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潼南龙形土话探略

龙形镇又名茶店、茶店子,位于重庆市潼南县东北部。以龙形为中心,民主、檬子和古溪的廖家长沟等地所说的方言与重庆、潼南其它地方的方言差异很大,形成一个独特的方言岛,当地人又称其为“龙形土话”或者“神州话”。对龙形土话中常用语的读音、词汇、语法现象进行探讨,认为“龙形土话”是“老湖广话”的一个分支。

春秋时期的“以时禁发”生态意识及文化意义

"以时禁发"是指根据不同节令对捕杀某种生物的封禁和开放所作的明确规定。《左传》《国语》对"以时禁发"生态意识有大量丰富的相关论述。"以时禁发"生态意识产生的原因与我国古代对农业高度的重视以及古人仰观俯察、法天则地的"天人合一"思维方式有关。"以时禁发"的生态意识,强调的是人应当遵循自然规律,"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诗以言志”中的“行人”与“相”

作为通使之官的"行人"和诸侯襄助之官的"相",凭籍其对礼义的精通、对国内外事务的熟悉和形势的洞见及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在诸侯聘礼宾主用诗言志的交流过程中,或代诸侯、或襄助诸侯赋诗言志,交流沟通,最终完成"诗以言志"这种独特的传播接受机制,达到出使和感情交流的目的。

关于假借字分类的研究

对假借字的分类进行梳理研究,可以使我们对假借现象有更深刻的了解,从而对借字与本字的关系有更准确的认识,这对汉语史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关于借字和本字的关系,人们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标准可以划分出不同的种类。

“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试析李清照词的个体生命意识

李清照的词包涵着强烈而鲜明的个体生命意识,时代的、个人的以及诗歌艺术自身发展的原因成就了李词的这一特征;《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极为传神地把个体生命的律动状态表达出来,通过对它的赏析,可以管窥李清照词的个体生命意识。

王夫之《明诗评选》对杨慎的批评

明清文人对杨慎诗歌的选评,可代表主流文坛对杨慎的接受。王夫之《明诗评选》,基于对前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的批评,认为杨慎诗歌上承风雅精神,诗旨主张"雅""洁",而在艺术上追求"浑成"的艺术境界,语言浃洽圆妙,结构圆融,情景妙合无垠,宾主"镕合",通首混溶弥合,浑成一气。

笑借青光看众生——王蒙小说《青狐》的后现代话语与笔法技巧的特殊组合

对王蒙的长篇小说《青狐》的评论,各方面褒贬不一。文章从其后现代话语与传统笔法技巧相结合的特色入手,着重透过其艺术结构与表现手法,凸现小说深层内涵之历史境象与其精神核心在当代的重要意义。同时,借以澄清对小说的误读。

“歌《诗》”艺术的审美效果

《左传》中的"诗以言志",指西周至春秋时士大夫在朝聘、盟会、享燕、祭祀等场合中,常常或歌《诗》、或赋《诗》、或诵《诗》、或引《诗》言志,微言相感。考诸《左传》《国语》中所载的歌《诗》事例及二书中所载的音乐理论,歌《诗》艺术有三个方面的审美效果:"美其声";"‘礼’化了的诗的乐章之义";"听音而知治乱,观乐而晓盛衰"。

大学生作弊顽症透视及对策探究

针对大学生考试作弊的这一顽症及对大学生的消极影响,分析大学生作弊的种种原因,探究遏制大学生作弊的对策。

丰子恺的抗战散文创作简论

丰子恺散文的创作既有一以贯之的主题,又有不同的阶段表现,尤其在抗战期间的散文创作具有较强的时代色彩——控诉了敌寇的滔天罪行,同时也表现了自己抗敌决心和对抗战胜利前途的坚定信心,对鼓动抗战、推进抗战文艺向前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杨慎散曲“俊而葩”风格论

王骥德《曲律》曰:'近之为词者,北词则关中康状元对山,王太史渼陂,蜀则杨状元升庵……康富而芜,王艳而整,杨俊而葩……谐君子间作南调,皆非当家。'王论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高度肯定杨慎在明代戏曲史上,与康海、王九思等人同具较高的地位。明代吕天成亦将杨慎散曲列入'上品',并赞美其'美才甘放',徐复祚更认为写散套小令的杨慎等31人,'彼皆海岳英灵,文章巨擘。

论吴芳吉的诗歌

吴芳吉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爱国诗人。其诗内容丰富,有大量揭露军阀残民、反映民生疾苦、歌颂革命志士、赞美传统文化以及抗日救亡的政治诗,还有许多优秀的写景叙事诗、地方风物诗。其诗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白屋体”:既有传统诗歌丰富深刻的意境,又具备新诗诗体自由、不拘字数、行数、自由用韵等特征。在当今新诗诗体形式还没有真正解决、还需重建的今天,“白屋体”诗无疑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吴芳吉文学发展观——吴芳吉文学思想研究之一

吴芳吉在《自定年表》中提出:“以旧文明的种子,入新时代的园地,不背国情,尽量欧化,以为吾诗之准则。”这表现了他的文学思想发展观:以中国文章优美之工具和中国文化固有之精神,写时代之内容;对西方文学狎而玩之,汲引而同化之;不嫉恶而泥古,惟择善以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