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对重庆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6-2021年重庆市38个区、县的面板数据,分别使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以及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三个分类指数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泰尔指数,构建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重庆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的影响情况。研究结果表明:重庆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处于“U”型拐点之前,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可以使城乡收入差距缩小;重庆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水平的提高,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数字普惠金融依托数字技术开展线上金融服务提高了普惠金融的覆盖范围,使落后地区的居民也能享受到多样的普惠金融服务,有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但数字普惠金融的数字化程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部分区县数字普惠金融的数字化程度处于“U”型拐点之后,数字化程度提高了金融门槛,阻碍了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发展,不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

金融要素集聚的绿色创新效应:空间关联特征与城市群异质性

区域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是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基础,而金融要素空间集聚则充当着科技创新活动的重要加速器。现有文献围绕着金融要素集聚和绿色技术创新两条主线展开广泛讨论,也关注到金融要素集聚所内生的绿色创新效应,但较少基于城市群这一新时期区域协同发展的新型空间载体,系统考察两者的空间关联效应及其区域异质性特征。因此,选取国内十大代表性城市群,对其内部金融要素集聚和绿色技术创新的时空演变轨迹和空间关联异质性进行多维度诊断。研究发现:第一,金融要素集聚有助于通过各种空间效应加速城市群内部的绿色金融发展,进而正向驱动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第二,城市群范围内的金融要素集聚不仅会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明显的本地促进效应,也会同时形成显著的空间溢出效果;第三,金融要素集聚对于绿色技术创新的空间效应还会受到城市群金融集聚模式、行政层级特征、经济发展状况等因素制约。有鉴于此,区域协同发展过程中,应围绕城市群发展定位构建差异化的金融要素集聚模式,因之打造契合于不同城市群现实约束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和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同时深度挖掘金融要素集聚对于绿色金融发展和绿色技术创新的空间传导效应及其异质性特征,推动金融改革和绿色发展的有效空间互动。

金融集聚与城市经济效率:基于城市群视角的实证

城市群是中国经济空间重构和高质量发展的载体,金融集聚则是区域范围内资源优化配置的动能。文章基于2008—2021年国内十大典型城市群数据,梳理金融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的空间影响,结果表明:(1)金融集聚具有显著空间溢出效应,不仅能正向驱动本地经济效率提升,还能带动周边城市效率提升;(2)金融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呈现“倒U”型特征,适度金融集聚有助于提升城市经济效率,过度集聚则会产生负向作用;(3)金融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受制于城市群模式特征以及区域资源要素流通,多核城市群金融集聚的经济效率提升作用显著高于单核城市群。由此,城市群建设既需充分挖掘金融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推动金融要素合理适度集聚,又要强化地理空间内的资源要素流通,更应围绕不同地域特征和城市群形态设计差异化的金融发展策略。

普惠金融对农户家庭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

采用2013-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基于非线性动力学理论及贫困陷阱理论测度农户家庭经济韧性,深入探讨普惠金融对农户家庭经济韧性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普惠金融有效提高了农户家庭经济韧性,普惠金融水平每提高1%,农户家庭经济韧性就提高0.4%,并且这一结果具有稳健性;普惠金融增强农户家庭经济韧性主要通过促进家庭资产积累和促进创业两条路径;异质性分析表明,普惠金融对男性户主、中青年家庭、较高人力资本、收入水平更低、位于中西部地区等特征的农户家庭经济韧性增强效果更好。

金融—科技协同集聚与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空间耦合模式视角

区域一体化协同发展依托于特定的空间载体,也依赖于金融和科技资源的空间集聚和溢出。以2008-2017年中国十大典型城市群的158个城市作为研究样本,运用空间地理分析和门槛效应诊断系统梳理了不同城市群金融—科技空间耦合的时空演变及其实际影响,发现:金融—科技集聚的空间耦合呈现出显著的“核心—外围”扩散与梯度分布特征,并与城市群经济联系强度的时空演变高度一致;金融—科技的空间耦合对推动城市群一体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该种效应伴随耦合协调程度提升呈现边际递增特征;金融—科技空间耦合的正向效应受制于金融集聚和科技集聚两个子系统的状况及其差值,其中金融集聚的正向门槛效应更强,而科技集聚的门槛效应则呈现U型演变。由此,加速城市群的一体化需要以都市圈为抓手,以金融集聚为先导,推动金融和科技两个子系统的空间耦合,并针对不同城市群设计差异化的策略。

货币政策调控对数字金融业务发展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分析

数字金融业务发展既源自科技创新成果的应用,也根植于特定的货币政策环境。以货币政策环境变化为研究切入点,采用2011—2020年我国33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集,基于文本词频方法系统梳理了货币政策调控对于数字金融业务发展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研究发现:货币政策调控对于国内数字金融业务发展具有明显的逆周期影响,且对不同类型数字金融业务的实际影响存在明显差异;货币政策操作方式也会对数字金融业务的周期性特征施加显著影响,同时其影响也具有时间和地区层面的异质性。由此,推动国内数字金融业务的有序健康发展,不仅应从数字金融对传统金融服务的补充和替代效应出发,营造与之匹配的货币政策环境,还应完善现有货币政策框架体系,针对不同类型数字金融业务和区域金融环境约束打造针对性的数字金融发展战略。

互联网金融创新与监管并行策略研究

运用演化动态博弈方法分析互联网金融创新与监管间的动态博弈,推演出并行策略演化路径,并通过仿真模拟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互金企业创新意愿与创新收益、监管成本正相关,与创新成本和可能罚金呈正态分布关系;监管部门监管意愿与罚金、监管额外收益正相关,与创新收益负相关,与监管成本呈正态分布关系;创新成本对监管部门的监管策略没有影响,但与监管部门非监管策略的概率负相关。因此,互金企业应以合规为前提,通过技术、模式及产品的创新提高创新收益,通过多样化营销渠道降低创新成本;监管部门可通过监管科技来降低监管成本,且在互金企业创新意愿不强时采取多种措施来刺激或鼓励创新。该研究有助于厘清互联网金融中互金企业创新与监管机构之间的激励约束,为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提供更多理论支撑和政策启示。

数字金融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利率传导与货币乘数冲击

数字金融极大地改变了传统金融业务的实现方式,对现有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与作用效果产生了影响。文章把数字金融变量导入IS-LM-CC均衡模型,对利率传导影响货币政策的效果进行理论分析,运用微积分和弹性分析法对货币乘数的各个变量进行理论推导,并且以2007年第一季度至2022年第一季度数据为基础,运用VAR和IVAR模型对数字金融影响利率传导的效果进行实证检验,并对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再运用VEC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货币供给乘数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疏通了利率传导渠道,提升了货币政策传导效果;数字金融对货币乘数产生了一定冲击,对狭义货币乘数的数量型货币政策传导可能存在短暂失效,但总体上强化了广义货币供给传导机制与效果。

央行数字货币对金融稳定优化研究

各国中央银行纷纷加入数字货币研发大军,央行数字货币带来的潜在风险不容小觑。央行数字货币可能对银行业、货币政策、金融监管造成不稳定性,从而导致金融不稳定性。研究发现,央行数字货币会通过导致银行脱媒、挤压中间业务来影响银行业不稳定性;也会通过削弱负利率政策、引发过度信用创造、影响货币政策传导效率及效果三条路径影响货币政策不稳定性;还可能由于概念界定模糊、底层技术漏洞、用户信息泄露、地区推广时滞等因素,造成金融监管的不稳定性。研究从整体和局部分别给出相应的金融稳定优化建议。

金融专业硕士“三维一体”课程教学质量综合评价

该文在构建金融专业硕士“三维一体”课程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以金融数据分析课程为例,通过问卷调查数据并结合相关模型对课程教学质量进行综合评价。首先,根据教师问卷运用AHP层次法确定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权重;其次,根据学生问卷测算教学质量评价结果,运用Tobit模型分析影响教学质量的相关因素;最后,根据结果给出相关改进措施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基于城乡多维差距视角

基于2012—2019年中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的面板数据,从城乡多维差距视角出发构建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理论框架,首先运用熵权法从收入、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4个方面构建城乡多维差距测度体系;然后运用两阶段工具变量法(2SLS)分别从数字普惠金融总体、一级和二级不同维度分析对城乡多维差距的影响,以探讨数字普惠金融的包容性增长作用;再从区域和时间两个角度探讨数字普惠金融的异质性影响;最后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第一,数字普惠金融总体上能够显著缩小城乡多维差距,促进包容性增长,且对城乡收入差距、非收入差距均存在显著的收敛作用;第二,就数字普惠金融各维度而言,一级维度上的广度和深度均能产生显著收敛作用,但数字化程度的影响却是不显著的,二级维度上的支付、信贷和保险业务均产生显著收敛作用;第三,异质性方面,区域异质性上东、中部地区收敛作用显著,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不高使得影响不显著,时间异质性则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正式提出以来的收敛作用更强。因此,要完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农户金融基础知识的培训,弥补金融服务的短板。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研究——基于金融发展的门槛效应

基于理论分析,利用2003—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覆盖经济、社会和环境共20项指标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评价体系,借助熵值法,测算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综合指数,并建立含有金融发展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新型城镇化影响的金融发展门槛效应。结果显示:样本期内,中国OFDI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存在金融发展双门槛效应,即金融发展低于第一个门槛值时,OFDI对新型城镇化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当金融发展位于两个门槛值区间时,OFDI对新型城镇化具有负效应但不显著;当金融发展跨越第二个门槛值后,OFDI对新型城镇化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能缓解消费不平等吗?

基于2012—2018年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居民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及其深层原因。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并未缓解消费不平等,反而起到加剧作用。收入不平等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加剧消费不平等的过程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进一步探究发现,由于学历分化带来的认知偏差和收入差距带来的消费能力差异,使得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增大了低学历、低收入群体的消费相对剥夺,加剧了群体间的消费不平等。最后,提出通过提升地区数字化程度以降低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门槛,提高低学历和低收入群体的参与度,将有利于缓解居民消费不平等,进而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达成。

我国养老金融研究热点与前沿趋势——基于Citespace的可视化分析

“十四五”时期我国人口老龄化进入加速转型阶段,“未富先老、未备先老”与“老有所养”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养老金融逐渐成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热点研究领域。文章从中国知网数据库中选取了2007—2022年收录的关于养老金融的843篇文献,利用Citespace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研究表明:近年来,养老金融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发文量快速稳定增长;随着养老金融相关研究不断深化,研究方法、研究主题和研究视角更加多元,未来中国养老金融研究应在微观主体合作、养老金融模式建设、养老产品创新等方面不断深化和拓展。

重庆市碳金融交易市场风险评估——基于GARCH-VaR模型

随着碳金融交易市场的不断扩大,投资者越来越多,但碳市场是一个崭新的领域,政府对在碳金融交易市场中的投资风险分析并未形成完整的评估体系,风险的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未来碳交易市场的发展。本文将重庆市碳金融市场历史交易价格数据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对重庆市碳金融交易收益率的波动特征进行分析,采用GARCH-VaR模型对中国碳交易网的碳日收益率在90%和95%两种不同置信水平下的不同特定期限对重庆市碳金融交易市场中的风险进行度量,分析投资风险。

数字金融对县域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14-2020年中国1453个县域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对县域经济韧性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够显著增强县域经济韧性,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以上结论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能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县级经济韧性水平。异质性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中东部县、大型县和金融排斥程度较强县的经济韧性水平的提升作用较大。数字金融对县域经济韧性的影响还具有双重门槛效应,当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弱时,对县域经济韧性促进作用较小;而当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跨过第一门槛和第二门槛后,其对县域经济韧性的促进效应明显增强。为此,本文提出加大数字金融普及力度、鼓励科技创新、结合县域特点因地制宜、科学施策,同时也需加强对数字金融的监管。

数字普惠金融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吗?——基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分析视角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对经济发展的质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如何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便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双循环”分析视角出发,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得出如下研究结论:(1)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子维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一影响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段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2)产业结构升级、消费结构升级与进出口贸易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都发挥着中介效应。(3)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传统金融超过门槛值后会显著增强,但一级数字鸿沟与二级数字鸿沟则会分别对中部、东部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负向的调节作用。

数字基础设施投入能否提高城市能源利用效率

作为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和创新发展的抓手,数字基础设施投入对实现节能减排和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9~2019年我国28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借助渐进双重差分模型考察数字基础设施投入对城市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及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投入可以显著提升城市能源利用效率,这一结论通过平行趋势检验、克服试点选取非随机性、缓解内生性问题和反事实检验等得以强化。机制分析发现,市场化程度、产业集聚水平和绿色技术创新对数字基础设施投入与城市能源利用效率的关系存在明显的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基础设施投入对能源利用效率的提升作用在产业结构均衡城市、产业结构高水平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更为突出,当样本城市位于长三角经济圈、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和长江中游经济圈时,数字基础设施投入促进城市能源利用效率的效果更好。本研究为因地制宜释放数字基础设施投入在减碳领域和绿色变革等改善城市能源利用效率方面的“数字红利”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有益思考。

财政分权视角下的地方政府多维效用函数与环保支出偏好

国内地方政府的环保支出偏好受制于特殊的财政分权架构,并会受到上级引导、同级竞争、本级财力等多重因素的制约,现有研究较少对财政分权架构下的地方政府的多维效用函数及由此引致的环保支出偏好特征展开讨论。为此,结合理论模型推导及涵盖2012—2019年247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对财政分权架构下的地方政府环保支出的多元驱动机制作出诊断,结果发现:上级政策引导会激励地方政府的环保支出意愿,同级经济竞争和自身财力约束则会对其环保支出力度形成制约;多维约束间存在明显的交互效应,同级经济竞争与上级政策引导对地方政府的环保支出偏好存在显著反向对冲效应,而本级财力约束则会影响地方政府在上级引导与同级竞争压力间的权衡;本级财力约束会透过向上的财政依赖和内部财政支出腾挪两种不同的传导机制影响地方政府的环保支出偏好。因此,应构建兼容地方政府多维目标的综合方案,打造“考核竞争”的动态协同机制,设计适应地方财力约束的差异化路径,以有效解决地方政府环保支出激励问题。

“诚信做人,从诚信考试开始”——重庆工商大学坚持20年“免监考”诚信育人的启示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也是每个人安身立命的基本规范和行为准则。在人格塑造、品德培养方面,诚信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下,大学生的诚信问题不仅是一个需要加强研究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