用混乱以及增大企业证明责任等缺陷。在引进该理论时应当结合具体案情灵活运用。

生态文明保障的刑法机制

当前,我国正处于生态文明建设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时期,运用法治方式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是应有之义。环境犯罪需要刑法惩治,生态文明保障需要刑法机制。在生态文明建设中,需科学配置刑法在法益保护、人权保障与秩序维护三者之间的机能,以应对风险社会的现实风险,并保持刑法的基本品性。生态法益作为人在生态文明时代权利形态的一种,应受到刑法的有效保障。生态法益的有效保障,在刑事立法中要求法益的类型化、具体化和可测量化,在刑事司法中要求有效的法益识别、法益度量和精细化司法。生态文明的刑法保障受到整体法治价值的牵引与制约,刑法需与宪法、行政法、环境法等共同承载保护生态法益的使命。刑法技术与生态科学的有机结合,将有助于生态社会中刑法对人的价值的保障。

抵押物转让制度之立法缺失及其司法解释补救--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91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91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49条关于抵押物转让的规定作了实质性修改。这种修改由于改变了抵押权的物权性质,限制了抵押权功能的发挥,没有兼顾当事人的利益,加之替代清偿本身的局限性与负面效应,因而不尽合理。为此,可以通过将来的司法解释加以弥补,细化、明确立法中的疏漏与模糊之处。

普遍性侵权、机会主义与侵权现象的法律控制——对传统侵权法的反思

传统侵权法从补偿受害人损失的基本功能定位出发,确立了赔偿受害人实际损失的原则。在现代社会中,由于普遍性侵权的大量存在,按照这一原则确立的侵权制度可能被侵权人用来谋求巨大的利益。由此形成的侵权制度在某些场合不仅不能有效地抑制侵权,而且还可能产生激励侵权的效果。这是因为侵权救济中存在着各种机会因素及其被侵权人利用的可能性。为防止普遍性侵权现象的泛滥,应当从宏观控制的角度出发,建立作为社会控制对策的综合侵权控制法律机制。

晚清“新法家”的“新法治主义”

在晚清的特定时势与学术背景之下,出现了章太炎、梁启超、沈家本等"新法家",他们反对传统上对法家的不合理批评与抨击,大力为法家平反正名,称赞法家的历史功绩,用"法治"或"法治主义"来认知和解读法家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开出"新法治主义"。这一开新,具有重要的思想、学术意义。

论“新法家”陈启天的“新法治观”

作为近代中国"新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陈启天以对"新战国时代"及其"近代国家"的认知为前提,力图创建"新法家"的理论系统。"新法家"不仅仅是旧法家的"复兴",而且是对旧法家的超越,是近代民主、宪政、法治下的法家。他在其民主宪政理论的框架之中,以及"新国家主义"的哲学基石之上,提出并论证了"法治与人治合一"的"新法治观"。这一"新法治观",具有令人深思的开新与困局。

论二元知识产权体系

知识产权体系是指由法律确认的知识产权种类组成的科学系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确立了"一元知识产权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确立了"知识产权+担保物权"体系。相较于"一元知识产权体系"和"知识产权+担保物权"体系而言,"二元知识产权体系"具有诸多比较优势。"二元知识产权体系"由完全知识产权和定限知识产权构成,完全知识产权处于十分优越的中心地位,而定限知识产权则基于他人的完全知识产权而产生,没有完全知识产权就不能产生定限知识产权。完全知识产权与定限知识产权基于完全知识产权的弹力性而相互运动。定限知识产权的设定应采登记要件主义。完全知识产权与定限知识产权两者相互作用,构成科学完整的"二元知识产权体系"。

中国法治思想的“突破”

根据"大变局"的历史观,中国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与近代两次"大变局"。与之相对应,中国也出现了两次法治思想的"突破",即春秋战国时期法治思想的突破和中国近代法治思想的突破。第二次突破使中国近代以来的法治思想在法治的意义、价值、民主性及权威性等核心问题上从根本上超越了第一次突破。坚守与坚持"突破",正是最终完成中国传统君主专制法治思想向现代民主法治思想转变的根本条件与途径。

我国服务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消费市场的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服务消费在消费市场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服务消费具有不同于商品消费的基本特点。这些特点对消费者权益必然产生影响,使消费者诸如安全权、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人格尊严受尊重权、索赔权等权利的实现在服务消费中面临着更大的困难。因此,从基本理念和具体制度两方面完善我国服务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已经迫在眉睫。

论公共规制的有效实现--以市场主体行为作为中心的分析

公共规制必须通过市场主体行为的改变来发挥作用,因此公共规制能否取得预期效果取决于市场主体的行为选择。市场主体可能采取的直接违法、制度规避、制度套利、共谋行为以及集体抗争等行为,都会导致公共规制的有效性难以充分实现。市场主体的行为类型与市场主体的贴现率、市场主体对制度信息的可得性和可理解性、市场主体对公共规制的信任程度以及市场主体的自主性相关。以市场主体的可接受性为导向提升公共规制的有效性,应通过提升公共规制的稳定性品格、保证制度的制定和解释能为市场主体所理解、提高公共规制的经济绩效和公平相容性、重视激励型规制等方面措施来实现。

“主客体理论”与环保法治建设

要有效地解决环境问题,关键是要科学地认识环保法治的基本问题。如"主客体理论"与环保法治建设即是如此。许多人将环境问题的根源归结为"主客体理论",认为是作为主体的人类与作为客体的自然分立、冲突产生的。因此,要解决环境问题,就要从根本上颠覆和重构"主客体理论",如重新认识自然、扩大主体的范围,将自然纳入其中,确立自然中心主义,承认自然具有内在价值,保护动物权利,等等。但这些认识和主张矫枉过正,不但没有找到环境问题的根源,而且以此为据,也无助于环保法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