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土地利用变化的重庆碳排放时空格局研究

基于重庆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2018年的土地利用类型数据及能源消耗统计数据,测算其土地利用碳排放量,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探索土地利用碳排放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重庆的土地利用碳排放量由2000年的1 908.14×104吨增至2015年的4 546.76×104吨再降至2018年的4 187.21×104吨,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其中建设用地、林地分别对碳源、碳汇的影响较大。(2)重庆土地利用碳排放存在一定的空间差异,渝东南、渝东北的土地利用碳排放量偏低,主城都市区土地利用碳排放量偏高,其中主城新区的土地利用碳排放量整体有所上升。(3)重庆土地利用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由弱脱钩逐渐转变为强脱钩。(4)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均对土地利用碳排放空间分异有影响,其中人口规模、产业结构的影响力有所减弱,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力有所增加。

我国渔民收入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利用渔民家庭收入调查数据,系统分析了我国渔民收入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我国渔民收入总体增长,但增幅逐渐放缓;渔民收入低于城镇居民收入,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总体在扩大;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渔民收入的相对差距在缩小,绝对差距仍在扩大;家庭经营收入,特别是经营渔业收入是渔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渔民收入受自然环境及资源因素、宏观经济环境和政策因素、市场因素、渔民自身因素以及渔业生产装备设施建设、渔业科技发展等其它因素的影响。基于此,针对新时代的渔民增收发展形势,提出促进渔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加快渔业科研创新步伐、推动渔民转产就业等对策。

数字经济何以推动乡村生态振兴?——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具有生态化的本质,是提高乡村生态演进韧性、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动力。在系统梳理数字经济对乡村生态振兴影响的直接机制、中介机制基础上,本文利用2010—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多维度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对乡村生态振兴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推动了乡村生态振兴,在运用分时间段检验、剔除特殊值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数字经济发展对乡村“三生”环境的影响大小有所差异,对乡村生活绿色宜居化的影响最大,对乡村生产绿色低碳化的影响次之,对乡村生态本底品质化的影响最小。中介效应显示,农村经济增长、绿色科技创新和环境规制都是数字经济助力生态振兴的重要机制。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影响乡村生态振兴的效应大小呈现出“西部>中部>东部”态势,总体上,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的绿色赋能效应更为显著。因此,应强化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在农村生态经济增长点培育、企业绿色科技创新及环境监管、宣教引导等方面的作用,因地制宜以差异化的数字化策略提升赋能乡村生态振兴的有效性。

长江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

长江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对于促进我国乃至维护全球生态安全和生物多样性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长江流域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在顶层制度设计、水生生物资源监测、长江禁渔、水生生物资源养护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但依然存在相关法律针对性不强、监测和数据共享机制不健全、基层与联合渔政执法监管不完善、水生生物增殖放流规范性与科学性有待增强、外来水生生物家底不清、风险评估缺失等。为此,未来需增强长江流域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法律针对性,持续完善长江流域水生生物监测体系,进一步加强渔政执法能力提升建设,深入推动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管理,强化长江流域外来水生生物防治。

多维社会资本对中国城市居民捐赠行为的影响研究

捐赠行为体现了一个社会的和谐度,在我国更多是以企业为主的政府主导型的捐赠行为,离发达国家以社会参与型为主的捐赠行为还有一定的差距。通过对我国城镇居民进行电子问卷调查,从社会资本角度入手,发现社会资本对捐赠行为有显著影响,主要表现为公民参与网络对其有促进作用,制度信任对其有负的影响,熟人信任和陌生人信任对其有正的影响。同时,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年龄、性别、宗教属性、党员属性都其有显著影响,捐赠人更多是已婚者、党员、有宗教信仰的中青年城市居民。通过引导有意愿捐赠的人继续捐赠和带动其他人捐赠,提高全部个体的捐赠参与度,引导我国捐款行为的转变,对我国和谐社会治理建设有着重要作用。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土地利用与景观格局动态变化研究

基于2000、2010、2018年3个时期的土地利用数据,利用土地利用动态度、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和景观格局指数,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土地利用与景观格局动态变化特征进行分析,并探究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00—2018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各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占比从大到小依次是耕地>林地>草地>建设用地>水域>未利用土地;耕地、草地面积在减少,林地、水域、建设用地面积在增加,其中耕地、林地分别是土地利用的主要转出、转入类型;类型水平上,耕地、林地的破碎化程度、形状复杂均较高,且除草地以外,耕地、林地、水域、建设用地的破碎化程度、景观连通度、形状的复杂程度均有所提高;整体上,景观的聚集度和连续性下降,多样性增加,各土地利用类型分布变得更加均衡。通过驱动因素分析,发现政策、规划、社会经济发展与自然条件变化是影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土地利用景观格局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重庆推进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着力点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6年来,重庆自然生态本底进一步夯实、生态环境质量进一步改善、城乡绿色发展进一步显现、绿色低碳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实现了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但是,重庆仍然面临着污染治理面广量大、生态修复任务重难度高、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尚需进一步提升等困难和挑战。

农产品加工业集聚、数字经济与流域环境污染

在系统分析农产品加工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非线性影响及数字经济在其中起到的调节机制基础上,利用2010~2020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和区位熵指数测度了农产品加工业集聚水平、环境污染指数,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农产品加工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检验了数字经济在该影响过程中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农产品加工业集聚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显著“倒U型”曲线关系,数字经济在农产品加工业集聚影响环境污染的过程中存在明显的抑制调节作用。区域异质性检验表明,长江中游地区农产品加工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作用处于“倒U型”曲线左侧,即农产品加工业集聚水平的提升正在加剧环境污染,下游地区农产品加工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作用已转移到“倒U型”曲线右侧,即对环境污染产生抑制作用,而上游地区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仍较薄弱,对环境污染的促增作用尚未显现;长江上游地区数字经济在农产品加工业集聚影响环境污染的过程中发挥着显著的抑制作用,调节效应显著,中下游地区调节效应不显著。鉴于此,应大力发展农产品初、精深加工,加速推进农产品加工业生态化、集约化发展,通过数字化升级推动实现流域生态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