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悔的检察情怀——记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侦查局政治教导员许云

走路从来不重复同一条路线，昨天的姿势是昂首阔步，今天的表情变成低头沉思；犀利的目光扫射后，送来的却是憨厚的笑容；远远望去一副沧桑的背影，走近看他，却是如此的干练和潇洒。今年44岁的他，生活中处处流露出特有的“矛盾美”，这固然是缘于那长达十八年的职务犯罪侦查生涯，然而更多的还应归结于他人生旅途中浓浓的检察情怀，

监察调查与检察审查程序之衔接——以审查起诉为关切点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作为一项重大的改革计划,包含了理念转变、职能调整、资源整合和流程再造等多方面的改革举措。此次改革中,国家监察权得以建立并发挥作用,检察院也经历了重塑性变革,国家监督体系随之发生巨大变化。实践中,监察调查与检察审查特别是与审查起诉之间存在着协作意识不强、配合机制不健全、衔接机制不完善等问题,而检察审查程序对监察调查程序的制约也还不到位,仍然面临制度层面和实践层面的诸多困境。为突破这些困境,建议以厘清检监两机关的职能定位、完善第三方介入机制以强化人权保障等路径展开,审视在程序流转过程中的各个具体规范措施,构建起正确的制度障碍破除机制,寻找一条协调顺畅的检监衔接路径。

检察机关司法警察的职能转变研究——以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及预防职能转隶监察委员会为视角

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过程中,检察机关的司法警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与检察机关特定的任务、职责相联系。文章以监察体制改革为着眼点,梳理检察机关司法警察制度发展的前后变化,重点阐述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及预防职能转隶监察委员会后检察机关司法警察参与检察实践的路径探索,提出检察机关司法警察职能转变的若干思考并对检察机关司法警察的未来发展予以展望。

检察机关司法警察参与公益诉讼若干问题探析

职务犯罪侦查职能转隶监察委员会后,检察机关司法警察的职能、职责亟需拓展与梳理,其参与公益诉讼调查程序的方式、内容及具体职责成为探讨的重点之一。如何将检察机关司法警察的工作职能嵌入公益诉讼检察监督活动是新时代拓展检察机关工作职能的重要方向之一。检察机关司法警察应主动探索参与公益诉讼调查程序,推动立法完善,积极参与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在具体的公益诉讼制度建设中强化融合。

检察建议的适用与完善

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重要手段之一。但在实践中,检察建议缺乏足够的权威,对受建议单位整改与否没有约束力,因此,实践中需要进一步明确检察建议的法律地位,完善检察建议的适用。

关于刑法相关条款修正的探讨——以重庆司法实践为参考

自1997年《刑法》施行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先后制定了8个《刑法修正案》。这些刑法修正增设、修改了一些罪名和罪状,调整了一些犯罪的法定刑,使刑法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但司法机关在实践中仍遇到一些问题,在刑法及其修正案中难以有效解决。基于这一要求,建议侧重从实务的角度把握刑法修正的方向,以适应形势发展的新需要。

检察机关错案责任倒查问责机制研究

错案严重侵犯了当事人合法权益,影响了司法公正。错案追究机制在我国早已有之,但仍不成熟、不完善,与公正司法的需求尚有一定差距。对此,应从进一步科学界定错案线索的范围,规范错案线索的受理程序,明确错案责任的调查启动程序、认定程序、问责程序和救济程序,建立检察机关错案责任倒查问责机制等方面着手,建立错案责任倒查问责机制,通过事后监督的方式防范错案,以此来规范检察权,进而提升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

与自己赛跑的大个子检察官

夜幕已垂，灯火点点，一抹余辉落在大个子坚毅的脸庞上，炯炯的眼睛不断的眺望，稳健快捷的步伐飞速的向前奔去。大个子叫田诚，巴南区检察院公诉科副科长，三十多岁，身高接近一米八，长得一副大块头。在身背正义之剑的从检路上，他不断在内心较着劲，同自己进行着赛跑。

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环节律师执业权利保障研究

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改是我国法治建设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特别是进一步加强律师执业权利保障等一系列明文规定,对于进一步维护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相关条款的修正,一方面有利于规范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另一方面也给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带来了挑战。在新形势下,检察机关应当结合工作实际,在做好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同时,切实做好律师执业权利保障工作,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深入推进中国法治建设进程。

贪污、渎职犯罪案件讯问方法与技巧——以三阶段讯问方法为视角

职务犯罪案件嫌疑人在利用自身职务之便实施犯罪时,很少留下有力证据,导致实践中经常出现犯罪嫌疑人诡辩而难以定案的情况。因此,获得符合法律规定的犯罪嫌疑人供述就显得尤为重要。为实现有效讯问,应当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原则允许范围内,在讯问的前期、交锋、交代三个阶段有针对性开展工作,同时在讯问时注意讯问人员的配备、讯问场所的选择和讯问时间的合理分配。

跨境赌博、开设赌场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出入境人员数量猛增,境外赌博窝点针对我国公民的线上、线下引赌、招赌现象时有发生,诱发大量洗钱、毒品贩卖、故意杀人等犯罪行为,危害极大。由于跨境赌博具有赌博地点涉及域外、相关证据收集困难等特点,造成在案件管辖、电子证据收集以及证据认定标准等方面的系列法律适用难题。为了化解法律适用难题,应当结合实践对相关法律规定适时作出修改,明确跨境开设赌场情节严重的情形,按照集中管辖方式明确集中管辖权,并在证据收集问题上采取推定原则。

走出我国假释率超低之困境

假释制度是我国刑罚执行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是我国法制建设极为薄弱的一个环节。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假释率超低,有悖于世界行刑现代化方向。假释率超低是诸多原因纠结的结果,如假释被设计为国家对罪犯的恩惠、假释的实质条件抽象且难以把握、不合理的禁止性规定、人为设定假释比例和倒查制度的影响、假释后监督"虚化"带来的压力。走出假释率超低的困境,需要将假释设计为符合假释条件的罪犯所应享有的一种权利,细化假释的实质条件,取消假释的禁止性规定,摒弃比例限制和倒查制度,强化对被假释罪犯的有效监督和扶助。

设立我国分居制度的社会基础及其制度构想(上)

根据我国《婚姻法》"保障离婚自由,防止轻率离婚"的立法指导思想,设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分居制度,可以为婚姻当事人提供一个离婚的缓冲期间,为双方提供一个冷静思考的机会,使其慎重地处理面临的婚姻家庭纠纷,从而理性地决定是否离婚。这既有利于保护婚姻当事人及其子女的利益,也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设立我国分居制度的社会基础及其制度构想(下)

根据我国《婚姻法》"保障离婚自由,防止轻率离婚"的立法指导思想,设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分居制度,可以为婚姻当事人提供一个离婚的缓冲期间,为双方提供一个冷静思考的机会,使其慎重地处理面临的婚姻家庭纠纷,从而理性地决定是否离婚。这既有利于保护婚姻当事人及其子女的利益,也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刑事诉讼系统向度平衡论

刑事诉讼系统应当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实体真实与正当程序、控诉权能与辩护权能、解决纷争与实施政策向度间保持平衡。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新变化正是运用刑事诉讼生态平衡规律对其进行自觉调控的重要体现,中国刑事诉讼现代化必须努力把握这种规律并具体运用于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改革完善中。

伦理学视野中的刑事诉讼文本及再修改

刑事诉讼法律文本的伦理学考察对增进该法律的伦理正当性水平具有重要的价值评判与观念牵引功能。我国刑事诉讼文本过分偏重整体价值而轻个体价值,偏重安全价值而轻自由价值,偏重实体正义价值而轻程序正义价值。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应当保持法律文本价值向度之间的生态平衡,其伦理品格塑造以程序正义为核心,新型伦理道德体系建构以平等正义为基轴,坚持刑事法治的正义保障机制与新型伦理道德规范体系建设的持续协调发展。

刑事强制医疗程序适用条件的反思——以比较法为视角

2013年开始实施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刑诉法)增设了针对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在近两年的司法适用中,既往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案件仅由公安机关一方主导的局面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但是由于立法规定过于笼统和抽象,经过两年的适用,该程序在司法实践中也暴露了很多问题。通过对域外相关立法的借鉴,进一步细化并充实我国立法的规定,对于强制医疗程序的适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利用网络开设赌场的代理投注行为探析

实践中,开设赌场行为多以非法获取财物为主要犯罪目的,其在荼毒社会善良风俗,惰性化社会经济活动的同时,也给社会民众的生活造成梗阻,危害极大。故刑法打击开设赌场行为,铲除赌博恶习的法益保护机能即肇始于此并任重道远,突出体现在开设赌场行为与网络信息大数据的日益结合之中。刑法及其司法解释对网络开设赌场的行为予以了纷繁复杂的规制,但体系化解释方法的运用却暴露了司法解释与其他法律规范之间在同一问题上的南辕北辙,利用网络开设赌场罪中的代理投注行为如何认定,是理论界及司法实务中的重要基础性理论问题之一,值得在立法理念、法律适用以及法律解释等方面投入较多关注,达至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反哺理论之良性功效。

批准逮捕案件诉讼化审查的困境及对策

随着“以审判为中心”刑事诉讼模式的推进,以及“扁平化”办案理念的深入发展,传统的审查逮捕模式所具有的弱化犯罪嫌疑人主体地位的弊端日益受到各方关注,实践中也呼唤新的审查模式的生发。文章立足于逮捕案件诉讼化审查的理论基础,从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角度,剖析传统批准逮捕案件审查模式之弊端,对逮捕案件诉讼化审查推进过程中的困境做出梳理,并提出应对之策的若干思考。

自首及坦白中“掌握主要犯罪事实”的认定条件探析——以C市王某杀妻案和曾某等人运输毒品、洗钱案为视角

自首与坦白是我国刑法中的重要制度,该制度的建立对促使犯罪行为人主动供述犯罪事实具有重要作用,在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办案效率方面具有较大价值。但在司法实务中,如何把握自首及坦白的认定条件则存在诸多争议,相关司法解释也未能穷尽实务中的各类情形,需要结合实践中的新情况、新案例对自首及坦白的认定条件作出进一步梳理与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