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拉曼光谱的口红物证识别应用研究

基于拉曼光谱的指纹图谱对口红物证的识别与分类。采用显微激光拉曼光谱法,对不同品牌、型号的口红色痕进行表征,研究对其进行识别与分类的可行性,并考察口红色痕拉曼特征峰的随时间变化规律,尝试对其遗留时间进行探究的可能性。利用显微激光拉曼光谱可区分口红品牌,可推测口红遗留时间。

高仿光敏印章印文鉴定实验研究

目的研究不同伪造方法制成的高仿光敏印章印文的典型特征,分析其具体成因,为高仿光敏印章印文鉴定提供依据。方法制作同版印章,采用印面扫描仿制法、印文扫描仿制法制作高仿光敏印章,使用图像处理软件、超景深三维立体显微镜等观察比较高仿印章印文与真实印章印文的特征异同,总结高仿印章印文的固有特征及其与真实印章印文的高价值差异特征。结果在不同的油墨量、打印分辨率、修版方式下,仿制的印章印文特征表现各异,但仿制形成的印章印文在图文质量、文字笔画细节特征、印文外部特征、点阵状漏白特征等方面表现特异、稳定。结论研究表明,前述特征对于高仿光敏印章印文的鉴别具有重要价值,鉴定人在鉴定过程中应重点关注。

华为和小米安卓智能手机录音的溯源鉴定研究

为探究特定安卓智能手机录音的溯源鉴定方法,选用不同型号的华为和小米智能手机,模拟录音的录制、分享、删除等操作。依据录音文件元数据、手机操作系统记录数据、应用日志数据等的解析和比对分析结果,梳理特定手机录音录制设备的鉴别依据,总结录音文件生成后属性、状态是否发生变化的判定方法。研究结果表明,华为和小米智能手机所录制的录音文件,二者在数据记录方式和内容层面存在差异,但在录音的录制过程中,这两类手机均会在操作系统的特定文件中写入与录音文件相关的记录数据。由此,在鉴定过程中,可以通过系统文件、应用日志等的取证分析,来判定这两大品牌安卓智能手机录音文件的原始录制设备,以及录音文件的变动情况。

鞋底材料种类与FTIR关联分析

为建立一种快速、准确、对被测样品损伤较小的检验皮鞋鞋底的方法,利用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FTIR)对收集到的42个不同品牌的皮鞋鞋底样品进行检验,依据红外光谱特征吸收峰的峰数、峰位和峰形对样品进行分类,并利用SPSS24.0软件组间联接法作为类间亲疏程度的度量方法,采用平方欧式距离作为个体间距离的计算方式进行系统聚类分析。结果表明,42个样品可根据材料成分的不同分为五类。该方法灵敏、便捷、具有良好的重现性,可用于鉴别皮鞋鞋底材料。

基于贝叶斯统计推理的法庭证据评价

贝叶斯统计推理正在发展成为当前国际法庭科学证据评价的标准逻辑框架。它基于先验知识和证据信息对某一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假设是否成立)进行逻辑推理和概率估计。在贝叶斯框架下的法庭科学证据评价中,法庭专家基于起诉假设和辩护假设,对这两种竞争假设条件下获得证据的概率比——似然比进行统计评估,量化表明证据的价值。法庭事实裁定者通过似然比来更新其原有信念并进行事实推定。这是法庭科学领域的技术方法革新,也是科学证据采信及评价方面的进步,对法庭证据的科学应用和案件的科学审理具有重要意义。

从司法逻辑到技术逻辑——鉴定意见的明确性规定与科学性要求之冲突及其调适

鉴定意见不明确常常困扰民事法官。为此,最高人民法院最近颁布的相关规定,明确要求出具不明确鉴定意见的鉴定人承担相应法律后果。然而,最高人民法院对鉴定意见的明确性规定与司法鉴定的科学性要求产生了冲突,该冲突根源于法官的司法逻辑不同于鉴定人的技术逻辑。司法鉴定是科学实证活动,鉴定意见是否明确受到鉴定技术、鉴定材料、鉴定人能力等多种因素影响。法官的司法逻辑应当遵循鉴定人的技术逻辑,解决鉴定意见的明确性规定与科学性要求的冲突需要采取如下措施:合理降低不明确鉴定意见的发生率;有效强化法官对不明确鉴定意见发生机制的甄别能力;严格限制出具不明确鉴定意见的鉴定人的责任范围;充分激励法官通过不明确鉴定意见审判案件。

“智慧+”模式下司法鉴定发展路径探索

智慧侦查、智慧检察、智慧法院的诞生和成长说明,“智慧+”模式在法学领域的应用已初见成效,其与司法鉴定的融合指日可待。智慧司法鉴定是依托大数据理念和思维,运用互联网、云计算、深度学习等技术手段,以海量数据为支撑的鉴定委托和材料补充智慧化、鉴定管理智慧化、鉴定实施过程智慧化和鉴定质证智慧化。通过浅析司法鉴定发展历程、解读智慧司法鉴定的内涵以及总结智慧司法鉴定的初步探索,最终提出未来智慧司法鉴定的可能发展路径。

人民检察院检察技术工作的制度变迁及其完善:1979-2019—基于刑事司法的研究视角

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人民检察院基于刑事办案需要,逐渐恢复与重建了检察技术工作。纵观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颁布至今的40余年发展历程,检察机关检察技术工作的制度功能经历了系列变迁:一是从现场勘验检察与司法鉴定的二元功能,逐一拓展到多元功能的并存局面;二是勘验检查与司法鉴定功能逐步弱化;三是检察技术工作逐渐覆盖了检察机关刑事办案的重要领域。尽管如此,当前检察技术工作的功能,依然面临检察技术资源瓶颈与制度供给不足的双重困境。因此,为了发挥检察技术工作的制度功能,实现检察技术人员的功能转型,保障检察机关的办案质量,检察系统应当合理定位检察技术工作、有效配置检察技术资源并完善检察技术工作的相关制度。

论法庭证据评估及鉴定意见表述

法庭科学为查明案件事实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然而,由于证据技术和评估方法本身的局限,检验鉴定时有时会出现意见表述不当、夸大证据价值、甚至鉴定错误等现象。这不仅会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还会引起公民对司法公正的质疑以及司法公信力的下降。本文从法庭科学技术的局限性、法庭证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要求、法庭证据价值的评估方法和鉴定意见的表述形式等方面论述了科学评估证据价值和客观表述鉴定意见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方法,包括采用更加客观透明的分析方法、以似然比作为法庭证据价值的量化评估指标以及进行案件条件下检验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测试等。

当前笔迹鉴定样本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案

目的针对当前司法实践中笔迹鉴定样本存在的各种问题,研究可行的解决方案。方法根据笔者所在鉴定机构鉴定人每年上百例的鉴定经验,描绘出当前笔迹鉴定样本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结合鉴定人经验、观察以及鉴定人与委托人的业务往来,分析了产生笔迹鉴定样本问题的各种主客观原因。结论解决笔迹鉴定样本问题,应从技术、法律、规范层面共同展开。在技术层面,鉴定机构应要求与协助委托人保障笔迹样本的合法、充分、可比与可靠;在法律规范层面,应着重规范委托人、当事人、鉴定人、律师等主体的不合法、不合理行为,避免他们采取故意干预、积极影响以及消极对待笔迹样本收集的行为。

不同书写水平签名笔迹特征反映规律实证研究

目的基于对不同书写水平个体正常汉字签名笔迹特征反映特点进行归类研究,发现其笔迹特征反映出稳定与变化、单一与多样和集中与分散的不同规律。方法通过实验分析、归类比对和统计分析,建构起对高、中、低书写水平个体的笔迹特征呈现规律特点,以及形成原因分析的系统方法。结果总体而言,书写水平的高低与笔迹特征的稳定程度、集中程度呈正比,与笔迹特征的单一程度呈反比。结论揭示了不同书写水平人的签名书写习惯不仅具有稳定程度不同的层次差别,而且对分析确定笔迹特征有重要影响。这对正确分析确定不同书写水平笔迹的笔迹特征,合理解释笔迹特征的符合点与差异点,以及判定鉴定意见科学可靠性提供了新的指导。

日期笔迹鉴定的实证研究

日期笔迹特指书写在借据、合同等文书之上,用以标称书写时间的一类常见笔迹,具有出现率高、表现形式多样、字数少、伪装书写率低等特点。由于我国笔迹鉴定学界尚未对其进行系统的实证研究,因而在对其进行内涵界定和特点阐述的基础上,结合实例进行特征分析,总结日期笔迹鉴定的方法要点。

固相支撑液相提取—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同时测定尿液中大隆及溴敌隆

建立了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同时测定血液中大隆及溴敌隆的分析方法。优化了样品前处理方法及液相色谱-串联质谱的分析条件,样品经固相支撑液液提取柱(SLE)净化后,乙酸乙酯洗脱后,在多反应监测模式(MRM)下检测。结果表明,大隆和溴敌隆在1.0~1000 ng/mL范围内,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相关系数大于0.99;定量限为0.5 ng/mL,加标回收率为81.2%~88.7%。该方法简便、快捷、需要样品量小,结果准确可靠、方法灵敏度高、适用于尿液中大隆和溴敌隆的同时检测。

鞋底材料检验的研究进展

鞋底是各类案件现场常见的一类物证,鞋底材料的检验也是法庭科学的一项重要研究课题,感官法、燃烧法、溶剂法等传统方法已不再适用于如今的鉴定需求。诸如红外光谱仪、拉曼光谱仪、扫描电镜/能谱仪、X射线荧光光谱仪等现代分析仪器的使用,以及与之相结合的化学计量学分析,能够快速、准确地检验鞋底材料并进行区分。了解和掌握常见鞋底材料的种类以及检验研究进展,对公安基层实际办案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基于贝叶斯网络的精神障碍者暴力危害行为智能预警模型的构建

近年来,严重精神障碍者所致重大刑事案件频发。随着脑科学的发展,精神障碍的发病机理、治疗方法等研究有了很大进展,然而在精神障碍者暴力危害行为防控领域的研究却进展不大,其中,对精神障碍者的暴力危害行为缺乏科学的预测机制是重要原因之一。在此提出将近年来在医学、社会学领域得到广泛应用的贝叶斯网络方法应用于精神障碍者管控领域,对照常规预测评估工具,将各类风险因子纳入到具有因果关联的网络结构中,构建精神障碍者暴力危害行为发生风险的拓扑结构,通过预警模型的风险水平等级划分而直观地展示风险因素的影响,构建基于人工智能的对精神障碍者暴力危害行为的风险预警模型,并对其在严重精神障碍者管控实践的运用上提出展望。

电信网络诈骗称谓与概念的演变

梳理近20年的制度文本与学术文献可以发现,电信网络诈骗的称谓与概念迄今仍不统一。在称谓层面,电信网络诈骗的接受程度最高,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所采纳,建议统一适用,以降低信息交流成本。在概念层面,电信网络诈骗是诈骗人员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信息网络技术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远程、非接触性诈骗。利用信息网络技术、远程非接触与针对不特定多数人是电信网络诈骗的本质特征。电信网络诈骗的“骗”与传统诈骗的“骗”具有差异性,电信网络诈骗的分工合作特征,以及信息网络技术、支付方式的变化,使得传统的诈骗既遂过程不能完全套用于电信网络诈骗。

当事人自行委托鉴定的实证研究

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当事人在民事诉讼实践中经常自行委托鉴定。实证研究发现,针对当事人自行委托鉴定机构获得的鉴定意见,对方当事人的高异议率与法官的高采信率并存。高异议率源于民事诉讼规制弱化下,当事人自行委托获得的鉴定意见存在程序正义与实体真实的双重缺陷;高采信率源于司法行政管理缺失下,法官的效率逻辑以及推定鉴定意见可靠的预判原则。应当说,当事人自行委托鉴定具有现实合理性,但为了保证该类鉴定意见的可靠性,民事诉讼需要从证据、诉讼规制与行政管理层面进行双重完善。

电子证据审查判断的模式重塑——从混合型审查到分离型审查

在制度层面,刑事司法建构了电子证据的混合型审查模式。电子证据混合型审查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审查对象的一体化、审查内容的单一化与审查方式的一步化。电子数据的无耗再生性,可以保证电子证据的双重载体(即电子数据与存储介质)完全分离;而“以扣押原始存储介质为原则,以直接提取电子数据为例外”的取证原则,又决定了直接扣押原始存储介质依然是侦查机关当前收集、提取电子证据的主要方法。刑事司法需要根据电子证据的独特结构与证据审查的一般法理,重塑更加精密化、科学化的分离型审查模式及其审查规则,即法官应当分步审查存储介质、电子数据与数据内容的合法性、关联性、真实性。当然,电子证据审查判断的模式重塑,还需要不断完善侦查机关的取证措施及其制度约束机制,以及强化有专门知识的人对法官、控辩双方审查判断电子证据的辅助功能。

民事司法鉴定中的法官行为规制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把民事司法鉴定的种种问题归咎于社会鉴定机构及其鉴定人,加强对社会鉴定机构及其鉴定人的法律管控成为国家近年解决民事司法鉴定问题的主要路径。事实上,既然法官是民事司法鉴定程序的主导者与鉴定意见的最终采信者,那么他们同民事司法鉴定的相关问题自然难以脱离干系。实践早已证明,民事司法鉴定的诸多积弊确与法官涉鉴行为的失范存在关联。民事司法中法官涉鉴行为的失范,除了制度缺失与专业壁垒造成的隔阂,还源于法官鉴定权责结构失衡与压力型司法环境驱动法官采取"责任规避型""利益导向型"的工具理性行动。国家应该改善民事法官面临的压力型司法环境,调整法官的民事鉴定权责结构,完善鉴定操作规范,以在民事司法鉴定过程中建立具有约束力的法官涉鉴行为控制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