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源国家公园森林物种组成和群落结构

全面了解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木本植物物种组成,特别是珍稀濒危物种,分析其区系特征及不同植被类型群落结构现状,对国家公园物种保护和不同植被类型恢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基于对钱江源国家公园全域的木本植物调查,详细分析了不同胸径大小级森林植被类型的物种组成、区系特征、种-个体曲线分析和结构特征。调查涵盖313个木本物种,温带分布的科多于热带分布的科(22/35),热带分布的属略少于温带分布的属(28/31);中国特有属7个,特有种101个,中国珍稀保护物种10个,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红色名录的近危、易危和濒危物种17个。在同等取样水平下,物种多样性在常绿阔叶林最高,天然针叶林次之,杉木林最低;全域所有个体及各林型的径级分布总体呈现明显的倒“J”形,群落总体上更新良好。研究发现钱江源国家公园物种丰富,但由于包含较多次生林等植被类型,整体温带多于热带区系成分,亟待采取措施恢复至典型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植被;研究对钱江源国家公园木本植物物种的多样性及其更新情况等科学和保护实践急需解决的基本问题做出了回答,也为未来钱江源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恢复提供了科学依据。

钱江源国家公园景观格局变化探析

从景观水平和类型水平两方面选取了斑块数量、斑块密度、最大斑块指数、景观形状指数、景观分散指数、蔓延度指数、香农多样性指数7个景观格局指数,分析2019年和2021年钱江源国家公园的景观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动态变化。结果表明:(1)在土地利用变化方面,钱江源国家公园以林地和园地为主,占公园总面积的92%以上;与2019年相比,2021年各类土地利用类型变化不大,面积增加最多的是林地,面积减少最多的是耕地,森林覆盖率稳步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园区在林业生态建设上所取得的成效;(2)在景观格局演变方面,2019年和2021年景观类型尺度和景观水平尺度的指数变化情况反映出园区内景观异质性趋缓,逐渐向优势景观均质化、整体化发展,且各类景观的交错分割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有利于生态功能和生态系统稳定性的发挥。

基于激光雷达技术估算钱江源国家公园森林的地上生物量

【目的】采用激光雷达结合地面调查的方法,拟合并预测钱江源国家公园森林的地上生物量,为国家公园森林生态系统保护和动物生境质量评估提供基础数据。【方法】采用冠层结构指数量化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冠层高度和垂直复杂度,并结合地面调查数据和地形数据,用模型拟合和预测钱江源国家公园的地上生物量。【结果】冠层结构指数中,与地上生物量的相关程度从大到小依次为冠层平均高度、冠层垂直复杂度、冠层最大高度。钱江源国家公园生物量分布主要在27.24~210.31 Mg/hm^(2)(0.05~0.95分位数),平均为111.21 Mg/hm^(2),总的生物量约为2.57×10^(6) Mg。【结论】结合冠层指数和地形变量能较好地模拟和预测钱江源国家公园地上生物量。钱江源国家公园有大面积低海拔集中分布的常绿阔叶林,冠层平均高度和冠层垂直复杂度都比较大,地上生物量高;同时,也有大面积人工林和次生林,这些人工林和次生林主要分布在国家公园成立后才开始保护的两个片区,冠层平均高度和冠层垂直复杂度小,地上生物量较低,有待进一步恢复。

钱江源国家公园古田山珍稀濒危植物资源现状及分析

在钱江源国家公园古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珍稀濒危植物系统调查的基础上,对该地区珍稀濒危植物的种类组成、保护价值、地理区系特征及分布现状进行了系统研究。结果显示:古田山地区共有省级及以上野生珍稀濒危种子植物32科55属63种,其中被《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收录的Ⅰ级保护植物1种、Ⅱ级保护植物15种,被《中国植物红皮书》收录的有15种,浙江省重点野生保护植物19种,其余物种分别被《中国物种红色名录》和《中国高等植物受威胁物种名录》收录;保护区内的多数珍稀濒危植物分布区狭窄,除少数保护植物如野大豆Glycine soja Siebold&Zucc.、野含笑Michelia skinneriana Dunn、杨桐Cleyera japonica Thunb.等种类的种群较大外,其他种类的种群较小;长序榆Ulmus elongata L. K. Fu&C. S. Ding、香果树Emmenopterys henryi Oliv.、榧树Torreya grandis Fortune ex Lindl.、三小叶山豆根Euchresta japonica Benth.ex Oliv.、金刚大Croomia japonica Miq.等种类零星分布于核心保护区,有少量珍稀植物如南方红豆杉Taxus wallichiana Zucc. var. mairei (Lemée&H. Lév.) L. K. Fu&Nan Li、花榈木Ormosia henryi Prain等位于缓冲区或试验区;保护区珍稀濒危植物属的区系成分较丰富,温带成分相对较多,中国特有属的濒危度较高,急需采取相应保护措施。

基于景观格局指数的钱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完整性评价分析

利用浙江省开化县2014年二类资源调查数据,采用景观格局分析方法,从景观尺度分析了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以下简称钱江源国家公园)植被的构成和破碎化程度,研究了钱江源国家公园的完整性和原真性。结果表明,钱江源国家公园的景观类型以常绿阔叶林、天然针叶林和杉木Cunninghamia lanceolata林为主;在核心保护区和生态保育区内分布着大面积呈原始状态的低海拔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具有重要保护价值。对各功能区景观破碎化分析表明,破碎化程度由大到小表现为:游憩展示区>传统利用区>生态保育区>核心保护区,与钱江源国家公园各功能区的保护与利用要求相符,但整体景观连通性较低。对各功能区内重要森林类型天然针叶林、常绿阔叶林和针阔混交林的破碎化分析表明,三种植被类型的破碎化程度与各功能区破碎化程度一致,表现为核心保护区三种植被类型破碎化程度最低,受人为干扰轻,游憩展示区三种植被类型破碎化程度高,受人为干扰严重。以上分析表明,钱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总体保持较好的完整性和原真性。

钱江源国家公园昆虫物种组成及其多样性分析

2016年5月—2018年11月,利用网捕法、马氏网诱捕法、灯诱法、黄盘诱捕法、陷阱法对钱江源国家公园进行了昆虫资源调查,并分别从昆虫的物种组成、群落相似性和多样性等方面对保护区昆虫多样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钱江源国家公园昆虫共有2014种,隶属24目275科1244属;优势类群鳞翅目Lepidoptera、膜翅目Hymenoptera、鞘翅目Coleoptera、双翅目Diptera、半翅目Hemiptera的科数分别占总科数的17.45%、14.91%、12.36%、11.27%和10.55%,其种数分别占总种数的25.93%、15.6%、10.53%、23.0%和8.49%;拥有天敌昆虫、药用昆虫和观赏昆虫累计73科263种,占昆虫总种数的13.07%;多样性分析结果显示,钱江源国家公园的昆虫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Simpson优势度指数、Margalef丰富度指数的变化趋势一致,表明钱江源国家公园科昆虫群落具有较高的稳定性。研究结果为钱江源国家公园内的昆虫资源的保护和利用、生物研究提供重要数据。

钱江源国家公园大型真菌资源初步调查

采用随机调查法对钱江源国家公园大型真菌资源进行了实地调查,采集标本。结果表明,钱江源国家公园内有大型真菌315种,隶属50科、133属。其中食用菌108种,药用菌122种,毒菌68种。优势科11个,占总科数的22.00%,优势属12个,占总属数的9.02%。钱江源国家公园内真菌资源十分丰富,具有较大的开发潜力。

钱江源国家公园不同景观土壤有机碳库和蓄水性能研究

为了解钱江源国家公园不同土地利用景观区生态功能的差异,选择林地、茶园、水田和旱地等4类土地利用景观,分别采集了代表性表层和土壤剖面分层土样,分析了土壤有机质组分、酸碱度、主要养分元素及渗透性和蓄水性。结果表明,土壤有机质含量由表层向下呈下降趋势,土壤有机质含量、贮量和活性有机质占有机质的比例均是林地>茶园>水田>旱地,土壤C/N比为林地>茶园>水田、旱地;土壤pH值为水田>旱地>林地>茶园;土壤有效磷和速效钾含量为茶园>水田、旱地>林地。林地表层土壤具有较低的容重,其透水性和蓄水能力明显高于茶园和旱地,并具有较高的阳离子交换量和水稳定性团聚体数量。研究认为,从土壤固碳与保水2个方面考虑,钱江源国家公园内林地的生态功能明显强于其他景观用地,旱地的生态功能最弱。因此,加强林地建设和逐渐减小旱地面积有助于强化园区生态功能。

钱江源国家公园自然资源统一管理路径探索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中提出“国家公园内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应该占主体地位”。由于土地权属复杂,自然资源统一管理成为我国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建设的难点问题之一。钱江源国家公园在试点期间,通过探索和分析租赁、置换、合作等方式,对比国内外国家公园地役权制度优劣,构建了适合本地特点的集体林地地役权改革制度,即在不改变森林、林木、林地权属的基础上,通过一定的经济补偿,限制权属所有者的行为,将其使用权和管理权通过各项决议和合同形式授权给国家公园管理机构。通过集体林地地役权改革实现了对自然资源的统一管控,不仅解决了国家公园建设中集体林占比较高的难题,同时还带来了显著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集体土地占比较高的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构建互促共赢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提供了示范经验。

钱江源国家公园白颈长尾雉生境适宜性评价研究

钱江源国家公园是中国首批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之一,是白颈长尾雉(Syrmaticus ellioti)的主要栖息地。从国家公园尺度掌握白颈长尾雉的分布格局及栖息地状况,对于科学制定白颈长尾雉的保护策略具有重要意义。结合钱江源国家公园2018—2019年的红外相机监测数据和主要环境变量数据,应用MaxEnt模型对国家公园内白颈长尾雉生境适宜性的季节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评价与分析。冬春季和夏秋季模型的预测结果达优秀水平。距农田距离和距群落结构较完整针叶林距离是影响白颈长尾雉冬春季生境选择的主导环境因子,白颈长尾雉倾向于近农田分布,而远离针阔混交林和针叶林等森林区域;距水源距离、距群落结构完整阔叶林距离、距居民点距离、距群落结构较完整针阔混交林距离是影响白颈长尾雉夏秋季分布的主要环境因子,白颈长尾雉倾向于近水源和森林区域,并远离居民点分布。钱江源国家公园冬春季白颈长尾雉的适宜和较适宜生境面积为135.62 km^(2),夏秋季为134.14 km^(2),分别占钱江源国家公园总面积的53.82%和53.23%。从不同功能分区看,冬春季白颈长尾雉的适宜和较适宜生境面积为生态保育区>传统利用区>核心保护区>游憩展示区;夏秋季为生态保育区>核心保护区>传统利用区>游憩展示区。该研究证实了水源、食物和隐蔽条件是影响白颈长尾雉生境选择的三大要素。建议针对关键生境因子进行分区管理:(1)加强对生态保育区中次生林的保护修复;(2)加强对传统利用区农业开发活动的管控;(3)加强中低海拔阔叶林和针阔混交林周边水源的管理;(4)建立白颈长尾雉种群生态廊道;(5)开展白颈长尾雉生境选择长期研究。

基于多源数据空间分析的国家公园管控分区研究——以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为例

《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国家公园实行管控分区的要求,以便实现国家公园最严格保护目标。然而,国家公园管控分区评价的指标尚不明确,以浙江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以下简称"钱江源国家公园")为研究对象,采用层次分析法从基础环境(包括高程、植被指数、交通道路影响和基本农田)、重点野生动植物分布(野生动植物、黑麂生境适宜性和白颈长尾雉生境适宜性)、自然资源保护基础(古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钱江源国家森林公园、钱江源风景名胜区和生态公益林)和生态现状(生态功能适宜性评价、自然资源承载力、三区三线和土地利用现状)等指标构建多源数据空间分析指标体系,利用空间叠加分析技术获取钱江源国家公园的管控分区结果,并与管控分区最终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1)基于多源数据的方法能有效地识别钱江源国家公园内生态保护价值较高区域;(2)多源数据空间分析结果与最终管控分区结果对比显示,其总体精度为78.07%(197.70 km^(2)),在核心保护区精度为83.55%(127.99 km^(2)),一般控制区精度为69.67%(69.71 km^(2));(3)影响精度主要原因是新调入区域基础数据不足,以及通过定性分析解决管控分区破碎化等。研究认为基于多源空间数据分析技术能够客观、高效地划分国家公园管控分区,具有一定普适性,但仍需通过增加数据数量或优化算法提高精度。

钱江源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监测体系研究

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以下简称“钱江源国家公园”)是我国10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之一,其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合作开展对钱江源国家公园内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监测的研究。建立了全境森林动态样地监测平台、全境网格化动物多样性监测平台、森林冠层生物多样性监测平台、卫星和近地面遥感监测平台以及环境要素综合监测平台共5个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监测研究平台,形成了“空、天、地”一体化综合监测体系,对钱江源国家公园内生态系统和动植物群落开展大尺度、多组分、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立体化综合监测,研究各生态因子的相互影响关系。在该监测体系长期收集的数据基础上,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也为钱江源国家公园管理机构提供了科学保护和管理的依据。钱江源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监测成为《地球大数据可持续发展研究报告》收录的典型案例,并于2019年9月由中国政府通过外交部提交给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钱江源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监测体系为我国的国家公园和其他保护地的生物多样性监测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亚热带之窗 钱江源国家公园

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篸。浙江自然资源丰富,山色秀丽、风光旖旎,本刊将推出全新的自然保护栏目,让读者走进浙江的绿水青山,领略大自然的神奇壮丽以及独具魅力的人文底蕴。

绿水青山化金山 依法保护促共赢——钱江源国家公园保护地役权登记试点显成效

钱江源国家公园试点区面积约252平方公里,森林面积达212平方公里,其中集体所有的森林占80.3%,涉及4个乡镇、21个村、10404宗林权。集体林所有权属于村集体、承包经营权属于农户。如何在保障村集体和农户合法权益的前提下统一管理试点区内的自然资源,为实现国家公园试点的目标创造充分必要条件是开化县需要不断探索的课题。

开化聚力打造钱江源国家公园

钱江源国家公园是中国10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之一,也是长三角经济发达地区唯一的体制试点区。2019年4月,省委编委下发《关于调整钱江源国家公园管理体制的通知》(浙编〔2019〕13号),成立省政府垂直管理的正处级行政机构——钱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

园丁的梦想与荣光——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综述

自古以来,钱江源头开化县就是一个生态福地。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先后于2003年、2006年来到开化县视察,鼓励大家要保护好源头,走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道路。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深改组会议上深情点赞:开化是个好地方!开展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是"好地方"生态文明建设的又一件大事。为推进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浙江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

钱江源国家公园标识系统构建初探

标识系统是国家公园发挥环境教育功能的重要载体,是影响访客行为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对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内现有的标识系统进行分析,并提出以"合作-反馈"机制为基础的标识系统构建方案,希望对国家公园建设有所帮助。

钱江源国家公园木本植物物种多样性空间分布格局

以数据为支撑的物种多样性空间分布是自然保护地适应性保护和管理的基础,但当前大多数自然保护地缺乏全域物种多样性观测数据。本研究以钱江源国家公园全域663个20 m×20 m木本植物样方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了国家公园内观测物种丰富度、稀疏物种丰富度、胸高断面积和树木个体数量的空间变化,比较了这些变量在国家公园各功能区块间的差异。结果显示木本植物物种多样性的热点分布区与钱江源国家公园核心保护区基本匹配。两个物种丰富度在核心保护区古田山区块和长何齐区块及一般控制区古田-苏庄区块最大,三者的观测物种丰富度无显著差异(P>0.05),古田山区块和古田-苏庄区块的稀疏物种丰富度无显著差异,但均显著大于长何齐区块;古田山区块和古田-苏庄区块的两个物种丰富度指标变异程度小于其他区块,且这两个区块间无显著差异(P>0.05)。齐溪区块、长何齐区块和古田山区块胸高断面积大于其他区块,古田-苏庄区块次之,前三者无显著差异,古田-苏庄区块显著小于长何齐区块和古田山区块。古田山区块和古田-苏庄区块树木个体数量最小。长何齐区块齐溪片区部分胸高断面积大、个体数量小,而在长虹和何田片区胸高断面积小、个体数量大。一般控制区长虹-何田区块和古田-洪源区块两个物种丰富度最小,胸高断面积最小。结果表明,从生物多样性角度来看钱江源国家公园的功能分区基本合理,扩展了对国家公园物种多样性热点和保护空缺的认识:古田山区块木本植物个体大、物种最丰富,与其毗邻的一般控制区古田-苏庄区块物种同样丰富、个体略小,可将其纳入保护核心区以利于钱江源国家公园主要生态系统完整性保护;核心保护区长何齐区块长虹和何田片区物种多样性低、个体小、密度大,待加强保护和修复;长虹-何田区块和古田-洪源区块物种少、个体小、干扰强,待社区发展和保护协同。本研究将为钱江源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适应性保护和管理提供科学支撑。

钱江源国家公园森林群落的物种多样性、结构多样性及其对黑麂出现概率的影响

森林群落的物种多样性和结构多样性是影响野生动物栖息地选择的重要因子,以往针对黑麂(Muntiacus crinifrons)栖息地特征的研究多探讨森林类型对黑麂出现概率的影响,而针对反映森林群落特征的微生境因子的研究相对匮乏。本研究基于钱江源国家公园164个位点的红外相机监测数据和20 m×20 m植物长期监测样方数据,从物种多样性和结构多样性两个维度研究了4种主要森林类型(常绿阔叶林、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针阔叶混交林、针叶林)的木本植物群落特征及其对黑麂出现概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常绿阔叶林木本植物的物种多样性显著高于针叶林(P<0.05),其结构多样性显著高于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针阔叶混交林和针叶林(P<0.05),其余森林类型间的物种多样性和结构多样性均无显著差异。样地内木本植物的物种多样性和结构多样性之间无明显相关关系。对黑麂微生境特征的分析结果显示,黑麂偏好常绿阔叶林和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且海拔和坡度越高其出现概率越高;木本植物胸径Shannon多样性指数越大、胸径<5 cm木本植物平均胸径越大时,黑麂的出现概率越高,表明黑麂偏好结构多样性高、林下植被个体长势良好的森林。本研究结果对钱江源国家公园黑麂的栖息地恢复和管理、廊道选址和建设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水稻田土壤微生物群落的格局及其驱动机制

建立健全国家公园体制对于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与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作为首批试点单位之一,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以下简称“钱江源”)率先开展了集体林地地役权改革,并取得了良好效果。然而地役权改革是否以及如何影响钱江源土壤及其微生物,目前还缺乏系统评估。本研究对钱江源4个片区中不同改革模式下的水稻田表层土壤进行取样,每个片区内均采集4种模式的水稻田:公园内改革、公园内弃耕地、公园内未改革以及公园外未改革。利用高通量测序研究土壤微生物群落的组成与结构,并利用多元统计分析等剖析塑造微生物群落空间格局的驱动因素。结果发现,与其他3类土壤相比,弃耕地具有更低的氮磷等营养元素含量和重金属元素含量;其他3类土壤的理化性质则较为相似。在微生物方面,细菌群落以变形菌门(48.57%)和酸杆菌门(31.62%)为主;真菌群落以子囊菌门(78.31%)和担子菌门(16.38%)为主。不同模式下的细菌群落差异较大,尤其是弃耕地与其他3类均具有显著性差异,其他3类则较为相似。真菌群落的变异相对较小,仅公园外未改革和弃耕地间具有显著差异。细菌群落组成的空间变异与土壤环境因子显著相关,其中具有主要影响的前5个环境因子分别是pH、铬、全氮、有效磷和有机质。真菌群落组成的空间变异与土壤环境因子间未发现显著相关性。中性群落模型分析发现,中性过程对细菌和真菌群落组成差异的形成均有重要影响。综上,初步认为,存在水稻种植的情况下,地役权改革尚未对水稻田土壤及其微生物起到显著影响;放弃种植的弃耕地则可能已经处在再野化的初期阶段。因此,地役权改革是否以及如何影响长期耕作土壤的恢复,还需要结合长期的综合监测,才能作出更为科学合理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