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念、应对和社会支持在生育应激对生育生活质量影响中的保护作用研究

[目的]探索不孕症女性的正念、应对和社会支持在其生育应激对生育生活质量影响中的保护作用。[方法]采用五因素正念问卷、生育生活质量指标、不孕症应对策略量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生育应激测试对某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就诊的382例不孕症女性进行调查。[结果]不孕症女性的生育应激、主动回避、被动回避与生育生活质量呈负相关(P<0.01),社会支持、意义应对、正念与生育生活质量呈正相关(P<0.01)。回归模型中,家庭支持、重要他人支持、意义应对和正念的模型调节生育应激对生育生活质量的影响(P<0.05),其调节模型分别解释生育生活质量变异的53%、53%、53%、55%。[结论]不孕症女性增加意义应对、感知到较多来自家庭和重要他人的支持,并提高正念,有利于减轻其生育应激对生育生活质量的不利影响。

大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特质正念对在线临场感的影响研究

文章从大学生的个人属性出发,探究大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学业自我效能感和特质正念对在线临场感的影响。文章抽取重庆工商大学部分在校大学生,施测自主学习能力、学业自我效能感和正念问卷,并采用SPSS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正念对在线临场感有正向预测作用,但学业自我效能感对在线临场感并没有显著预测作用。因此,在线教学中,在线学习设计者和教师应该注重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同时,可通过一定的方式对大学生进行正念训练以提高大学生的正念水平,这样有助于改善他们在线学习的临场感,从而提高在线学习效果和在线课程教学质量。

凉山彝族农村隔代养育问题的社会工作介入策略研究

西南少数民族农村大量青壮年人口外出务工,隔代养育逐渐成为主要家庭抚养模式。聚焦凉山彝族农村社会中的隔代养育问题,通过田野工作,梳理出凉山彝族农村社会中隔代养育的基本情况,包括本地的彝式教育情况,彝族隔代养育涉及的各主体情况。发现彝族社会中存在一种特殊养育者,即家支系统,也发现彝族农村隔代养育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如养育者教育观念落后,知识陈旧和社会文化适应程度低;被养育者自理能力、智能发展和心理健康等存在问题;大量老年人和儿童留守凉山,他们各有现实需要且面临各种实际问题。为解决上述问题,从本地隔代养育家庭层面,家支、学校、社区层面,凉山彝族整体社会系统层面提出有针对性的社会工作介入策略。

社会冲突视域下基层柔性治理:概念、意义与策略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统筹推进乡镇(街道)和城乡社区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关乎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意义十分重大。而善治则是对整个社会的要求,不仅要有好的政府治理,还要有好的社会治理。善治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过程,其本质特征就是国家与社会处于最佳状态。柔性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通往善治的一个桥梁。基于社会冲突理论,采取案例研究法,对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深度剖析,正因为基层社会的刚性治理往往会导致:一是会把人看成是接受监督的对象,而不是服务的对象;二是会进一步强化治理主体和治理规则的权威性,导致沟通、人格的不对等;三是会导致暴力(包括语言暴力)容易发生和情感价值难以凝聚,所以柔性治理就显得非常有必要和意义,其至少在两个方面可消除刚性治理的不足:一是柔性治理可以促进社会团结;二是柔性治理可以达到社会的善治。要想达到柔性治理则需要:一是积极采取非强制性的社会控制方式和服务型政府建设;二是做到以人为本的基层治理;三是关注百姓的心理过程和激发内在创造力以实现自我服务。总之,柔性治理既是社会建设与政治实践的需要,也是人民的需要,其对基层治理走向善治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未来,在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柔性治理的思维也需被积极践行,治理也要应对人才匮乏和数字乡村等各方面的挑战,只有做到未雨绸缪,基层社会才能更好的善治和稳定。

民俗叙事理论下传统古镇复兴路径探讨——以重庆云安古镇为例

重庆市云阳县云安古镇因盐而兴,在数千年的制盐历史中,形成大量与盐相关的民俗节会、风物传说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别具一格的庙宇会馆等物质文化遗产和地方物产。随着盐制改革、盐泉枯竭及三峡工程启建,云安古镇及古盐场的大部分没于河水之下并逐渐走向衰落。在乡村振兴背景下,通过民俗多重叙事理论——话语文字叙事、景观物象叙事、仪式行为叙事和数字媒体叙事等指导古镇复兴实践,可以帮助云安古镇进行文化品牌塑造,发掘地方民俗文化底蕴,为古镇的保护和复兴提供参考与借鉴。

国外风险认知研究:回顾与前瞻

以1969年《社会收益与技术风险》一文的发表为起点,从风险认知的影响因素、风险认知的类型等五个方面对近半个世纪以来国外风险认知研究的成果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回顾。结果发现:收益、恐惧、世界观等因素均可对风险认知产生影响;至少存在五种类型的风险认知;基于被调查者的自我报告,形成了心理测量范式、认知绘图等多种测量方法;风险认知与风险行为之间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多样化关系;风险认知是有效风险沟通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风险认知影响因素的综合性理论框架建构,风险认知与风险行为之间关系的厘清,特别是风险认知对风险行为的影响机制的剖析等方面,风险认知研究还有进一步的拓展空间。

自我同情和意义应对在IVF-ET女性正念干预效用中的中介效应研究

[目的]探讨自我同情、不孕应对和情绪调节困难在正念干预对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VF ET)女性生育生活质量影响中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Pearson相关、多重线性回归和Bootstrapping法,对正念干预与常规治疗的非随机对照实验数据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正念干预后,除主动面对外,自变量(正念)、中介变量(自我同情、意义应对、主动回避和情绪调节困难)与结果变量(生育生活质量)的变化得分之间两两相关(P<0.05)。中介效应分析显示,自我同情和意义应对是正念干预改善IVF ET女性生育生活质量的中介变量。[结论]自我同情与意义应对是正念干预改善IVF ET女性生育生活质量的关键元素。临床医护人员在对IVF ET女性的心理干预中,可以加入改进病人的自我同情和意义应对的内容,以帮助她们更好地处理不孕及IVF ET治疗对生活质量的不利影响。

自媒体时代网络反腐娱乐化的现实表现及应对策略研究

伴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媒介娱乐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是严肃的反腐领域。近年来,网络反腐成效显著,但也出现了明显的娱乐化倾向,表现为网络谣言泛滥、聚焦官员情趣偏好、侵犯个人隐私、非理性集体狂欢等。究其原因,与媒介对经济利益的追逐、技术的强有力支持、社会文化转型的催化刺激密切相关。要加快网络反腐立法、建立官民对接的反腐机制、加强对媒体的综合管控以及提升网民的媒介素养,切实改变网络反腐的娱乐化倾向,确保网络反腐健康发展。

春节家祭仪式的传承与现代变迁——基于四川省江油市永胜镇的田野调查

春节家祭仪式是以家庭或家族为基本组织单位,在新旧交替之时举行祭祀祖先和各类民间俗神的传统仪式活动。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以父系为轴,以孝为核心,强调宗法制的家庭伦理观念,并推动家祭仪式的弘扬与传承。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推进,传统祭祀仪式也在社会变革中不断变迁。由此,以江油市永胜镇家祭仪式为例,运用家庭民俗学方法,通过对该地区春节家祭仪式过程与祭祀对象的考察,可以发现,孝道文化、祈福迎祥和文化认同是仪式传承的核心内容,非遗保护为仪式传承提供政策支持。而现代化和城市化语境下的生活方式、居住环境和思想观念的时代变迁是影响家祭仪式内涵与外延发生改变的主客观原因。

“习惯法”到“制定法”:中国法律民俗学的百年变革--兼论罗致平法律民俗学研究实践

法律民俗研究在我国自清末民国时既已出现,它为进一步发展20世纪80年代由罗致平提出的民俗学分支学科——法律民俗学奠定了文献基础,然而此后针对法律民俗学的进一步阐述却未跟上。纵然20世纪90年代乃至21世纪以来的“殡葬改革”和“非遗保护”研究,也未能掩盖法律民俗学本身理论和方法探索的缺失。如今,“公序良俗”早已成为制定法的常用术语,但法律民俗学的研究成果却依然少见。

“互联网+”田野实践教学问题反思:作为方法的家庭民俗学

“互联网+”在当代教育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且在“非常时期”开展的“线上教学”则能在一定程度上维系课堂教学的连续性。不过,以理论教学为内容依托的“线上教学”并不利于“实践”课程的开展,而民俗学的“田野作业”恰是这类课程的典型代表。作为民俗学初学者走向民俗学研究的基础,线上理论教学之外的“田野”空间,虽可转移到“虚拟社区”和“家庭民俗学”,但“现场感”的缺失不仅会影响教师指导,亦会降低学习者对“田野作业”技能的把握。然而,现有田野和教学经验指出,如何进一步完善“实践”教学的线上模式,仍需深入思考。此外,“线上教学”并非时下才兴起的教学技术,故而对之应报以平常之心,如此方能在应对“非常”事件时,从容使用互联网平台。

党群社会工作的角色定位、可行之法及前景预期

党群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的一个重要分支,也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实践范式。党群社工在诸多招聘中出现,如“为进一步加强基层党建工作,中共重庆市XX区委组织部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批党群社工(临时聘用人员)”等。可见,党群社工设立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基层党建,采取的办法是用社工做党群工作。

从宗族到家庭:土家族村落信仰空间与权力走向

民族地区是传统民间信仰文化的主要聚散地,随着时代及社会生境变迁,其信仰内涵、功能、仪式过程以及人群互动等都在发生显性或隐性变化。基于渝湘鄂界邻区域土家族村落民间信仰民俗现状梳理,发现其在内部物理空间和记忆空间博弈下显性强弱关系变化,以及外显表征为乡村关系网络重构和乡村权力结构调整,内涵逻辑实为乡村社会权力结构中宗族权力的式微和家庭权力的增长下宗族时代向家庭时代更迭的社会现实。基于民族传统文化视野下的乡村社会权力结构演化探讨,有利于新时代背景下民族乡村振兴的路径探索及现实实践。

青少年网络风险认知的理论建构

青少年网络风险认知是青少年在进行网络信息获取、网络沟通交流、网络娱乐或网络商务交易等的过程中,对该行为遭遇负面结果的可能性及其后果严重程度的一种主观认识。青少年网络风险认知的理论建构涉及青少年网络风险认知水平的测量、青少年网络风险认知影响因素的分析等。研究认为,采用心理测量范式,可实现对青少年网络风险认知水平的测量;影响青少年网络风险认知的因素包括青少年个体特征、网络知识、网络使用经验、网络信任、网络风险态度、网络风险经历等内生因素和网络行为的类型、网络活动场所、媒介传播、家庭背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同辈群体等外源因素;青少年网络风险认知将对他们的网络行为产生影响。

就业帮扶对连片深度贫困地区犯罪率的影响——以四川甘孜阿坝州为例

运用2011—2016年数据,以四川甘孜阿坝州为例,分析就业帮扶工程对连片深度贫困地区犯罪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就业帮扶工程对侵财和暴力两种类型的犯罪率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不考虑其他影响因素条件下,就业帮扶工程参与率每增长1%,侵财犯罪率和暴力犯罪率分别下降0.0064%和0.0022%。政府福利支出、城市化水平、人均耕地面积和水利设施完善程度等变量对两类犯罪率都有显著负向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家庭人均纯收入和家庭资产拥有量对犯罪率有显著负向影响。人均受教育年限仅对侵财犯罪率有显著负向影响,对暴力犯罪影响不显著。此外,就业帮扶工程因其可以为低收入和易受灾群体提供就业机会和收入保障,对因自然灾害引起的犯罪率上升也有明显抑制作用。

后金融危机时代智利养老金制度改革创新及其效果评价

以智利为首的拉丁美洲国家一直是成功实施个人账户养老金制度的典范,但2008年金融危机后再次国有化改革的逆转使得很多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开始重新审视养老金私营化改革模式的发展和走向。因此,基于后金融危机时代智利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动因,文章梳理了其在完善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提高养老基金管理效率、强化个人养老责任和激励延迟退休等方面的创新举措,并结合实际运行数据对政策效果进行评价。同时,分析了智利养老金制度存在的潜在风险,从而得出促进我国个人账户养老金制度可持续运营的一些经验启示。

社区环境与体育锻炼:基于CLDS2018的实证分析

群众体育参与水平是衡量体育强国的重要指标之一,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举措。既有研究多从个体视角探讨体育锻炼的影响因素,较少关注社区环境的影响。研究从社区环境出发,采用全国性调查数据检验社区环境对中国城市居民体育锻炼的影响。研究发现,社区环境对体育锻炼有显著影响,但不同社区环境因素的影响不同:(1)邻里关系、锻炼氛围、社区体育组织参与度显著正向影响体育锻炼参与,有无运动/健身场所对其无显著影响;(2)邻里关系、锻炼氛围、有无运动/健身场所、社区体育组织参与度显著正向影响锻炼频率;(3)锻炼氛围、有无运动/健身场所显著正向影响锻炼时间,其他因素无显著影响;(4)锻炼氛围显著正向影响锻炼强度,社区体育组织参与度显著负向影响锻炼的强度,其他因素无显著影响。

生存之道:网络文学作者的劳动分化与主体实践

本文试图在劳动力商品化理论框架下对网络文学作者的创意劳动进行分析,并探索网络文学作者多样化的主体性实践。研究发现,平台经济下的网络文学生产正经历着新一轮的商品化过程;与此同时,网络文学作者多样化的主体性实践体现在其应对劳动力商品化趋势的行为策略上,并形成劳动分化现象。本文认为网络文学作者应对被平台资本商品化的策略基于自身在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谈判力量、职业化身份认同等方面上的差异而展现为“加入游戏”“调试”“狂欢”“逃离”这一递进的层级化行为表现。网络文学作者多样化的主体性实践也折射出在平台资本主义下信息社会中个体被过度商品化的困局。

传统节日习俗中地方性防疫知识的传承与转型

传统节俗中蕴藏着丰富的地方性防疫知识,但其代际传承却在传媒的“泛娱乐化”中被掩盖。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规模的扩大、交通网络的便捷以及知识体系的专业化,人们对疫病的理解也开始走进“反经验”的认知领域。相较于利用节俗以强化俗民防疫意识的传统社会,追求科学防疫的当代民众不仅弱化了曾经的自主防疫行为,也更依赖权威的“真知”传输。针对防疫普及相对匮乏的生活事实,建立合理的“防疫”科普机制是极为重要的公共事业,而节俗的有序性和年度循环性则能为其提供时序支撑。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学机制的在地化建构探析

与“非遗进校园”密切相关的“非遗研学”或“非遗研学旅行”拓展了非遗传承的时空跨度,改善了非正规教育难以适应时代发展的困境。从社区出发构建的在地化非遗研学(旅行)机制,是以本地非遗代表作项目为对象,将研学置于首位,旅行作为辅助。也就是说,正规教育在介入非遗传承时,旅行目的地的选择并不以距离远近为先导,而以青少年在校期间能否有效传承本地非遗为考量核心。在地化非遗研学(旅行)机制不仅要于在地化的制度设计中深化在校青少年对非遗传承的社会责任意识,更要在研学旅行的具体实践中切实保障本土非遗的生活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