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的形成机理与影响效应——兼论中国职业教育模式的探寻与趋向

“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的形成是德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已实现了从职业教育领域向普通高等教育领域的横向拓展。“双元制”在德国乃至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鲜明的内在效应、经济效应、社会效应和国际效应。借鉴德国“双元制”模式的发展经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模式并“走出去”,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为此,我国在学习借鉴、吸收内化、实践创新中对职业教育模式不断探寻,实现从一元到多元、从分散到整合的发展转变。

我国高职教育对非洲合作模式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从浙江对非洲经贸合作的经济优势、高职教育相对于非洲的势能优势、高校对非洲研究的智库优势等多个角度出发,分析浙江高职教育率先"走出去"开展对非洲合作的可行性。基于基础优势和需求对接,提出校企合作、职教联盟、国际合作等三种合作模式,阐述合作的策略、内容与路径。

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赋能共同富裕的实践基础及路径转向

东西协作是致力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设计与政策安排。职业教育东西协作是东西协作的教育行动,旨在促进低收入群体人力资源的跨区域开发和统筹使用。在促进共同富裕的探索中,职业教育东西协作形成了国家高位推动、构建制度保障、资源精准对接等有益经验,为开发低收入人口面向就业的能力以增收致富提供了有力支撑。面对共同富裕的社会企盼,职业教育东西协作应面向新的社会诉求,着力从借助外力推动转向依托内力驱动、从阶段性项目推动转向长期性制度保障、从单一利益追求转向多维利益权衡、统筹个体增收致富与区域持续发展。

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的现实阻碍与破解进路

职业本科教育是政治、经济与教育发展交互作用的产物,是“职业教育的本科层次”和“本科教育的职业类型”的辩证统一,也是一个由政府、学校、行业协会、企业、学生等利益相关者通过一定结构形式联结而成的复杂系统。当前,我国职业本科教育已形成多元化的实践发展逻辑,但整体进展较为缓慢,存在着制度供给“滞后”、发展路径“迷失”、目标定位“模糊”、观念偏见“泛化”等现实阻碍,制约着职业本科教育的稳步发展。对此,亟需通过坚持“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相结合,提高制度供给的时效性;构建部省联动的“两维递进式”推进机制,科学确立发展的主渠道;正确处理“变”和“不变”间的辩证关系,明确办学方向与培养定位;充分发挥职业本科教育的“领头雁”作用,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

“教育+”格局构建刍议——从德国“职业教育+”看新制度主义同形理论的映射

面对由数字化、智能化以及大数据等新技术引发的挑战,在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日益增加而出现技能型人才严重短缺的困局之时,既要保证实体经济不因技能人才匮乏而使国家竞争力受损,又要拓展技能型人才的培养途径和生涯发展的空间。德国推出"职业教育+",即由附加资格学习、职业进修教育和双元高等教育组成的三大措施,从职普两个方面予以积极应对,其所凸显的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在制度建设上的同形性,可用新制度主义组织理论加以诠释。结合我国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制度建设中由分离的话语到同形的建构,提出"教育+"的概念和格局,以促进普职的共同发展。

高职教育学位体系构建争议的学理澄明及路径抉择——双轨制抑或三轨制?

针对高职教育学位体系的构建,目前学界围绕“三轨制”和“双轨制”两种可能方案展开激烈争论,两种方案都有现实的政策依据和理论支撑。认为为了明晰高职教育学位发展的未来路向,首先要理清高职学位体系构建的逻辑起点:高职学位缘起于高等教育步入大众化时代后学位观的流变,作为一种独特的以技术知识生产、传承与扩散为旨归的创新领域,究其本质是对技术技能人才知识创新水平的一种制度性认可,区别于以科学知识和专业知识生产为基础的科学学位及专业学位。提出高职学位体系的构建应坚持职教属性并尊重技术技能人才的成长规律,从法律修订、管理运行、内外衔接等方面做到长远规划,统筹兼顾。

技能社会的政策构建研究

2021年4月召开的全国职业教育大会明确提出建设技能型社会的战略目标。实现该战略目标离不开系统化和整体性公共政策的有力支持。构建支撑该战略目标的政策体系,应遵循建设技能社会的逻辑,围绕技能供给政策、技能应用政策、技能评价政策和技能激励政策展开,形成相互支撑和促进的政策环境。前期的政策实践表明:国家构建技能社会的战略意图和目标已然明确、地方实践创新取得实质性进展、行业专项行动成效初步显现,有力推动了技能社会建设。面对2025年技能型社会建设全面推进的目标,在吸收前期有效经验的基础上,需要拓展政策生态链、充实政策工具箱、激活政策动力源,以为建设技能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撑。

制度移植与生态重塑:太仓市产教联合体构建的实践与反思

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是当下我国破解产教融合困境的重要创新举措,是打通产教融合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的关键依托。作为我国较早重视产教融合发展并将德国“双元制”成功本土化的太仓市,其在市域层面产教联合体的建设上已经形成了较为成功的经验和典型范式。为了能够有效推进产教联合体建设,选择以太仓市产教联合体为个案研究对象,深入分析市域层面作为产教融合创新主体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以及市域政府在推进产教深度融合过程中应扮演的角色、应实现的功能。通过对太仓市宏观产教融合、中观校企合作、微观工学交替三个层面的分析发现:产教联合体构建的核心目标应该是通过市域统筹和部门协同打通产教融合政策的壁垒,构建技能形成生态;产教联合体构建的关键症结在于如何通过平台、标准、制度的系统建设降低校企合作过程中产生的交易成本;产教联合体构建的成败关键则取决于是否真正在微观学习层面实现工学交替。

技术产业化视域下现场工程师的角色定位、核心能力及培养路径

技术产业化是新技术通过研究、开发、应用、扩散而不断形成产业的过程。根据技术存在形态的不同,可以将这一过程划分为科学技术化、技术产品化、产品商业化三个阶段。在科学技术化过程中现场工程师所扮演的角色是研发现场的辅助支持者,在技术产品化过程中是生产现场的秩序维持者,在产品商业化过程中是服务现场的问题解决者。现场工程师需要具备解决现场复杂问题的技术应用能力、以现场工作实践为逻辑主线的知识整合能力、以实践知识生成为核心的学术创新能力等核心能力。现场工程师培养应依托现场工程师学院,校企共筑人才培养体系;构建产科教一体化双师结构团队,跨界提升人才培养能级;校企联合开展现代学徒制培养,协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高职院校专业教师团队建设的影响因素、现实困境及对策研究

加强专业教师团队建设是高职院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通过质性分析发现,高职院校专业教师团队建设受区域产业、政府政策、学校管理和专业基础等内外部因素影响,并呈现出目标定位偏差、结构尚需优化、整体合力不足、内部治理缺位和建设环境欠佳等问题。聚焦高水平和结构化的团队建设目标,应强化政府引导,加大政策供给力度;深化产教融合,搭建高端发展平台;细化院系治理,完善团队建设制度;优化运行机制,提升整体发展水平,这是高职院校专业教师团队改革发展的方向和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