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后自由主义神学的代表——乔治·林贝克

一、生平与事业乔治·林贝克(George A.Linbeck),1923年生于中国,其父母均为瑞典裔美籍路德宗的传教士。他幼时曾就学于中国和朝鲜,后来回到了美国,在明尼苏达州的古斯塔夫斯·阿道福斯(Gustavus Adolphus)学院学习,1943年获得文学学士学位之后,又于1946年在耶鲁神学院获道学学士(B.D)。

中国十年文革与上帝之爱——从莫尔特曼的十架神学来思考这一神义论的问题

1966年-1976年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文化大革命，在中国人心中留下很深的痛楚。历史中悲剧的发生有很多相似之处，很多人把文化大革命比作中国的奥斯维辛事件。文革从吴晗的《海瑞罢官》冤案开始，历史文化遗产横遭洗劫，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份子惨遭迫害，正常的社会秩序被打乱，国家陷人无政府主义的混乱当中。

处境化的解放神学

解放神学起源于拉丁美洲，主要属于拉美天主教神学，是一种典型的处境化神学，产生于其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中。随着拉美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环境的变化，拉美各国在不断地调整自己的神学思想，并在与保守派的斗争中艰难地发展起来。受其影响，北美出现了“黑人神学”、“女性神学”等，亚洲的菲律宾出现了“草根神学”，韩国出现了“民众神学”，印度出现了“贱民神学”等，“解放神学现在在北美和亚洲都有影响，它甚至在福音派也有一定的影响。

试从新教神学传统反思天主教弥撒圣祭

弥撒圣祭，是《天主教法典》所规定的七件圣事之一。但宗教改革后，新教对圣礼作出了重大调整和转变。加尔文说：“圣礼是由上帝设立来将他的应许教训我们，且将他的对我们的善意向我们表明，没有人能够设定一个表明上帝的决定或应许的表记，只有上帝自己能够设立表记，向我们表明自己。”

从旧约同观历史书的思想浅探处境与神学的关系

旧约圣经中《撒母耳记上下》、《列王纪上下》和《历代志上下》被称为“同观历史书”(或“符类历史书”，Synoptic Histories)，①也有学者将它们称为“叠记”(Double Books)。②就像新约圣经中的《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作为“同观福音书”一样，作者(或编者)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按照自己的目的，选取不同的题材，对人物或历史作出独特的诠释。同观的目的不是互相取替，互为矛盾，而是互相补充，互为肯定，多层次多角度地丰富和扩大人们对人物或历史的认识。

从救赎论之变迁看神学思想建设的必要性

教会在其发展中的每一个阶段都在进行着各种神学探讨，换句话说，各个时代的教会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神学思想建设。因为神学思想的建设在每一个时代都是非常必要的，神学思想建设正是为了保证信仰的不变。从救赎论的变迁可以证明这一点。

低吟浅唱谈生命

《创世记》中记载，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又创造了一种有别于其他活物的生灵——人，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创1：26)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

从本体论层面浅论圣餐圣事

教会伊始，圣事即在基督徒信仰生活以及崇拜中极具重要性，圣餐圣事更是如此。托马斯·阿奎那在论及圣餐圣事时，认为从绝对的意义上来讲，“圣餐圣事是诸圣事中最大的圣事。”

改造尼布尔的类型

正是50年前，也就是1949年，H·理查·尼布尔在奥斯丁神学院举办了一系列的讲座，其讲稿后来编为《基督与文化》一书出版。尽管我与他的神学观点相当不同，但一直以来，我都是他的仰慕者，我的整个事业都受到他的著作，特别是《基督与文化》一书的影响。在教学中我也经常采用他的类型分析法作为教学工具。在我成年后，《基督与文化》一书中所提出的问题——基督徒当怎样处理好自身与其周围文化环境的关系，也成了我在学术上和灵性上思考的一个重点。

以西结蒙召的意义

经文:结1:1-3主前597年,巴比伦兵临耶路撒冷,尼布甲尼撒王围困了圣城。腐化的、仅作王三个月的约雅斤率众投降,其结果便是巴比伦王将圣殿洗劫一空,而且,以色列民中的精英约一万多人,连同约雅斤王,都成了巴比伦的囚徒。

启示、历史事件、上帝——试用历史启示方式认识上帝本身

当犹太宗教哲学家还苦于否认人直接可知上帝时，基督教的特殊启示回答了这一由无限与有限相互寻求，并能达成默契最终相互承认的特殊问题。生活在与早期教会同时代的，可被誉为“否定神学之父”的犹太宗教哲学家菲洛(Philo)在人对上帝的认识论上曾谈到：“人的思想概念不能涵盖上帝的本质，上帝只在他使自己与我们相关时才为我们所知。”

从《希伯来书》看祭司职分的圣礼性

在《旧约》中，《利未记》被称为“祭司手册”；而在《新约》中，对祭司的职分论述得较为详尽的是《希伯来书》，它是用一种解释的方法从神学方面来阐述祭司的职分。有人称《希伯来书》为“基督教神学的第一部有系统的讨论”。本文主要是根据《希伯来书》第3至5章及一些与祭司职分相关的经文，从圣礼神学的角度对祭司职分这个神学主题进行论述。

浅论教义学理解中的教会的大公性

“教会的大公性”这一普世基督教会所持守和公认的信理，在今天多元化的世代中，在世界基督教会宗派林立，本色化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的前提下，在中国教会“三自”原则的办教方针的基础上，是否还适用于实践意义中的教会论，还是仅仅成为一个理想状态的神学名词而不具备对教会的实际牧养和治理的任何作用，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基督教(新教)向来关注个体的拯救命运而无形中却忽略了作为被拯救整体的团体性的教会在世界的状态，从而带来了一系列几乎无法解脱的困扰(如对异端和邪教的无法预防和控制，普世教会合一往往受到许多非教会因素的干扰等等)。

探索长老制中长老职分的定位

现今，中国教会正在进行自己的神学思考。近年来，随着教会自身的不断发展与完善，中国教会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某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对于现存于教会中的问题，仅仅现象性地罗列还远远不够，我们应当尝试从制度层面对这些问题做出反思。

基督教在中国本土化的可能与探索

黑格尔说，“高山使人类阻隔，大海使人类接近。”从16世纪开始，随着地理的大发现，西方的商人和传教士“梯航九万里”，风尘仆仆地来到中国，实现了自《马可·波罗游记》问世后在西方社会中所激起和对东方的向往、憧憬和追求。从此，中国的国际贸易与中西文化的交流开始了一个全新的局面。伴随着国际间的贸易，一大批学识渊博、具有足够的睿智和度量的传教士来到了中国，在中国古老的文化和信仰上激起了一层又一层的浪花，产生了一波又一波的撞击，又在进行着一次又一次的互相融合。

保罗书信中的教会

你是否想过保罗书信受信教会的信徒是什么样的人?这些书信最早的读者是谁?他们的经济水平如何?他们靠什么生活?他们受过什么样正规的或非正规的教育?是什么样的社会压力影响了他们的生活?他们与什么样的社会机构有联系?妇女与男人的处境有何不同?他们的家庭结构又是什么样的?

保罗对资料的使用

在早期教会，保罗是以外邦人使徒和会众领袖的身份出现，这并非发生在真空里面。保罗自己曾经是一个活跃的法利赛人，有着纯正的背景，接受传承自先祖的教训，就如他自己所说，“我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加1：14；比较腓3：4—6)。除了别的以外，还有如在犹太教文献方面，这包括基督徒所说的《旧约》，他也受了良好的训练。此外，保罗所进入的是业已存在的基督徒社团，这个社团有其自身的教导与实践。社团有着自己的礼文资料(诗歌、认信、信条)，可能也有耶稣的话语被记下应用为道德的指南，并且社团中这些资料还在继续增加。

先知耶利米思想中约之观念浅探

在被掳前的先知那里，很明显的一点是，约很少被提到，阿摩司知道拣选的概念，但是没有提到约的问题。何西阿关注婚姻的主题，他仅有两次提到了违约。《弥迦书》、《那鸿书》、《西番雅书》和《哈巴谷书》根本就没有提到约的事情。

从扫罗与撒母耳献祭之争看作者对古以色列政教关系的意向

《圣经》很多地方记载的是历史，但我们不能忽略的是，“就圣经的作者而言，历史只是实现更大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因为“圣经的作者对客观论述历史根本不感兴趣”，他们记载历史“不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现在——当然是他们的现在。”他们对过去的材料加以选择，再依照他们所理解的当时听众的需要，进行改写编纂。

评卡尔·亨利的命题式启示观——读《神·启示·权威》札记

卡尔·亨利是当代福音派最重要的神学家之一,其名著《神·启示·权威》以启示论为中心展开异彩纷呈的讨论,特别是其中驳斥逻辑实证派的攻击等段落以缜密而机智的论证令人叫绝。但正如逻辑缜密的批评家常会尴尬地发生的情形一样,我们不得不思考,他自己立论的观点,是否也能经得起像他批评论敌时所用的方法一样缜密的推敲呢?我认为,至少卡尔·亨利所坚持的《圣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