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融入法学教育的路径

2014年3月,教育部印发的《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以下简称《指导纲要》)提出,统筹规划和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课程、教材、师资等建设。2023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该《意见》提出,要“加强中华传统法律文化教育”“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以及“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下简称“两创”),这为我国的法学教育和理论研究进一步指明了方向。由此可见,法学教育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这一源头活水,系统研究、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深刻内涵,并将其融入现代法学教育之中,对于赓续中华优秀法律文脉、推动法学教育革新以及实现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两创”目标均具有重要意义。

长江流域环境司法与行政执法协作的困境与出路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对长江流域的生态保护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提出了“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要求。长江流域进行全流域的系统保护与治理成为了最新发展动向之一。在2024年全国两会中,“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根本上依赖于长江流域高质量的生态环境”的重要议题再度引起热议。2021年3月1日,我国首部流域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正式施行,明确提出国家须加强长江流域司法保障建设,将司法置于推进长江流域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环节。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整体性、协同性和复合性,决定了完善长江流域环境司法和行政执法协作机制是司法制度创新的必要途径。2023年12月27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中也强调,“加强行政执法与司法协同合作”。实际上,生态环境部门、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协调联动并非一项新的工作,自2007年原国家环保总局(现生态环境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印发《关于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移送涉嫌环境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伊始,加之在《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司法解释和司法意见的推动下,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司法协作工作的广度和深度逐步拓展。

新《行政复议法》下的法治政府建设:新问题与新思考

行政复议作为政府系统自我纠错的监督制度,不仅是解决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也是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抓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新修版(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从复议原则、范围、管辖、程序、证据和监督管理等方面作出了大幅修改。科学评估新《行政复议法》实施对法治政府建设的影响,有助于前瞻研判新旧行政复议法实施衔接协调的相应问题,有助于用好行政复议改革“变量”催生法治政府建设“增量”,有助于深化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论食品安全风险警示行为的行政自制

食品安全风险警示行为的不当使用会给相对人的利益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因而警示行为应当受控。基于外部控制效果的有限性和内部规制的必要性原则,必须加强对食品安全风险警示行为的行政自制。行政组织以及人员结构的重构,内部行政规则的制定,内部行政监督以及责任设置的细致化、合理化是构建警示行为行政自制模式的基本路径。

食品安全风险警示的行政法问题

食品安全风险警示是一种重要的风险预警机制。消费警示、风险公告与食品安全风险警示之间是竞合关系而非差异概念,它们在法律属性上均具有复合性。某一特定食品安全风险警示的法律属性应依据行政行为理论并结合警示行为的具体情况判定。食品安全风险警示制度的良性运行应以法治为依托,在行政立法领域要完善配套立法、实现不确定性法律概念的具体化、消解立法冲突;在执行领域应有效消除食品安全风险警示的实施障碍,即合理平衡价值冲突、确立"一物一权"的品种专属管理模式、尽可能地突破技术限制以及合理界分技术责任和法律责任。

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行政磋商协议的性质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行政磋商协议是指在生态环境损害案件发生后,省级、地市级政府(包括直辖市所辖的区县级政府)代表国家与赔偿义务人在诉讼之外通过磋商就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事项所达成的协议。对于协议的性质,学界存在行政协议说、民事协议说两种观点。将磋商协议定性为行政协议或民事协议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实践中均各有利弊,但就磋商主体的地位、救济方式以及与其他制度的关系而言,将该协议定性为民事协议更具实践价值。

重庆市统筹城乡要素配置的做法及启示

重庆自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来,积极实施政府引导下的城乡要素市场化改革。通过劳动力、资本和土地三大要素的优化配置,对创新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性体制机制进行了有益尝试,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缩小了城乡二元结构,并让人民群众从要素流动和分配中得到了实惠。实践证明:重庆近年来在促进生产要素流动和分配领域中的积极尝试,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本质目的、方向、特征和意义,对于我国建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机制具有较强的启示作用。

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法律制度研究

政府重大行政决策有可能存在对社会稳定、环境保护、依法行政等因素的不利影响。行政决策机制、风险评估模式和合法性审查机制等问题给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带来各种风险。对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的主要事项和各种风险进行类型化是完善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法律制度的理论前提和制度基础。事前调研、公开听证、公众参与、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跟踪决策效果和纠错机制等程序机制是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机制的法律制度基础。在社会稳定、环境保护、经济发展、法律和政策等方面进行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和可控性的风险评估和合法性审查成为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的重要内容。此外,一旦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失误造成严重后果便需要建立相应的法律责任追究机制。因此,完善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法律制度有助于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的科学化、程序化和法治化。

试论土地征用补偿纠纷的司法救济——以重庆法院审判案例为视角

近年来,土地征用补偿行政案件已成为行政审判的一大热点、难点。基于重庆法院审判案例的实证分析,发现土地征用补偿行政案件具有影响面大、政策性较强、审理难度大、息诉服判率低的特点。其原因在于:土地征用补偿立法滞后与补偿标准不合理。因此,必须健全土地征用补偿立法,充分发挥审判权能动性以实现权益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双赢。

新时代法学教育背景下加强法律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法治人才培养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法工作会议等多个场合阐明法治人才培养目标、方针及具体要求等事项。2020年11月16日召开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明确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全面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核心要义的第十个方面就是“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1]彰显了高素质法治人才对推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保障意义和支撑作用。

提高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政府是在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领导下，以人民民主为根基，以法律为准绳，以权力制约为条件，以依法行政为核心的人民政府。严格依法行政是建设法治政府的核心内容。领导干部是行使行政权的主体，是一切行政活动的最终实施者，更是实施法律法规的重要力量，其法治思维素养的高低和法治方式能力的强弱不仅直接决定行政权运行的质量，也影响法治政府建设的进程。

行政复议受案范围的扩展

行政复议制度从建国初期建立以来，尤其是在行政复议法颁布实施后，对于完善行政机关的自我监督，切实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行政复议实践表明行政复议功能未能充分发挥，特别是行政复议受案范围饱受诟病。本文拟对行政复议受案范围的扩展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论中国食品安全行政问责的制度改进

近期我国频发重大食品药品安全事故,由此引发了新一轮的行政问责风波。从食品安全问题出发,就我国的行政问责制进行探讨,发现目前食品安全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及不足,并针对这些问题及不足提出完善建议。

职务犯罪控制研究——以重庆市为视角

重庆市职务犯罪具有大案要案多、行业性腐败突出、贪污受贿犯罪严重等特点。这主要是由于人的贪欲、体制转轨、法网疏漏、监督乏力等原因造成的。因此,遏制职务犯罪,既要坚持德治,又要厉行法治,才能取得满意的效果。

论行政法原则在政府公共警告中的映射

行政法原则贯穿于全部行政法规范,约束行政权力的运作。政府公共警告作为一种新型行政行为亦无法摆脱行政法原则的映射效果。政府公共警告的实际运行应遵循合法行政原则、比例原则、准确性原则、及时性原则、行政应急原则等法律原则之要求。只有在全面反映行政法原则的前提下,政府公共警告决策才更具有情境合理性。

行政立法中的言论免责问题研究

立法实际上是对利益的分配,是一个利益博弈的过程,行政立法则是一种特殊的利益博弈过程。行政立法参与者的言论免责与行政立法的合理性之间存在一种共生关系,没有言论免责权,行政机关所立的法规、规章的实体合理性往往难以保证。基于行政立法参与程序的差异性,应在行政立法中建立一种准免责与免责相结合的制度。

依法治市的几个特殊问题——解决重庆“四大难题”的法律对策研究

依法治市必须突出地方特色，必须结合本地的主要问题。当前，重庆依法治市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四大难题”。从重庆市情出发，围绕这“四大难题”，提出若干法律对策与思路。

略论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强度

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是行政诉讼制度的核心问题。这一对关系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横向关系,集中体现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上;二是纵向关系,集中体现为法院对进入司法程序的行政行为介入和评判的纵向范围,即司法审查强度问题。

行政强制措施适用法律之探讨

行政强制措施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在进行行政管理活动中,依法针对特定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采取的限制其人身、财产或其他权益的具体行政行为。把握行政强制措施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不能认为行政强制措施仅指行政机关对不履行义务的相对人采取的直接强制措施。这会把行政强制措施界定在一个最为狭窄的范围内。第二,不能认为行政强制措施就是行政强制执行措施。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对策

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并不是意味着要取消审批制度，审批制度虽然有种种弊端，但还有其存在的价值。所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重点应是进行制度创新，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