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陪审员的制度完善与未来走向：以“员额制”改革为视角

员额制是本轮司法改革的重心,旨在实现法官的专业化、职业化,而人民陪审员制度是政治民主在司法领域的渗透和表现,我国的陪审制具有"双重面孔"。在司法责任制的深入推进中,人民陪审员应该如何定位,与员额中的法官应该如何协调,彼此的责任应该如何明晰,亟需研究。未来的走向是构建科学合理的人民陪审员新型机制,实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平衡法官的职业化、精英化与司法的平民化、民主化之间巨大鸿沟。

关于派驻基层检察室开展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制度构建

随着社区矫正工作的全面展开,派驻基层检察室开展社区矫正法律监督有充分的法理依据及现实必要性。然而,当前派驻基层检察室开展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存在职能定位不明确,与内设监所部门的关系不明确,人员、装备和经费保障机制不健全,监督信息渠道不畅通,监督缺乏程序保障等诸多现实问题。只有从制度和立法上解决这些现实问题,才有利于派驻基层检察室有效开展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基本构建

当前"执行难"、"执行乱"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当事人的积极性,影响到法律的公信力。欲从根本上破解这一难题,必须将其纳入检察监督的体系中,而检察机关作为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对民事执行案件实行有效监督既有充分的理论基础,又有丰富的实践基础。构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应从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对象、方式、程序等方面进行规范,并从立法上进行完善。

派驻基层检察室实践运行中的问题及完善

派驻基层检察室经历了一个从设立到泛滥再到撤销的发展过程。近年来,全国各地检察机关又开始探索派驻基层检察室建设。虽然派驻基层检察室的重建并非是对原有检察室的简单恢复,是按照中央对检察工作的新要求赋予检察室新的时代内涵,但其在实践运行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要促进派驻基层检察室的科学发展,必须从制度和机制层面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来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派驻基层检察室职能配置的思考

司法实践中,派驻基层检察室职能配置存在缺乏法律依据、职能配置过于宽泛、职责虚化或异化以及与内设机构职能关系不明确等问题。影响派驻基层检察室职能配置的因素主要有:检察机关自身的职权范围、派出检察院各内设机构的职能分工、检察室可能获得的编制和人员安排和设置地区的司法需求。派驻基层检察室作为检察机关的派出机构,配置的职能必须定位于检察机关的基本职能,代表派出院在基层履行各项法律监督职能,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向基层的延伸。

依托派驻基层检察室预防乡镇职务犯罪

依托派驻基层检察室平台,从法律定位,职能定位,建立制度、人员、经费长效保障机制,深入乡镇开展预防调研,协助完善基层管理制度,建立"个案、系统、同步"三位一体职务犯罪预防体系,以及搞好乡镇法制宣传和警示教育等多个角度构建乡镇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机制,有助于破解检察机关乡镇职务犯罪预防工作难题。

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程序的基本构建

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程序,应从量刑建议的适用范围、制定、审批、提出,以及量刑建议监督与制约等方面来构建;量刑建议程序的完善,有利于检察机关更好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有利于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改革的推进。

假释决定中社区影响评估机制初探

《刑法修正案(八)》首次规定假释决定时需要评估社区影响,但刑事诉讼法并未对此进行规定,实践中,假释决定中社区影响评估机制并未真正建构,可能导致刑法规定流于形式,因此,有必要从申请主体、调查对象、评估标准、调查内容、评估结论及其审查、评估后的反馈与跟踪和评估的推翻与再启动等方面初步建构社区影响评估机制。

网络游戏中虚拟财产的民法保护

虚拟财产作为信息时代的产物,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而不断发展,关于虚拟财产的纠纷也逐渐增多。但理论界对虚拟财产的性质及保护方式都存在一定的争议,完善立法、司法解释,确立虚拟财产的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势在必行。

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不作为刑事责任问题的探讨

对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构成不作为犯罪,首先应从不作为犯罪的构成要件进行分析。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作为义务,应以采取当前的技术措施不会实质性增加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运营成本或系统与网络的负担为限。网络连接服务提供者IAP不成立不作为犯罪。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IPP的作为义务可以借鉴版权立法中的"避风港"原则和"红旗标准"进行限制,具体包括通知删除义务和主动审查义务。网络内容提供者ICP对别人提供的图片、新闻、文章、免费或者收费下载软件的审查核实义务也应采取"红旗标准"。网络服务提供者不作为刑事犯罪与民事侵权可以从主观过错、损害结果以及社会危害性几个方面进行区分。

论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下电子证据的审查

刑事诉讼电子证据审查存在真实性认定难、关联性确认难和权益平衡难的问题。由于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不同,在审查电子证据时,应结合不同诉讼法对证据规则的要求进行审查。对电子证据可以从证据能力和证据力两个层面进行审查。对电子证据证据能力的审查是对电子证据有无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的审查,而对电子证据证明力的审查则是对电子证据可靠性(真实性、完整性程度)和充分性(与待证事实内在联系程度的大小)的审查。

网络“涉众型”经济犯罪司法难题对策研究

"网络涉众型"经济犯罪包括对象型和工具型两种类型。破解网络"涉众型"经济犯罪的司法难题,要严格依法取证固证,实现网络证据与现实证据以及传统取证方法与非传统方法"两结合",利用高科技破解传统取证技术锁定犯罪证据及嫌疑人,利用金融系统的反洗钱网络,构筑网络"涉众型"经济犯罪预警机制,以"侵害关联性"原则对属地管辖原则中的犯罪地加以限制,从实质上对素未谋面的犯罪分子是否构成犯罪集团进行认定,运用间接证据印证多笔小额诈骗数额,区别不同情况追究网络服务商的不作为刑事责任。

论“涉众型”经济犯罪被害人经济权利救济的困境及出路

办理"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的重点和难点在于如何最大限度地为被害人挽回经济损失。对"涉众型"经济犯罪被害人经济权利进行救济,须重构防范与保全结合型的财产控制机制、建构特殊类型案件民事救济程序独立于刑事诉讼程序的运行机制、建立健全长效机制破解民事赔偿判决执行难、构建恢复性司法理念指导下的被害人救济三元刑事诉讼模式、建立"涉众型"经济犯罪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

自侦案件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问题探究

司法实践中,自侦案件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主要存在执行程序不完善、执行监督程序不规范,以及相关配套机制不健全等三个方面的问题。因此,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进行进一步规制,以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是当前自侦案件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必须解决的问题。

民事抗诉制度公权与私权的冲突及平衡

民事抗诉制度可能影响申诉人或被申诉人的权益,但并非对私权的不当干预。对申诉人或被申诉人权益的影响,可以通过平衡民事抗诉中公权与私权的关系,既要依法适当行使民事抗诉权,追求维护司法公正的价值目标,又要注重维护当事人的权利,努力寻求二者之间的最佳平衡点,实现二者的和谐统一。

征地拆迁职务犯罪刍议

随着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征地拆迁成为涉农职务犯罪案件的一个高发领域。文章以征地拆迁职务犯罪的实例为视角,深入分析了当前征地拆迁中存在的骗取补偿款的"四假"行为和拆迁监管"三缺"现象,并有针对性地提出预防的对策。

涉众型经济犯罪问题浅析

涉众型经济犯罪是危害国家经济秩序、动摇社会稳定、诱发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因素,已成为政法机关、社会管控部门乃至法学界关注的重点。文章针对涉众型经济犯罪的特点及成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应采取有效防范对策,以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和谐稳定。

微罪不诉人员社会帮教机制的完善

近年来,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过程中逐步扩大了微罪不诉的适用范围,创新了微罪不诉人员的帮教机制,使本应受到刑事处罚的轻微犯罪行为人重新回归社会,回归家庭。目前,检察机关应依托现有资源和司法体制,对微罪不诉人员采用不同的新型帮教模式,并建立微罪不诉人员帮教联席会议、委托帮教、隐性帮教保密等项制度,以更好地教育感化犯罪行为人,帮助其正常生活,远离犯罪。

“涉众型”经济犯罪法律适用难点分析

"涉众型"经济犯罪的"不特定公众"应当以广泛性、不确定性和实质的公开性标准来认定,"非法占有目的"可以从实质上非法控制或支配他人财物的意图和使财物完全脱离权利人控制的意图两方面进行认定,要打破"先刑后民"刑事诉讼原则,根据不同案件的具体属性,重构"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的处理机制。

滥用职权罪主体资格探析

司法实践中,社区基层组织成员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能否构成滥用职权罪,在司法实践和刑法理论界均存在争议。文章用真实的案例,对社区基层组织成员如何适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两个立法解释,以及是否具有滥用职权罪主体资格进行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