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三生空间”的生态环境效应演变研究——以重庆市中心城区为例

为探究区域土地利用转型下的生态环境效应演变规律,基于重庆市中心城区2000~2020年土地利用遥感监测数据,结合气泡图谱、生态贡献率、地理探测器等方法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重庆市中心城区以生产和生活空间为主;生产和生态空间重心均位于南岸区,生活空间重心位于江北区;2000~2020年,生活空间范围不断扩张,面积增加376.42km^(2),生产空间面积减少374.70km^(2),生态空间面积总体变化不大;研究区生态环境质量水平呈现“中间低四周高”的空间分布特征,低质区以都市核心区为中心逐年向四周扩散,农业生产空间转换为工矿生产空间是导致该区域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主要土地利用转移类型;自然和经济因素是影响研究区生态环境质量的主要因素,且经济因素的影响作用逐渐增强。

“六个五工程”的地方高校应用经济学研究生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创新研究——以重庆工商大学为例

针对我国研究生综合素质教育模式雷同,多数学校不能根据自身的学科专业特色形成核心竞争力,"同质化"竞争造成研究生培养过程中极大浪费的现状,以地方高校重庆工商大学为例,利用重庆市唯一一个经济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的独特优势,在全面开展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师资、课程、实践、科研、素养、管理"六个方面、"五大工程"的应用经济学人才培养模式,且在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院、财政金融学院等单位进行试点,介绍了应用经济学研究生培养取得的初步成效,并针对仍旧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应用经济学研究生人才培养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对策措施。

长江上游开发中重庆经济发展模式研究

长江开发战略是我国跨世纪发展的重要的国家战略,也是西部开发成功与否的关键与突破口。长江经济带整体发展水平较高,但区域内存在较大的不平衡,长江上游地区相对落后。重庆作为长江上游中心城市,要发挥其城市聚集效应就必须探寻和实践依靠内力发展地方经济的道路,寻求知识和技术为本的区域发展战略。重庆要加快企业集群的建构,增强集群效应与竞争势力;跳出农业看“三农”,促进工农业和城乡协调发展;实施循环经济,建立资源节约型产业体系;构建教育与培训创新体系,提高区域发展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吸收技术的能力。

长江上游地区环保投入的经济、社会与环境效应——基于重庆市的实证研究

环保投入不仅能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也有助于提高社会就业水平。重庆作为长江上游地区的战略基点,有助于引领推动由"环境代价换取经济增长"向"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增长"转变。文章以长江上游地区重庆市为例,从环保投入切入,利用1997-2014年相关数据,首先分析了重庆市环境投入状况,然后基于计量经济模型,研究了重庆市环保投入对经济增长、社会就业与环境质量的影响。研究表明,重庆环保投入总体上呈逐年上升趋势,环保投入对促进经济增长、促进环境质量的提高具有积极影响,但对社会就业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

基于两种模型的研究生培养质量评价比较研究——以重庆工商大学应用经济学研究生为例

以重庆工商大学应用经济学研究生为例,利用调研数据构建AHP下模糊综合评价模型与BP神经网络模型,对研究生培养质量进行综合评价与比较分析。结果表明:两种模型均可用于评价研究生培养质量,两者评价结果基本吻合,且基于AHP的模糊综合评判法更有利于对研究生培养质量的评价。其中,质量保障、实践创新及协同培养是影响研究生培养质量最重要的因素,学校应严格控制培养环节,重视实践创新,促进"政产学研"协同培养,有利于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升。

农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及其农户增收效应研究——以长江上游地区为例

以长江上游地区为例,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了农业和典型服务业——旅游业、文化产业、物流业、金融业的融合发展水平,并基于2000—2019年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农业与典型服务业融合发展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长江上游地区四省市农业与典型服务业的耦合协调度均呈上升发展态势,基本实现了从失调衰退向协调发展的转变。重庆、四川农业与服务业各行业的融合水平较高,云南、贵州则相对较低;针对较高融合水平的川渝地区,重庆在农业与文化产业、农业与物流业、农业与金融业上融合程度都较好,四川则在农业与旅游业融合上具有相对优势;针对融合程度较低的云贵地区,云南除了农业与金融业融合相对滞后外,在农业与旅游业、农业与文化产业、农业与物流业的融合上均领先于贵州。计量检验显示,长江上游地区农业与旅游业、农业与文化产业、农业与物流业、农业与金融业融合发展的增收效应均显著。因此,农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应结合长江上游地区实际和空间发展特点,统筹处理好农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及与农民增收之间的关系,通过合理推进农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有效发挥其对农民增收的积极推动作用。

长江上游地区城乡一体化实证研究

城乡一体化强调城乡间人口、技术、资本、资源等要素的交流、融合,但并不排斥差别,相反,这种差别是城乡之间合作、互通的基本动力,而且在科学合理的配置安排下可以转化为各自特色,促进协调发展。研究发现,在长江上游地区城乡一体化进程中,重庆和四川走在了云南和贵州的前面;处于城乡一体化的中高等级水平的地区比例,重庆和四川分别占到56.41%和42.85%。

长江上游一级支流县域经济时空差异研究——基于乌江流域的ESDA-GIS分析

长江上游地区的发展效益和质量直接关系到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效益和质量。[1]本文基于主成分分析方法和探索性空间分析技术(ESDA),分析了长江上游南岸地区最大支流——乌江流域的53个县域单元2005-2015年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演变和空间自相关性。结果表明:(1)乌江流域县域经济呈"S"形分布格局,即存在以涪陵区、遵义市-贵阳市、钟山区为中心的三大增长极;(2)Moran’s I指数从3.038增长到4.526,表明乌江流域县域经济的正向空间集聚现象越来越显著;(3)LISA图、Geis-Ord Gi*分析表明,乌江流域发达区县带动周边区县出现"片状"均衡化发展,落后地区亦出现"圈层"扩散现象,并有继续落后的趋势;(4)经济发展基础、地理区位条件、空间临近效应等是导致乌江流域县域经济时空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

长江上游经济带城市经济活动及其中心性测度

在分析城市中心性理论的基础上,以长江上游经济带为研究对象,以产业部门作为经济活动的代表,选取就业人数作为测度指标,衡量区域内城市基本经济活动的中心性强度。进行空间层次划分表明,在城市对外服务相对重要性方面,长江上游经济带整体上呈现出一种阶梯分布的形态,而区域间呈现出断层和集中分布等不同形态。

长江上游经济带的范围及其经济核心区研究

长江上游经济带是一个国土综合开发区,是从攀枝花到宜昌的长江干支流所流经的沙丘、平坝地区所在的以县级行政单元为基础的空间地域体。长江上游经济带由成渝经济区、三峡库区和长江上游江南地区三部分区域构成,其中成渝经济区是其核心区。成渝经济区具有独特的优势和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是西部大开发的火车头,是中国的战略后方基地和21世纪发展中的重要增长极,也是国家实施"五个统筹"方针的关键地区之一。

长江上游地区实施农村创新战略研究

农村创新分为原始要素主导、初级要素主导、中级要素主导和高级要素主导四个阶段,包括需求创新、要素创新、产业创新、环境创新、组织创新、体制创新和文化创新。长江上游地区农村创新总体上处于初级要素主导阶段,并存在七大障碍。因此,长江上游地区农村创新的基本模式是政府主导型的,必须全面建立初步的农村创新体系;构筑利于中级水平创新的钻石结构,推进重点农村区域的创新;打牢农村小康的环境基础和村民素质基础,突破难点区域的农村创新。

产业集中度视角下长江上游化工产业发展研究

化工产业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化进程和现代化程度的标志性产业之一。基于西部地区的矿产资源优势和已有产业基础,本文从经济区视角切入,通过对长江上游地区化工产业集中度调查,找出该地区化工产业结构的内在矛盾,就该地区化工产业优化提出相应对策。

长江上游地区乡村生活空间生态化水平测度及区域差异研究

在构建乡村生活空间生态化发展指标体系基础上,以长江上游地区重庆、四川、贵州和云南为例,基于2007-2019年相关数据,采用改进的熵权法对乡村生活空间生态化水平进行综合及分维度测度,并进行地区差异分析。研究发现:长江上游地区乡村生活空间生态化水平的均值从2007年的1.3339增加到2019年的1.6150,均值排序为四川(1.5410)>重庆(1.5153)>云南(1.3981)>贵州(1.3567),且整个上游地区内部差距呈先扩大后缩小的发展趋势;长江上游地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环境卫生、生活水平分维度指数皆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分维度生态化指数均值呈现出环境卫生>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生活水平的特点;基础设施、生活水平维度生态化指数均值表现为重庆>四川>云南>贵州,公共服务、环境卫生维度生态化指数均值则表现为四川>重庆>云南>贵州。从地区差异来看,重庆、四川乡村生活空间生态化指数及分维度生态化指数均值高于长江上游地区整体均值,云南、贵州则低于整体均值。

论地方政府在区域合作过程中的行为——以重庆与长江上游其他省市关系为例

区域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地理位置临近的需要。尽管在地理位置方面没有关系的区域之间也可以有区域合作,但更多地表现为企业行为而不是政府行为。重庆与长江上游其他区域之间有地理上的密切关联,并且具有悠久的历史,政府在推动区域合作优化方面具有不可推卸和难以替代的责任。中央政府可以对这种区域合作发挥重要作用,但是,相比之下,地方政府在其中更有积极性也更适合来扮演推动这种区域合作的主角。

乡村绿色发展效率评价与影响因素研究——长江上游地区为例

研究基于2001-2016年长江上游地区面板数据构建投入、产出指标,运用非导向下包含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和Tobit模型对长江上游地区绿色发展效率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2001年、2002年,长江上游地区乡村绿色发展效率在研究期内最高,2003-2016年,该效率保持相对稳定;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素质对乡村绿色发展起正向促进作用,而城市化水平、农业投入品对乡村绿色发展水平起负向抑制作用,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作用则不显著。进一步落实新型城镇化发展要求、优化乡村投资环境、拓宽投资渠道、提高劳动力素质、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等推进长江上游地区乡村绿色发展。

城市生活空间生态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水平测度研究--以长江上游地区为例

从生活设施、生活服务、生活环境、生活水平四个方面构建城市生活空间生态化发展指标体系,以长江上游地区重庆、四川、贵州和云南为例,基于2007—2017年相关数据,采用改进的熵权法对城市生活空间生态化水平进行测度,并进行地区差异分析。研究发现:长江上游地区城市生活空间生态化水平均值从2007年的1.2932增至2017年的1.6766,且生活设施、生活服务、生活环境、生活水平四分维度生态化指数均呈现上升趋势,发展水平按均值大小排序为生活环境、生活服务、生活设施、生活水平;从地区差异来看,重庆、四川城市生活空间生态化指数高于长江上游均值,四省市排名为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且内部差距呈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

长江上游地区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创新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而区域经济发展是创新的基础。本文采用熵权法确定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得出长江上游地区2006—2016年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同时采用耦合协调模型测度了长江上游地区2006—2016年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结果表明:长江上游地区整体的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不断上升,已由轻度失调上升为中级协调;从区域内部来看,重庆市、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四个省市的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也在不断上升,但却明显表现为"两高两低"的不平衡现象。对此建议:在加强云南省与贵州省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同时,还应加强四省市之间的创新合作与经济合作,强化重庆市、四川省对云南省和贵州省的带动作用,不断推进长江上游地区协调发展。

长江上游地区产业集聚的测度及比较

本文利用区位商和产业集聚指数指标,对长江上游各地区36个二位数工业门类的产业集聚现状进行了测度;同时,根据产业集聚程度的不同将其划分为产业集聚强化、形成、退化和劣势四个部分,并对4个地区进行了比较研究。

长江上游地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

以长江上游地区为例,从农业内部整合型融合、农业产业链延伸型融合、农业功能拓展型融合、先进技术对农业渗透型融合等四个层面,构建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然后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熵值法综合评价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并基于2004—2016年的面板数据,进一步对长江上游地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长江上游地区农村产业融合总体水平从0.2088提升为0.6116,提升了0.4028,在四种细分模式中,先进技术对农业的渗透型融合发展态势最为突出;四个省份中,四川省、重庆市农村产业融合水平较高,云南省、贵州省则相对较低;消费需求、土地流转、技术进步、基础设施、环境质量、人力资本、金融发展等因素都从不同程度作用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各因素因为模式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作用。

基于Logistic的长江上游地区工业污染EKC检验分析

运用多项式模型对长江上游地区工业三废污染进行EKC检验,并借助Logistic模型分析EKC拐点的时间路径,同时对污染的影响因素作面板数据多元回归分析。研究发现:污染指标的选取不同,工业污染与人均GDP的关系也不同,废水排放量、废气排放量、固体废弃物产生量、三废综合值与人均GDP分别是倒N型、倒N型、直线型、倒N型的曲线关系;不同曲线拐点对应的人均GDP、到达时间各不相同;长江上游地区三废减排难度也不等同。因此,政府应因地制宜,针对性地加大污染治理力度,优化产业结构,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环境与经济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