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自治地方变通立法实证研究——以变通、补充规定为考察对象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总共出台变通规定52部(现行有效42部)、补充规定44部(现行有效31部)。变通、补充规定是民族自治地方开展自治立法的有益探索,为协调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之间的冲突作出显著贡献。但其立法实践也存在一些困境,例如法律中的授权性规定混乱;部分变通立法陈旧,缺乏清理;部分变通立法名称选择混乱;部分变通立法体现民族特点不够;部分变通立法质量欠佳。有必要全面统计分析变通、补充规定,据此提出民族自治地方变通立法的优化路径。具体可在如下方面着力:重视民族习惯与国家法的良性互动;明确“变通、补充规定”的法律位阶;全面清理法律中的授权性规定;系统评估现行变通、补充规定;规范完善变通、补充规定的立法程序。

驰名商标反淡化构成要件的分析与检讨——以欧美相关理论为借鉴

驰名商标反淡化保护问题是商标法中的核心问题。反淡化究竟是否需要"商标近似"、是否需要以"间接混淆"为前提以及反淡化的标准究竟是"实际的淡化"还是"淡化的可能",是驰名商标反淡化保护中颇具争议的难点问题。从法理上清晰地剖析前述问题,并对美国、欧盟相关理论进行批判地借鉴与运用,不但有助于澄清错误观念,还有利于丰富相关的司法理论,为《商标法》的再修改提供理论支撑和学理支持。

地域差异与公民宪法意识--基于简单量化的观察

呈现宪法意识的区域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观察法治地方实践的多样性效果。调研结果表明,在各类宪法权利意识中,如言论自由、人身自由、受教育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平等权、财产权和信仰自由、住宅权、劳动权、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人格尊严;在各类宪法义务意识中,如遵守宪法法律、劳动、受教育、维护国家统一的义务、计划生育的义务、抚养子女、服兵役的义务,赡养父母的义务,纳税的义务,不同地区的表现有很大的差异。这说明:至少在宪法意识方面,东部和华南这些经济上的优势地区并没有显现出应有的优势,先发地区法治先行的判断有待检验。

国家法治建设县域试验的逻辑与路径

县域在国家法治建设中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既是法治改革民众参与的重要试验场,又是法治社会效果的检验场,能够达成对改革风险的有效控制。作为法治建设的试验场,县域法治建设应该遵循观念—制度—行为—效果的路径,通过民主政治的基层实践,塑造和强化领导干部、执法人员和民众的法治观念;以决策机制、执法权、司法权运行法治化为制度导向,建构符合法治原则与精神的决策制度、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执法制度、司法制度和民众参与制度、权利保障与救济制度等,筑牢县域法治的制度基础;同时,也要对县域法治试验的效果进行评估,通过评估量化法治实践并引导县域法治的科学构建,应注重评估方法选择和指标设定的科学性、合理性,强调评估过程的公开性、评估结果的反馈性,推动县域法治试验的科学理性发展。

注册取得商标权制度的观念重塑与制度再造

注册取得商标权制度是我国商标法的核心制度,但是我国商标法对商标权形成的内在价值未给予足够的关注,使得商标"抢注"和"注而不用"的现象频频发生。因此,需要对我国商标法作观念上的重塑和体系化制度的再造。我国可借鉴美国、德国、加拿大和印度等国商标法的科学做法,全面重构权利取得制度;同时,可借鉴韩国、日本、巴西和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先进制度设计,在注册取得制度的外围构筑起一道"弱化注册效力,强化商标使用"的防火墙。

集体土地上建公租房的制度障碍及其突破

近年来,在集体土地上建公租房的试点不断扩大,但这一做法不仅面临着《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障碍,而且还有违反《宪法》的风险。因此,为推动集体土地上建公租房试点的顺利施行,不仅需要修改《土地管理法》,允许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对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进行法人化改造,并以土地股份合作制作为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实现方式,而且还需要对《宪法》第十条第一款做出新的解释,充分尊重农民意愿,明晰政府的住房保障职责。

文化断裂中的法治信仰逻辑与构建

在我国法治的建构过程中，一直深受法治信仰和公信力缺失的困扰。如何在一种不信任法律的文化传统中，使法治获得普遍的服从和尊重，使社会对法治产生信任甚至信仰，一直是学界热议的话题。

基于类型化方法的“效率”解释——以《反垄断法》第17条为素材

效率抗辩是《反垄断法》第17条规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重要规则。但效率概念的模糊与争议导致对效率抗辩很难形成共识。类型化方法具备连接价值与事实,发现'事物本质'的功能,因而对于效率概念的解释具备独特的方法论意义。首先,类型化方法有利于围绕效率价值进行概念解释,进而衍生出配置效率、生产效率以及动态效率等具体类型。其次,类型化方法有利于梳理包含或体现效率因素的法律事实。从反垄断法语境和法律适用的角度讲,还应当将上述三种效率类型解释为消费者福利、社会总福利以及创新。最后,类型化方法旨在发现效率的本质。因此,效率概念的解释应当围绕'福利改进'这一核心展开,并在价值与事实的连接中呈现出相应类型。

从互害型社会走向互利型社会——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及应对

社会互害是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形成的较为独特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重要体现,如不加以有效规制,将演化为互害型社会。社会互害的典型特征是易粪相食、破坏性发展和交互相害,而本质则是过度利己主义的短视。社会互害的危害对个体而言,将导致人人自危、相互过度防卫,其不仅会导致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成为受害者,也使每个人将成为潜在的侵害人;对社会而言,将解构并推毁社会信任体系,可能导致社会自身的崩溃;对国家而言,将严重制约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可能导致国家的失序。社会互害的形成,与改革开放以来片面强调个人私利所导致的极端利己主义紧密相关,而法律的功能缺失也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何规制和调整利益关系,阻断过度利己主义的危害,使互害转化为互利,是当前法治规制的目标和功能所在。

密尔的社会主义者身份之谜

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密尔便接触和评论社会主义,起初持警惕和观望立场;40年代末以后,其态度有所缓和,同情和支持社会主义者的改革主张;到60年代末,其立场逐渐明确,批判和拒斥社会主义的普遍控制倾向。密尔对社会主义的看法确实发生过一些变化,若从其思想体系的整体来理解,这种变化顶多算是细枝末节。空想社会主义为密尔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在某些方面与密尔的理论意图相一致,但是密尔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者。在他看来,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举措具有全面控制的风险,可能危及个体自治。自治是密尔思想的终极目标,控制必须从属于该目标。一切理论和制度一旦可能触及这条红线,密尔立刻进行激烈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