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民事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改革与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要坚持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民事检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持之以恒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指导实践,努力推动民事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提供法治保障。

职权诉讼指挥再思考——从管理型法官谈起

随着案件数量的增加,美国民事诉讼事实审法官摘掉了正义女神的蒙眼布,开始积极介入诉讼,推进当事人和解,管理型法官随之出现。在法官职责悄然发生变化的背后,潜藏的是诉讼迟延所造成的审判压力。这种变化也昭示着法官的价值追求由形式正义向实质正义的转换。当事人平等这个虚拟的诉讼前提日益不合现实的诉讼状况,强化法官的诉讼指挥权,加强法官对于案件进程的管理,已然是大势所趋。作为诉讼指挥与案件管理的核心手段,法官行使释明权只要是必要的,即使过度也无可厚非。

发生不动产执行异议时如何参照适用有关规定

一、基本案情,2016年8月5日,陈某向某房地产公司购买房屋并进行预告登记。2018年4月4日,雷某向陈某购买该房屋,并支付房款247万元(尚欠3万元,约定过户后支付)。随后,A区法院就雷某起诉陈某确认购房合同效力一案作出民事调解书,调解内容为:“雷某与陈某于2018年4月4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2019年8月27日,A区法院就任某与陈某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作出民事调解书,“陈某应当偿还任某合伙结算工程款28万元……”。陈某未履行义务,任某申请强制执行。

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的难点问题及立法建议

近三年,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共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案件3万余件,较为集中地展现了检察机关开展诉源治理的成果。但化解工作中也存在不少问题,进一步凸显出当前实质性化解的内涵尚不够明晰,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职能、定位和效力尚需立法明确。建议在相关法律中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法定职权,明确规定化解文书的效力,以及建立行政机关履行化解协议后的责任豁免制度。

对法官未履行释明职责的监督探索

释明的基础不仅在于诉讼请求的可变更性,更在诉讼标的的恒定性,而且其与某种特定的实体法律关系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因此只有当法官全面地行使释明职责,纠纷方能通过一个诉讼或者最少的诉讼及时妥善处理。检察机关要对人民法院应当释明而未释明的情况,开展法律监督。一审二审法院应释明而未释明直接驳回起诉或诉请的,检察机关可以法律适用错误为由进行监督;符合民事诉讼法对审判人员违法行为进行监督的情形的,有权向同级人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但经过二审和再审程序的案件,检察机关不宜仅因未释明而直接启动裁判结果监督程序。

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损害赔偿请求权探析

检察民事公益诉讼中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具有复合性特征,可以细分为补偿性损害赔偿请求权、惩罚性损害赔偿请求权和撇去不法收益请求权。在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中,补偿性赔偿请求权并无适用空间;惩罚性赔偿请求权未来可考虑由检察机关享有,以加强对不法主体的威慑;撇去不法收益请求权与个人信息侵权的小额分散性相契合,检察机关基于对“沉默的大多数”集合性公共利益的教济,应具有提起请求的权利。

单方实施型民事虚假诉讼的监督——应贤喜虚假借款合同纠纷监督案评析

在常见多发的虚假借款案中,“借款人”同意将之前借款的利息转为新的借贷本金,与“出借人”签订新的借贷合同后,“出借人”伪造"借贷”的履行转账凭证,在真实的借贷合同本息已经另案获得人民法院民事判决支持的情形下,“出借人”所提起的新的借款合同纠纷属于单方恶意实施的虚假诉讼行为。由于民事虚假诉讼专门性规定的缺失,人民法院对单方实施型虚假诉讼的认定仍然有所保留,但实践证明应当将其作为民事审判乃至检察监督的内容或重点,加大监督力度。

民事证明妨碍制度的比较考察及完善进路

民事证明妨碍制度作为证明责任适用的一种补充制度,其设置初衷是为了保障民事诉讼法上的辩论主义原则,保障双方当事人都有平等的机会接触和使用证据,任何当事人都不得采取证明妨碍行为侵害对方的证明权,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其主要内容涉及基本内涵、构成要件、法律效果及相关程序,两大法系对此存在不同的理论认识和制度设计。我国审判实践中证明妨碍现象已经出现了加剧的趋势,但制度构建尚不完善,需要进行功能性重塑,采取原则性条款和类型化规定相结合的立法模式,由法官自由裁量证明妨碍的认定和法律效果的适用,注重对当事人的程序保障,完善证据保全和文书提出命令等相关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