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整本书阅读研究现状与趋势——基于CNKI期刊文献的可视化分析

基于引文和知识图谱可视化的方法,以140篇“整本书阅读”研究的中文期刊文献作为研究对象,对主题、作者、摘要、研究机构、来源出版社以及参考文献等数据信息进行统计分析发现:进入21世纪以来,整本书阅读研究逐渐呈上升趋势,形成了以张小兵和苏州大学为首的高产学者与研究机构(单位),主要聚焦于整本书阅读、核心素养、阅读策略、思辨读写、教学策略、阅读能力、课外阅读、思维导图、阅读教学、课程化等主题;江苏省是整本书阅读研究的重镇,中小学是整本书阅读研究的主力军。整本书阅读是语文核心素养培养的必由之路,交叉融合是整本书阅读的未来发展趋势。

讴歌贵州脱贫攻坚精神 成就新时代报告文学精品——欧阳黔森报告文学《江山如此多娇》笔谈

2022年9月12日,“铜仁作家面对面”第二期文学沙龙活动在铜仁学院举行。来自贵州省文艺评论家协会、铜仁市文艺评论家协会、铜仁市作家协会以及铜仁学院的各位专家学者,围绕欧阳黔森长篇报告文学《江山如此多娇》开展研讨。侯长林认为,《江山如此多娇》这部报告文学的重要价值,在于运用良好的文学艺术形式书写了脱贫攻坚这一时代的大主题,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新时代报告文学精品。向笔群认为,《江山如此多娇》作为报告文学,以现实主义的笔调书写了贵州脱贫攻坚的奋斗史诗,彰显了黔地人民勤劳、勇敢的内在精神。孙向阳则从故土情怀、语言风格以及充满诗情画意的标题等几个方面谈了《江山如此多娇》的艺术特征。庄鸿文从体裁的角度进行分析,指出《江山如此多娇》作为报告文学,代表着一种群体意识或被期待的群体意识,与中国大地脱贫攻坚的时代风云同呼吸,表现出作家对时代和社会的认知高度。王棋君从作品所体现出的整体观与全局观、乡土人物与时代变幻、官方数据与群众数据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指出其对贵州当下文学创作的启示。晏武芳从作品视野、选题与现场感等方面出发,探讨《江山如此多娇》作为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形象性和精准性。唐竹英则从创作者的角度,对作品的创作情感、求真精神、责任感与使命感进行解读,高度肯定了欧阳黔森的写作态度与使命担当。

应用型本科高校通识教育调查分析及思考

为深入了解应用型本科高校通识教育发展现状,以铜仁学院为研究对象,通过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其在通识教育课程设置上存在着顶层设计以及整体规划不够完善、师生对通识教育的认识不够深入、各个模块之间的课程设置还不平衡不充分、交叉学科课程偏少、缺乏一套严格的“优胜劣汰”机制、课程质量的监控与评估还没有引起足够关注以及学生选课比较盲目等问题。对此,提出了转变教育观念、完善课程结构、加强师资建设、做好选课指导和完善制度建设等具体策略,为应用型本科高校通识教育的有效开展和深入研究提供参考。

从误会到相得--略说谢六逸与鲁迅的交谊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与世长辞。社会各界人士特别是海内外作家纷纷撰写诗文悼念。时任上海《立报》副刊《言林》主编的谢六逸①也以"无堂"之名写了一首《悼鲁迅先生》,发表在1936年10月25日的《言林》上。诗云:鲁鸡啼甫旦,迅尔溘然逝。先路千千言,生年五五岁。精心何洁白,神志特坚锐。不料乍西归,死哀人尽啼。这是一首藏头诗,全诗八句,句首八字连接起来就是:鲁迅先生精神不死。

“地域性”与“时代感”:《花繁叶茂》脱贫攻坚的荧屏抒写

电视剧《花繁叶茂》改编自作家欧阳黔森的报告文学《花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音》,其中花茂村村长唐万财,在电视剧中充分展现其心系农村、敢作敢为、勇于担当、机智幽默的人物性格,同时还搭配了“活宝”似的会计何老幺,为电视剧增添了轻喜剧色彩,赢得观众喜爱,并在哔哩哔哩受到青年观众热议,获得9.3分的高分[1]。

散文:见证生命的厚度——侯长林散文选集《往事回望》笔谈

2022年5月20日,铜仁学院人文学院、铜仁学院欧阳黔森研究中心与铜仁市文艺评论家协会联合举办“铜仁作家面对面”文学沙龙活动。活动主要围绕侯长林散文选集《往事回望》开展研讨。来自贵州省文艺评论家协会、铜仁市文艺评论家协会、铜仁市作家协会、《梵净山》杂志社、铜仁学院、铜仁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专家学者作了专题发言。向笔群从真实、真情、真性三个维度谈了侯长林散文特色。庄鸿文认为《往事回望》的底色是深厚的人文情怀,见证了作者生命的厚度。孙向阳围绕真情的自然流淌、文化的审美观照与哲学思考、行云流水的文字三个方面谈了侯长林的散文艺术特色。唐竹英认为,侯长林的散文是有气息的,是有温度的,是有力量的。晏武芳则认为,作者是以一个文学在场人的姿态,在拥抱生活,深入生活,观察生活,体念生活,并记录生活,给读者呈现了一位大学校长的丰富世界。

在“人生”与“艺术”间摇摆——茅盾选集本篇目变化探析

从20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茅盾结集出版的书籍举不胜举,其中仅《茅盾选集》就出版过多次。《茅盾选集》的每一次出版都有新的作品选入,且每一次都是由不同的出版社出版的。1933年,上海天马书店出版过一次《茅盾自选集》;1935年,上海万象书屋出版《茅盾选集》,并且一直到1941年,这一版本的《茅盾选集》一直在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1951年,开明出版社出版了《茅盾选集》;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茅盾选集》,这次选集的选文也是由茅盾本人决定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基本尊重了茅盾本人的意见。在《茅盾文集》第一卷的《写在<蚀>的新版的后面》中,就提到曾有出版社的编辑同志建议他进行修改,但是被茅盾以"改呢,那就失去了本来面目,那就不是一九二七—二八年我的作品,而成为一九五四年的‘新作’了"为理由拒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