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源国家公园森林物种组成和群落结构

全面了解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木本植物物种组成,特别是珍稀濒危物种,分析其区系特征及不同植被类型群落结构现状,对国家公园物种保护和不同植被类型恢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基于对钱江源国家公园全域的木本植物调查,详细分析了不同胸径大小级森林植被类型的物种组成、区系特征、种-个体曲线分析和结构特征。调查涵盖313个木本物种,温带分布的科多于热带分布的科(22/35),热带分布的属略少于温带分布的属(28/31);中国特有属7个,特有种101个,中国珍稀保护物种10个,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红色名录的近危、易危和濒危物种17个。在同等取样水平下,物种多样性在常绿阔叶林最高,天然针叶林次之,杉木林最低;全域所有个体及各林型的径级分布总体呈现明显的倒“J”形,群落总体上更新良好。研究发现钱江源国家公园物种丰富,但由于包含较多次生林等植被类型,整体温带多于热带区系成分,亟待采取措施恢复至典型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植被;研究对钱江源国家公园木本植物物种的多样性及其更新情况等科学和保护实践急需解决的基本问题做出了回答,也为未来钱江源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恢复提供了科学依据。

钱江源国家公园古田山珍稀濒危植物资源现状及分析

在钱江源国家公园古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珍稀濒危植物系统调查的基础上,对该地区珍稀濒危植物的种类组成、保护价值、地理区系特征及分布现状进行了系统研究。结果显示:古田山地区共有省级及以上野生珍稀濒危种子植物32科55属63种,其中被《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收录的Ⅰ级保护植物1种、Ⅱ级保护植物15种,被《中国植物红皮书》收录的有15种,浙江省重点野生保护植物19种,其余物种分别被《中国物种红色名录》和《中国高等植物受威胁物种名录》收录;保护区内的多数珍稀濒危植物分布区狭窄,除少数保护植物如野大豆Glycine soja Siebold&Zucc.、野含笑Michelia skinneriana Dunn、杨桐Cleyera japonica Thunb.等种类的种群较大外,其他种类的种群较小;长序榆Ulmus elongata L. K. Fu&C. S. Ding、香果树Emmenopterys henryi Oliv.、榧树Torreya grandis Fortune ex Lindl.、三小叶山豆根Euchresta japonica Benth.ex Oliv.、金刚大Croomia japonica Miq.等种类零星分布于核心保护区,有少量珍稀植物如南方红豆杉Taxus wallichiana Zucc. var. mairei (Lemée&H. Lév.) L. K. Fu&Nan Li、花榈木Ormosia henryi Prain等位于缓冲区或试验区;保护区珍稀濒危植物属的区系成分较丰富,温带成分相对较多,中国特有属的濒危度较高,急需采取相应保护措施。

基于景观格局指数的钱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完整性评价分析

利用浙江省开化县2014年二类资源调查数据,采用景观格局分析方法,从景观尺度分析了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以下简称钱江源国家公园)植被的构成和破碎化程度,研究了钱江源国家公园的完整性和原真性。结果表明,钱江源国家公园的景观类型以常绿阔叶林、天然针叶林和杉木Cunninghamia lanceolata林为主;在核心保护区和生态保育区内分布着大面积呈原始状态的低海拔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具有重要保护价值。对各功能区景观破碎化分析表明,破碎化程度由大到小表现为:游憩展示区>传统利用区>生态保育区>核心保护区,与钱江源国家公园各功能区的保护与利用要求相符,但整体景观连通性较低。对各功能区内重要森林类型天然针叶林、常绿阔叶林和针阔混交林的破碎化分析表明,三种植被类型的破碎化程度与各功能区破碎化程度一致,表现为核心保护区三种植被类型破碎化程度最低,受人为干扰轻,游憩展示区三种植被类型破碎化程度高,受人为干扰严重。以上分析表明,钱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总体保持较好的完整性和原真性。

国家公园管理评估体系构建与应用

国家公园是我国新的自然保护地类型之一,在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中具有主体地位。为保障国家公园的可持续发展,对其管理的有效性进行科学、客观和全面的评估至关重要。遵循国家公园生态保护第一、国家代表性和全民公益性的理念,及其生态保护和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定位,按照“条件基础 过程行动 取得成效”的思路,构建了包括管理基础、管理行动和管理成效3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的国家公园管理评估指标体系;沿用基于专家评议的快速记分评价法,通过专家咨询法和层次分析法计算权重和分级赋值,并进行综合评估;基于上述方法,对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管理工作进行了试评估。结果表明,该评估体系能够较好反映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管理的现状,有效指导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管理工作,并可为国家公园管理评估标准体系的建立提供借鉴。

基于土地利用变化情景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以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为例

土地利用变化是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评估土地利用变化对生物多样与生态系统服务影响对于政府决策具有重要作用。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是钱塘江的源头,也是国家的重点生态功能区。本研究以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为研究区,首先设计自然发展情景、规划情景、生态保护情景和开发利用情景等4种2025年不同土地利用变化情景,随后采用In VEST模型和CLUE-S模型分析不同情景下钱江源国家公园水资源供给、涵养水源、固碳释氧、土壤保持、环境净化和生境质量等生态系统服务及其价值变化。结果表明:(1)核心保护区和生态保育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占钱江源国家公园总价值的88.30%。(2)生态保护情景下钱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最高,有129.17亿元;规划情景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次之,有126.92亿元。(3)规划情景下钱江源国家公园水资源供给服务优于生态保护情景,其他生态系统服务则次于生态保护情景。考虑到钱江源国家公园为下游提供重要的水资源这一功能,将规划情景作为试点区2025年最优的土地利用变化情景。

生物多样性对人类福祉贡献评估:以钱江源地区为例

基于生物多样性对人类福祉贡献的指标体系,在钱江源地区开展生物多样性与人类福祉关系定量评估。结合统计、遥感、地面调查等多源数据,基于生物多样性对人类福祉贡献的视角,从物质贡献、生态调节贡献、文化精神贡献3个方面,分别对一级、二级和三级指标进行评估,分析生物多样性对人类福祉贡献的空间分布差异和动态变化。结果表明,研究区人类福祉指数空间异质性较强,主要是由于自然资源差异所致;人类福祉指数整体以开化县、玉山县水平较高,开化县主要体现在生态调节贡献较高,玉山县主要体现在物质供给和精神文化贡献较高。物质、调节、精神文化3个方面的时空分布差异较大,物质贡献整体呈逐渐增加趋势,其中玉山县是物质供给水平最高且增长速度最快的县域;生态调节贡献整体呈先增加后降低趋势,其中以开化县、婺源县、休宁县贡献水平较高,这3个地区自然资源优势突出,森林生态系统面积较大;精神文化贡献指数受人文主观因素影响较大,其中玉山县游憩指数表现突出。近20 a人类福祉整体呈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其中玉山县一直呈增长趋势,且增长速度最快,主要体现在物种供给水平增长,物种供给增长是该评价指标体系中对人类福祉增长贡献效果最显著的指标。

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功能分区对黑麂保护的有效性评估

功能分区是统一协调国家公园不同保护管理目标的主要措施,对于国家公园的有效管理有重要意义。钱江源国家公园是我国首批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之一,被分为核心保护区、生态保育区、游憩展示区和传统利用区4个部分,对应不同的保护管理措施。本研究分析了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现有功能分区与其首要保护对象黑麂(Muntiacus crinifrons)的适宜栖息地之间的空间关系。在红外相机调查获取的94个黑麂分布点的基础上,结合海拔、地形、植被特征、人为活动干扰等15个环境特征变量,采用MaxEnt模型预测国家公园内黑麂适宜栖息地的空间分布。结果表明,黑麂倾向于出现在森林较为原始和道路密度较低的区域,其适宜栖息地面积42.5 km^2,占国家公园总面积的16.9%。其中,69.3%的黑麂适宜栖息地位于核心保护区,30.4%位于生态保育区,表明国家公园现有功能分区能很好地满足黑麂栖息地保护的需求。此结果也证明黑麂可以作为其分布范围内保存较好的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的指示性物种。通过生境恢复、廊道建设和跨省共建促进黑麂栖息地的完整性保护,是加强该区域黑麂栖息地保护的关键措施。

钱江源国家公园红外相机监测平台进展概述

钱江源国家公园红外相机监测平台由钱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北京大学合作建立,覆盖了钱江源国家公园全域和毗邻的安徽及江西省的部分区域。其中,钱江源国家公园古田山片区的监测始于2014年5月,其他区域的监测始于2018年7月;毗邻的江西、安徽区域的监测分别始于2017年11月和2018年3月。截至2020年5月,共在343个公里网格内完成了1,033个有效位点的调查,总有效相机工作日331,834d,共获得兽类、鸟类的照片和视频718,515份,独立有效探测数151,221次。其中, 658,644份照片和视频可鉴定到物种,对应133,204次独立有效探测。记录到分属7目15科的野生兽类23种,分属9目27科的野生鸟类75种。通过覆盖全域的长期监测,完成了钱江源国家公园大中型兽类的本底调查,开展了关键物种栖息地利用和种群动态等研究,为国家公园的规划、保护管理措施的制定和保护管理成效的评估提供了数据支持。今后,本监测平台将在时间和空间尺度上进一步拓展,以服务于国家公园主要保护目标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保护,并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国家公园自然教育的案例和素材。

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鸟类多样性与区系组成

生物多样性编目是自然保护地有效管理与政策制定的基础。本研究收集整理了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简称钱江源国家公园)内的鸟类记录,数据来源包括专项鸟类调查、红外相机调查、自动录音调查、公众科学活动4大类。共记录到分属17目64科的252种鸟类。其中,国家I级重点保护鸟类2种,为白颈长尾雉(Syrmaticus ellioti)和白鹤(Grusleucogeranus),国家II级重点保护鸟类34种;在IUCN物种红色名录和中国脊椎动物红色名录中被评估为受威胁(即极危、濒危、易危和近危)的分别有10种和34种:共计有46种鸟类为需受重点关注的物种,占总物种数的18.25%。记录到4种浙江省鸟类新记录,分别为黄嘴角鸮(Otus spilocephalus)、方尾鹟(Culicicapa ceylonensis)、远东苇莺(Acrocephalus tangorum)和蓝短翅鸫(Brachypteryx montana)。钱江源国家公园内鸟类组成兼具古北界和东洋界成分,东洋种(45.24%)占比略高于古北种(42.46%);留鸟和迁徙性鸟类的物种数近似;繁殖鸟类中以东洋种为主(68.79%),冬候鸟中则以古北种占绝对优势(94.83%)。本研究结果表明,钱江源国家公园虽然面积有限(252 km2),但记录鸟种数占浙江全省的52%,在鸟类多样性保护中有重要价值;同时本研究的结果将为该国家公园管理以及未来的鸟类监测和研究提供基础本底。

古田山自然保护区阔叶林与两种人工林的群落结构和生物多样性

为了解天然林和人工林群落的结构、组成和物种多样性的差异,该研究选择三种类型(天然阔叶林、人工杉木林和油茶林)的森林群落,比较分析其在不同垂直空间层次上的群落数量特征及物种多样性(物种丰富度、α多样性和β多样性)特点。结果表明:(1)总体上,阔叶林的物种丰富度最高,其次是油茶林。乔木层和灌木层均以阔叶林的物种丰富度最高,其次为杉木林;草本层以油茶林的物种丰富度最高,其次为杉木林和阔叶林。三种类型的群落在各空间层次重要值前5位物种组成上均有较大差异。(2)在单个样地水平上,三种类型的群落α多样性差异主要存在于乔木层,以阔叶林的样地间差异最大,其次为杉木林;灌木层的α多样性在类型间差异较小;草本层的α多样性,油茶林与其他两个类型差异明显,阔叶林与杉木林之间差异较小。(3)群落类型间β多样性分析表明,就所有三个层次而言,阔叶林与油茶林之间物种组成差异最大;就灌木层而言,油茶林与杉木林的物种组成最相似,其次是阔叶林与杉木林;就草本层而言,油茶林与杉木林的物种组成相似度最高,其次为阔叶林与油茶林。总之,三种森林类型在群落结构、物种多样性方面差异显著,反映了人为干扰对森林群落的影响。

钱江源外来水生植物

钱江源是浙江的母亲河——钱塘江的发源地,位于黄山-怀玉山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是我国3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之一。这里森林茂密,溪流纵横,生物多样性复杂,堪称天然博物馆和优质物种基因库,是众多珍稀动植物的传统家园和原始分布区,还是浙江乃至华东地区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和生态屏障,对该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有重要意义。

古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白颈长尾雉的分布格局及其季节变化

为了解浙江省古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白颈长尾雉(Syrmaticus ellioti)的分布格局和季节变化, 2014年5月至2016年4月,我们对其进行了为期2年的网格化监测。共有44个公里网格拍摄到白颈长尾雉,独立探测数量为211次,雌雄性比为1:1.64。白颈长尾雉主要分布在实验区和缓冲区,其探测率在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杉木(Cunninghamialanceolata)林、针阔叶混交林、人工油茶(Camelliaoleifera)林和常绿阔叶林中依次递减,主要分布在海拔600–800 m。冬、春两季,白颈长尾雉活动强度和区域相对较小,而夏、秋两季活动强度和区域相对增加,其分布在海拔段(F_(4,12)=3.76, P <0.05)和季节间(F_(3,12)=3.34, P <0.05)都存在显著差异。对海拔和气候因子进行回归分析发现,日平均气温和海拔对白颈长尾雉是否出现均有极显著影响(P <0.01);白颈长尾雉月探测率和探测到白颈长尾雉位点的海拔均与月平均气温呈极显著正相关(P <0.001),而与月平均降水量无显著线性关系(P> 0.05)。这表明白颈长尾雉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受海拔和气温影响,随月平均气温的升高有向高海拔迁移的趋势。模型选择和多模型推断显示,最优模型仅保留"100 m内水源"这一个变量,次优模型是"100 m内水源×海拔",最优和次优模型的权重分别为0.18和0.14,"100m内水源"和"海拔"是影响白颈长尾雉在保护区内分布的重要因子,重要值分别为0.82和0.51。因此,白颈长尾雉的分布并非仅由某一个或几个环境变量决定,而是由多个环境变量共同决定。气温的变化和对不同海拔段的选择是导致白颈长尾雉形成不同季节分布格局的原因。

浙江古田山濒危植物香果树群落组成和结构特征

香果树(Emmenopterys henryi)为中国特有的孑遗植物,国家Ⅱ级保护植物。参照CTFS(Center for Tropical Forest Science)固定样地的调查方法,对古田山自然保护区香果树野生群落的生境特点、物种组成、群落外貌、垂直结构、生物量、物种多样性以及种群动态等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古田山香果树群落主要分布于海拔600~850 m的沟谷地带,生长地岩石裸露度较高,部分群落盖度较高。样地内共有维管植物47科、71属、89种,植物种类较为丰富,科属组成较为分散,壳斗科、山茶科和樟科的种类相对较多;从属的地理成分看,热带分布的属与温带分布的属的比例分别为51.47%和44.12%,体现了亚热带森林的植物区系特点。群落垂直结构较为明显,可分为乔木层、灌木层和草本层,并有一定数量的层间植物;乔木层、灌木层和草本层的物种多样性大小为乔木层>灌木层>草本层。香果树种群的年龄结构属稳定型,但物种个体总数较少,仍需注意加强保护。该研究可为古田山香果树群落的发生、发展和演替的深入研究提供基础数据,为古田山自然保护区香果树群落濒危机制探讨、有效保护和生态系统管理提供理论支持。

古田山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树皮厚度的变异特征

树皮是木本植物茎干最外层结构,具有保护茎干、养分储存与运输等重要作用。因此,树皮厚度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功能性状,其变异不仅影响树皮的各种生态功能,还能影响群落构建与物种共存。然而,以往对树皮厚度的研究集中于火灾易发生态系统,对火灾不易发生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研究仍较缺乏。测量了古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内树种的树皮厚度,并检验了总树皮厚度、内树皮厚度与外树皮厚度在各分类群间以及功能群间的差异。结果发现:1)39个树种807个个体的总树皮厚度、内树皮厚度与外树皮厚度均值分别为1.90 mm、1.38 mm和0.54 mm。漆树科(Anacardiaceae)、杨梅科(Myricaceae)以及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代表类群壳斗科(Fagaceae)、山茶科(Theaceae)的树皮厚度较大。短柄枹(Quercus serrata)、木荷(Schima superba)、小叶青冈(Cyclobalanopsis myrsinifolia)等树种的树皮厚度较大。2)种间、科间的各树皮厚度差异均显著。不同功能类群间,乔木类群的各树皮厚度均较灌木类群大,常绿类群的各树皮厚度均较落叶类群大(内树皮厚度除外)。本次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火灾易发生态系统中的树皮厚度,古田山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群落内的树皮厚度相对较薄,表明这些森林树种对当地湿润气候的适应性。同时,树皮厚度在各种分类水平与功能群水平间的显著变异,反映了群落内不同生态策略的共存。

浙江古田山濒危植物长序榆的群落组成与结构特征

长序榆(Ulmus elongata)是特产于我国的濒危物种,自然资源稀少,属国家Ⅱ级重点野生保护植物。为探明浙江古田山野生长序榆的群落特性、种群特点,分析长序榆种群的濒危机制,参照CTFS固定样地调查方法,对古田山长序榆野生群落的物种组成、垂直结构、物种多样性及长序榆种群结构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古田山长序榆群落植物物种较丰富,科属组成分散。群落垂直结构可分为乔木层、灌木层和草本层,伴有一定数量层间植物。物种多样性大小依次为乔木层>灌木层>草本层。从径级结构看,古田山长序榆幼树和小树个体较多,中树和大树个体较少,属增长型种群。古田山长序榆群落距离自然村较近,植株总数较少,野生资源处于濒危状态,需进一步加强保护。

珍稀濒危植物紫茎群落树种的种间联结性

为了给珍稀濒危植物紫茎(Stewartia sinensis)的科学保育提供依据,通过方差比率法、Pearson相关系数检验、Spearman秩相关系数检验,对古田山自然保护区紫茎群落内66个树种进行了种间关联与相关性分析。3种检验的结果表现出一致性,正负关联比均大于1,说明各树种联系紧密,群落的结构和功能趋于完善。而紫茎与大部分树种无相关关系,说明紫茎在群落中可能处于一个相对独立的地位。与紫茎呈负相关关系的树种主要是白檀(Symplocos paniculata)、檫木(Sassafras tzumu)和山鸡椒(Litsea cubeba)等9个树种,可能与紫茎存在着较强的种间竞争,建议后期采取适当择伐的抚育方式为紫茎缓和种间竞争,营造良好的生长环境。

浙江古田山珍稀植物紫茎群落的组成与结构特征

为更好地了解古田山紫茎(Stewartia sinensis)群落的基本现状,为古田山紫茎群落的动态研究和保护策略制订提供参考依据,参照中国森林生物多样性监测网(CForBio)的标准,在浙江古田山自然保护区选择3个具有代表性的固定样地,调查分析紫茎群落的基本组成及其结构特征。结果表明:1)紫茎群落中的维管植物种类有36科、59属、79种,相对较多的有蔷薇科、山茶科、樟科、杜鹃花科和壳斗科等植物;2)种子植物属一级地理区系成分共有8个类型,其中热带和温带分布分别占总属数的45.28%和54.72%;3)古田山紫茎群落主要属于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少数属于针阔混交林,垂直结构分层较为明显,乔木层优势种主要有黄山松、短柄枹、紫茎等,灌木层优势物种主要有阔叶箬竹、映山红等,草本层主要物种有阔鳞鳞毛蕨和苔草属等,层间植物有络石、清风藤及菝葜等;4)各层次物种多样性综合表现为乔木层>草本层>灌木层;5)古田山紫茎群落整体更新良好,表现出一定的稳定性,但古田山紫茎种群更新总体上呈衰退趋势,需进一步加强保护。

基于大型监测样地的浙江红山茶种群结构与分布特征研究

浙江红山茶Camellia chekiangoleosa具有重要的观赏、油用、药用、生态等价值,野外种群大多处于退化状态,但在古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林下分布有成片的浙江红山茶野生种群。文章基于该保护区内24 hm2大型样地,研究分析了样地内浙江红山茶种群的年龄结构、生命表特征、生存曲线以及分布格局。结果表明,样地内共有7 565株胸径≥1 cm的浙江红山茶个体,其中,Ⅰ级幼树个体(3 912株)占总个体数量的51.7%;种群径级结构总体呈倒"J"型;生命期望值总体上随着径级的增加而减小;种群的生存曲线呈Deevey Ⅲ型,说明该种群采取大量繁殖后代的生存策略;样地内浙江红山茶集中分布在海拔550 m以上的常绿阔叶林下,以及海拔550 m以下的沟谷生境中,且各径级种群的分布格局呈现逐渐稀疏的趋势。上述结果说明,古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保存有大面积连续且集中分布的野生浙江红山茶种群,该种群具有较稳定的种群结构和分布规律,种群更新处于良好状态。这表明当地的保护区设置有助于浙江红山茶野外种群的维持。

古田山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群落物种多样性的空间变异特征

古田山常绿阔叶林的群落组成、结构及其维持机制已有许多研究,但该地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物多样性空间变异特征还缺乏认识。本文以古田山24ha大样地(划分为24个1ha小样地)为基础,具体分析了α多样性和β多样性在1 ha尺度上的空间变异特征。结果表明:(1)群落第一、二优势物种在各小样地之间变化不大,但第三优势种变化较大;(2)α多样性变化中,样地间木本植物个体数量变异最大,物种丰富度其次,Pielou均匀度指数变异性最小;(3)物种丰富度与植株个体数量、Pielou均匀度指数没有显著的相关性,与Shannon-Wiener指数呈显著正相关;Shannon-Wiener指数与Pielou均匀度指数呈显著正相关;(4)相邻样地间物种替代速率空间变异较大,与物种丰富度的空间变化格局有明显差异。这些结果说明尺度对认识群落结构、探讨群落维持机制有重要作用;由于森林群落是多尺度生态过程作用的结果,大尺度样地可能有利于更好地揭示森林群落维持机制。

浙江古田山次生与老龄常绿阔叶林群落特征的比较

常绿阔叶林为东亚亚热带地区的地带性植被,对该地区的生物多样性维持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长期人类活动的影响,目前我国分布的常绿阔叶林绝大部分为次生常绿阔叶林。探究次生与老龄常绿阔叶林群落特征的差异,有利于了解人类干扰对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影响,为其保护和恢复提供依据。本研究在古田山老龄与次生常绿阔叶林内共设置了29个0.04 ha样地,比较两者在优势种组成、物种和功能多样性以及生物量等方面的差异。结果表明:(1)次生林与老龄林优势种组成相似,二者均以甜槠(Castanopsis eyrei)、木荷(Schima superba)等典型常绿阔叶林优势种为主,但这些树种在次生和老龄常绿阔叶林中的优势度次序不同。(2)整体而言,次生林的Shannon-Wiener指数和功能离散度高于老龄林;次生林与老龄林的物种Bray-Curtis指数和功能S?rensen指数均无显著差别。(3)就垂直层次而言,次生林与老龄林在Shannon-Wiener指数和Bray-Curtis指数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乔木层和灌木层。(4)就群落结构而言,次生林的植株密度高于老龄林,但群落水平和个体水平的生物量均显著小于老龄林。上述结果表明,人类干扰改变了古田山常绿阔叶林群落的多个重要特征,不同群落特征的恢复过程并不同步。因此,对常绿阔叶林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的保护和恢复需要从多个角度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