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创新下我国知识产权利益分享的法律构建

协同创新是中国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要求产学研联盟各主体深度合作和资源共享,也增加了知识产权的权属纠纷和开发风险,其中知识产权利益分配冲突是合作各方关注的焦点,构建科学合理的利益分享法律制度是产学研合作联盟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英国校企间合作的《兰伯特协议范本》为我国提供了示范和借鉴。我国需要建立以独有知识产权为中心、权利合理运用和分享的法律制度,以平衡大学和企业对知识产权成果拥有和运用的权利并保障产学研联盟各主体的利益平衡和合作共赢。

社会系统论视角下的企业人权责任治理

随着技术、资本、知识在市场中快速流通和聚集,企业不断壮大,以“私公权”形态渗入公共生活,成为影响民众权利的“匿名魔阵”。基于系统论可知,经济系统作为自创生系统,内嵌于经济系统内部的支付/不支付“符码”与货币“媒介”具有扩张性,企业受经济系统的结构性扩张往往使其忽视其他社会系统的运作逻辑,企业社会责任要求企业考虑多元的系统理性,抵制经济系统对人的“身心完整性”的不利影响,以保障人权。一般而言,企业社会责任实现有“自愿主义”与“强制主义”两条路径。在系统论的观察下,自愿主义面对经济系统“符码”“媒介”的结构性扩张,难以依赖自我意愿承担起商业伦理责任;“强制主义”又易导致法律系统的过度干预,影响经济系统的自主运作。托依布纳提供一个平衡“自愿主义”与“强制主义”的治理框架,要求将企业社会责任实现置于经济系统内部,以供给组织、程序性规范为主,实现经济系统内部的自我治理,扼制经济系统的无序扩张。应于企业中建立沟通商谈结构、内部控制结构、自我规制结构,在尊重经济系统自主性前提下架构法治化的内部“制约-平衡”机制,推动企业担负社会责任,塑造友好型商业环境。

共享经济发展中的法律问题研究

共享经济在全球掀起了消费革命,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明确提出要发展共享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其法律特征在于大众参与、共享经济平台和以使用权为中心。共享经济在法律层面将产生闲置资源提供方的主体界定、平台法律性质认定、平台商业模式保护、平台互信机制构建、平台安全保障义务、个人信息保护、挑战现有行政管理秩序等问题。以"鼓励创新,包容审慎"的监管理念为原则,构建以"政府管平台,平台管用户"为特色的监管机制,合理界分电子商务平台和共享经济平台,推进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成为我国规制共享经济的应有之义。

基于知识溢出的校企合作知识投入决策模型

立足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激发高校创新潜力,推动供给侧改革的现实背景,选择协同创新异质性知识的关键溢出源校、企作为研究主体,以影响知识投入决策的机制和因素作为研究对象,根据不同知识溢出程度将校企合作类别分为连接模式、嵌入模式和耦合模式,建构Stackelberg主从博弈模型,分别讨论不同合作模式下校企的知识投入条件。研究表明:不同合作模式下的合作阈值并不相同,但领导者占有优势均为合作契约化的基本条件;边际知识产出、知识匹配感知度和知识转化能力的正向激励效应对跟随者的影响强于对领导者;高度的知识溢出使溢出成本增加,使得双方进入投入困境,可以通过保证双方核心知识投入成固定比例来框定双方的责任和义务,有利于双方承担责任和规避风险,最终促进合作的达成。

以司法保护为主导的商标权保护制度之构建

根据我国商标法,商标专用权遭侵犯时,商标权人可依法选择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两种手段来维权。这种"双重保护机制"一方面加强了对商标专用权的保护力度,给予商标权人双重途径和选择余地;另一方面,由于制度的不健全,这种"双重保护机制"未能妥善衔接,造成一些冲突和弊端,也导致资源的浪费,应当引起我们的反思。通过运用法律关系分析方法,从法理角度厘清商标法律关系的实质,以寻找对商标权保护的科学制度设计,并在研究中加入经济性考量,兼顾法学理论与实际应用,考虑了可操作性和效率性,更加鲜明地区分了商标行政管理职能与商标司法救济职能这二者之间的区别与实际衔接,以阐述司法保护为主导的商标保护基本制度的优越性。

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处理中利益衡量位阶体系的构建及运作模式

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相关问题的处理和解决缺乏适当的理论工具,由于它的处理本质上是一个利益衡量的过程,故引入利益衡量理论处理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相关问题具有必要性。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处理中的利益衡量位阶体系包含的价值及位序是:解决行政争议是首要价值、维护法的安定性是第二位阶价值、保障权益是第三位阶价值、监督行政权力的行使及行政法律责任的恰当承担和分配是第四位阶价值。该利益衡量位阶体系的运作模式具有多层次:首先,根据该利益衡量位阶体系对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中的利益和价值进行排序;其次,在一些复杂案件中,可能需对利益衡量位阶体系中的部分子价值进行内部的二次排序;再次,需结合具体事实,进行个案的价值衡量。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相关案件的处理和解决,除可依据和适用利益衡量位阶体系外,还需考虑其他相关的如先行行为的性质及处理技术、治愈制度等因素,以便更好地系统解决该问题。

行政应急中科技公私合作的风险与收益治理

不同于一般的公私合作,行政应急中科技公私合作在加上“行政应急”的特定背景和“科技创新”的专业范围后具有了一些特殊性。合作风险大、投资回报率不确定等特点一方面使行政应急科技公私合作模式有存在的需求和意义,另一方面也对行政应急科技公私合作制度的构建和完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我国行政应急科技公私合作存在风险分配制度不合理、公私合作科技成果产权归属不明晰、科技产品供给分配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容易造成行政应急科技公私合作中私主体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保障不足。为克服这些缺陷,政府应当注重行政应急科技公私合作的风险收益治理,健全公私合作风险分配规则和科技风险规章制度,保证科技公私合作风险有效规制;明确公私合作科技成果产权归属,合理规定投资回报率,保障私主体的收益权;完善专利强制许可制度,促进紧急状态下科技产品专利适当放开,限制私主体的牟利性,保障科技公共产品充足供给和公平分配,同时确立政府对行政应急公私合作科技产品的担保责任,切实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成本—收益分析视角下适当性原则与必要性原则的精准化

适当性原则与必要性原则是制约权力过度行使的法治原则,在过程上的制约作用是第一位的,而两原则的内涵缺乏具体性、结果审视及整体性欠缺等功能问题导致权力制约不精准。在适当性原则与必要性原则的整体视角下,内涵上,成本—收益的融入能使“收益”成为“有效性”的评价指标、“最小成本”成为“损害性”的控制指标,并经“最小损害”及“扩大损害”的推演对比,适当性与必要性的运用能实现具体的可量化与不可量化之考察;阶段上,预期理论使得适当性与必要性的考察从事前开始,并配置“类案处理”的综合调整预测方法,避免一概结果审视之风险。预期成本—收益虽然存在实施成本扩大、精确性局限及量化争议等适用限度,但是方法上的克服能以“比较”为核心使“适当性原则与必要性原则、预期成本—收益及商谈理论”相互融合,实现功能互补。

新时代高校行政法治:逻辑基础、风险构造及应对机制——兼评《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法治工作的意见》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法治工作的意见》从五个重点建制和十个关键内容层面描绘了高校法治工作蓝图,新时代高校行政法治建设是高校法治工作的核心。逻辑基础是以落实办学自主权为起点、实现高校良规善治和公平正义、完成社会主义国家高校的五大使命。风险构造主要表现为治理时法律、校规未明确引发的法律争议,概括为四种类型:主体权限充足性、行为目的正当性、满足程序正义及无漏洞救济。从落实办学自主权的"放"与"接"、建立及完善预审与决策机制、提升正当程序适用实效、衔接主观诉讼救济制度等方面提高高校防范化解法治风险的能力、健全体制机制,实现教育"十四五"规划目标。

关联行为在行政诉讼中的性质定位及审查

关联行为在行政诉讼中的性质定位影响行政判决的实效性和行政纠纷解决的彻底性。立法对此尚无明确规定,实践中主要有"尊重型""另案处理型""证据附属问题型"和"一并审查型"等做法。将关联行为视为证据并进行证据审查忽视了行政诉讼的特殊性,它本身的不确定性又将可能使关联行政主体逃避司法审查,造成当事人权利保护漏洞,不值得提倡。对关联行为进行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更符合权利保障的基本观念。从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和证据审查关系来看,将关联行为视为行政行为并进行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可涵盖证据的审查。从行政判决形式来看,将关联行为视为证据并进行审查时,相关的判决方式较为局限,一般仅为撤销判决,从而作用亦较有限;而将关联行为视为行政行为并进行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则可适用各种类型的行政判决形式,更有利于行政纠纷的实质解决及行政行为合法性的维护。故应将关联行为定性为行政行为并对其进行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及丰富相关审查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