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为视角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271条至273条专门规定了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但还存在适用案件范围过窄、适用程序条件不明确、考察机制不合理的缺陷。在司法实践中,社会调查报告制度、考察帮教机制、刑事和解制度、监督制约机制对于充分发挥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功能具有重要作用。

重庆发展游艇经济的法律问题探析

重庆拥有发展游艇经济的机遇,但相关规章制度还不健全,应该准确定义游艇以界定游艇的范围;制订《重庆市游艇产业发展规划实施细则》,明确产业发展定位,合理规划游艇码头并划分专用航道;为游艇经济发展争取宽松的法律环境,对部分游艇减免游艇特别消费税;探索放宽游艇检验标准。

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所面临的法律困境及对策

今年以来，九龙坡区检察院开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尝试。到8月，共提起刑事附带懂事诉讼7件11人，占同期公诉案件数和人数的0.78%和0.83%，法院判决被起诉的被告人赔偿损失共计5万余元。

我国民事检察法律监督制度的完善路径

法律监督是我国以宪法确认的法律制度,其权力由检察机关统一行使。民事诉讼法律监督表现为检察机关民行检察部门对检察权的行使,具体表现为检察机关依法对人民法院提起的抗诉和提出的检察建议。民事检察是法律监督的有机组成部分,对维护民事司法公正、保障社会和谐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真理共识论: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的实体效力根据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量刑建议的效力问题具有基础性地位,其争议之根源又在于主体问题。应当借鉴哲学上主体性至主体间性的转向,在个案视角中检讨量刑建议在实体适当上的正当性根据。个案量刑对刑事实体法的适用,只能获取合乎主体性理性的似真性幅度。通过量刑协商在法定刑幅度内取得的共识,具有主体间真理共识意义上的客观性和普遍性。量刑建议在真理共识论意义上的实体适当意涵,可以解决量刑情节之认识、形成机制之完善、抗诉问题之处理问题。

高空抛物罪之“高空抛物”探析

情节严重的高空抛物行为涉嫌高空抛物罪。该罪状套用了民法典中高空抛物规范的表述,存在诸多不妥,民法典中高空抛物规范主要考虑其所造成的民事责任归责和责任承担,刑法中高空抛物罪主要考察高空抛物是否因情节严重成立犯罪以及刑罚裁量,二者立法目的、归责方式等存在根本不同。高空抛物罪之“高空”立法用语存在问题,以“空中抛物罪”作为罪名或许更能体现出空中秩序法益全面保护的立法目的。“抛掷物品”可以用手来完成,利用其他肢体动作或者借助器械也可以完成;不作为也可以成为高空抛物的行为方式;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不是高空抛物罪的适格主体,但是其可以利用高空抛物实施其他应当负刑事责任的犯罪。

美国少年司法面临的挑战

少年法院起源于美国。美国少年法院对案件的处理不具备刑事程序的性质,被认为是一种民事程序,因而,其处理也是非罪化的民事处理措施。但是,近20年来,这一做法被认为有损社会公正和公共秩序,出现了少年法院放弃对部分少年案件管辖的现象。少年司法的民事性质这一提法既不符合我国的法律传统,也没有法律依据。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非罪化处理可以通过不起诉制度和前科消灭制度来实现。

量刑监督视域下量刑实体规则构建研究

量刑实体规则是衡量量刑是否公正的一把标尺。法检协力总结量刑经验、细化量刑思维步骤从而定型量刑实体规则,是确保量刑公正和强化监督的关键所在。作为对应某一罪名常见形态的刑量参数的量刑基准被称为标尺的刻度,在量刑实体规则中居于基础地位;在众多事实中分类择取和评定量刑情节,进而调整刑罚幅度是量刑实体规则的核心内容;运用数据统计的方式类型化归纳个案的量刑经验,是定型量刑实体规则的发展趋势,借助于指导性案例的采集渠道无疑具有较大的可行性。

优化量刑建议之进路思考

作为完整诉权之量刑建议制度的引入,目的是帮助法官合理量刑并督促其判罚说理。虽然自我国全面试行以来取得了积极成果,但是也暴露出来了很多问题。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经验的匮乏,其在我国几近"单存一造当事人"的地位,将其公诉犯罪偏重重刑的角色演绎到了极致。加上量刑规则和量刑建议制度的不甚完备,导致我国量刑建议的混乱和流于形式。理清问题,法检共建量刑规则,完善量刑建议的保障举措,对于在我国真正发挥量刑建议制度的价值至关重要。

破产重整公司治理结构逻辑分析——以利益相关者间利益冲突为视角

当公司财务状况恶化、经营状态不佳,面临严重经营危机时,利益相关者在不同目标函数的驱动下,其利益冲突样态也发生变动,"股东—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冲突尤为明显。利益冲突根源在于公司控制权的配置,立法机关应重新审视我国企业破产法中的相关规定,探究其存在的制度缺陷,在此基础上以重整控制权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理配置为核心重构破产重整中公司的治理结构。

专家顾问制度初探

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人权保障呼声的高涨,我国鉴定制度中存在的缺陷日益暴露出来。为了完善鉴定制度,我们有必要实行专家顾问制度。专家顾问不同于律师、鉴定人,是一类独立的诉讼参与人。该制度对于促进司法公正、提高诉讼效率、保障人权及提高鉴定人的素质具有积极的作用。我国现行民事及行政诉讼中的专家顾问制度应进一步完善,而刑事诉讼中也同样应实行该制度。

流通知情权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及其刑事保护边界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持续发生,而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在理论上尚未明确,导致刑事保护的界限模糊、教义规则明确性不足。现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研究表明,以“侵犯”为经验基础与条文不符,在方法论上存在偏差,无法实现构成要件的解释目的。按照刑事不法的构成要件符合性和违法性阶层思维,应先明确形式法益,再利用实质法益方法进行遴选。从法条出发,明确“流通”的经验基础,结合文义解释和自然法方法,可得出信息流通权这一形式法益;再以个人信息保护法为背景作必要性遴选,可知所保护的法益为流通知情权。运用自然法方法检验证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系自然犯,而“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只是提示性的规定。必要性方法否定滥用行为是刑事规制的必要,而限制解释“获取”“提供”等行为要件为依法打击侵犯个人信息的新型犯罪行为提供个案适用空间。

认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法律问题研究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我国的经济实体之一,土地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最基本的经济元素,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生活的主要保障。我国相继出台了《土地承包经营法》、《土地管理法》等法规,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法律界定尚不明确。司法实践中,各地存在很大差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处于动态过程,成员资格的认定标准不能搞"一刀切",须考虑到各种特殊情况。认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法律问题,关系着农村社会的稳定、改革和发展,有待国家通过立法予以明确。

我国司法实务中诈骗罪和合同诈骗罪的界定

诈骗罪作为我国一种传统型、多发性、常见性犯罪,在基层司法实务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近年来,合同诈骗案件数量迅速上升,从司法实务的角度,界定诈骗罪和合同诈骗罪,在理论上对涉及到的疑难问题进行探索,从诈骗的历史沿革和总体特征客观介绍诈骗的行为本质和行为模式,分析诈骗罪的犯罪构成以及刑事上的诈骗与民事欺诈之间的区别;分析合同诈骗罪的实质,结合社会经济发展阐述合同诈骗罪的特征以及我国刑事法律对合同诈骗罪的规定;利用比较分析的方法,从犯罪构成的各个方面对诈骗罪和合同诈骗罪进行对比分析,提出在法条竞合的前提下,如何在现有的司法实践环境中准确界定诈骗罪和合同诈骗罪;运用体系解释的方法,确定刑法条文设立的目的及其保护的社会关系,精准界定诈骗罪和合同诈骗罪,并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界定方法,为我国司法实务中处理此类案件提供一定的理论与实务支持。

背信犯罪解释论及立法论探讨

背信罪是伴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化的高度分工而出现的罪名。我国《刑法》分则中存在众多而零散的背信犯罪条文,但条文设计却具有相当的随意性,而且偏向于对国有公司、企业的特殊保护。我国已经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为有效保护法益,增设背信罪势在必行。通过条文的合理设计,完全可以避免背信罪成为新的口袋罪而侵犯人权。在增设背信罪之前,我们应当充分运用竞合论原理,将背信犯罪行为作为侵占罪、职务侵占罪、诈骗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等相应犯罪处理。评价背信行为造成的财产损害,应采取经济的财产说,原则上不处罚背信犯罪行为的片面对向犯。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交易课税性质判定及其法律意义

计算机软件跨境交易产生的收入一般被认为是特许权使用费收入,各国参考OECD税收协定范本的第12条签订税收协定,对软件特许权使用费征税。但是,国际贸易实践中对此费用性质的认定存在诸多争议。根据支付费用的不同目的,软件交易费用有时也符合营业收入的构成要件,适用OECD税收协定范本的第7条。因特许权使用费和营业收入的计税基础不同,如果不能解决费用性质认定的问题,就有可能引发滥用税收协定的避税问题。因此,以立法目的为出发点,考量国际贸易领域的利益关系,对软件著作权费用征税性质作出更加明确的合理界定,能够在保护本国税权与促进软件产业发展之间实现最佳平衡。

论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可能性失灵——以收益权凭证交易为例证

信息披露制度是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核心内容,需要刑法保护。为确保刑法调整信息披露制度的有效性,"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在原《刑法》条文的基础上,对主体、客观行为和行为结果都进行了修订完善。新的金融产品的出现使"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出现了漏洞,面临可能性失灵的现实问题,收益权凭证交易这一新型合成型资产证券化产品就是例证。创新资产证券化产品,监管部门要依据其交易特征,出台相应监管规则,注重完善信息披露制度,防止"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可能性失灵。

试论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基于人权保障视角

在羁押率畸高不下、未决羁押还不能消除的司法背景下,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具有重要的人权保障意义。从现有立法层面考察,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可依职权、依职责以及依申请启动。审查时应以逮捕的条件为主要标准,兼顾适用缓刑的条件、羁押事实的变化,重点审查是否存在不当羁押。

论食品安全犯罪的侦查问题

目前,我国的食品安全犯罪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给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纵览食品安全犯罪的侦查现状,还存在着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实践证明,加强食品安全犯罪的侦查工作,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为此,既要充分发挥公安机关的主体性作用,有效打击各类食品安全犯罪,又要加大经济犯罪侦查基础工作的力度、拓宽情报信息来源渠道;既要认真分析两罪界限、正确界定此罪与彼罪,又要正确理解生产销售行为、准确把握立案范围。

附条件不起诉理论与实践上的几个问题

为切实教育、感化、挽救涉案未成年人,推进未成年人案件非犯罪化,新刑诉法专门建立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赋予人民检察院对符合条件的未成年嫌疑人进行帮教考察,依其表现来决定是否起诉的裁量权。从法理基础出发,结合检察实践,提出我国附条件不起诉实践中出现的突出问题,并就完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提出几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