率真野逸的《广武将军碑》

《广武将军碑》又称《广武将军囗产碑并阴侧》《立界山祠碑并阴侧》《张产碑》。前秦建元四年(368年)十月立。石旧在陕西白水县史官村仓颉庙,乾隆初年佚失。1920年拆庙前影壁时找见。1972年移至西安碑林,现存西安碑林第三室。隶书,四面刻,正面为碑文,阴及侧为部将姓名。碑额有隶书“立界山石祠”5字。商务印书馆、三秦出版社、日本二玄社有影印本出版。

端庄秀丽的《墙盘》

《墙盘》,西周青铜器,又称《史墙盘》,西周恭王时器,1977年出土于陕西扶风法门乡庄白村,现藏陕西扶风周原文物管理所。此盘高16.2厘米,口径47.3厘米,底径35.7厘米。铭文18行,合文3,重文5,共284字,为西周中期金文铭辞之长者。铭文分为两段,前段称颂西周六世先王(文、武、成、康、昭、穆)及时王恭王的重要功业;后段记载武王克殷后周室历任史官的家史。铭文为史墙之手笔,史料价值与书法价值皆高。

陕西汉中博物馆——《石门颂》

《石门颂》,又称《杨孟文颂》,全称《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汉摩崖石刻,东汉建和二年(148年)刻。刻石为长方形,通高261厘米,宽205厘米,隶书,汉中太守王升撰文,内容记司隶校尉杨孟文开凿石门通道之事,碑文多为四字一句,押韵可以通读。原石在陕西褒城县东北褒斜谷石门崖壁,位于石门西壁中部,距石门南口5米多。1967年因修水库,移入汉中博物馆至今。《石门颂》与略阳的《郙阁颂》,甘肃成县的《西狭颂》,合称为“汉三颂”,书法价值极高,历来受到习隶书者的喜爱。

倪文东作品

倪文东,1957年出生,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书法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长城书画研究院院长,京师印社社长。从事书法教学、创作和研究工作30余年。首届“中国书法兰亭奖”教育奖评委,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长江学者通讯评审专家。书法教学成果三次获得省部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2014年被评为北京师范大学教学名师;2016年获得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教学特等奖。

流畅恣意的《元保洛墓志》

《元保洛墓志》,北魏墓志,北魏永平四年(511年)刻。此志呈四方形,高42厘米,宽39厘米。正书,12行,行12字。1926年出土于河南洛阳姚凹村东。由于右任先生捐赠给西安碑林,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墓志廊。唐太宗李世民之前的入碑书体皆为正书,即秦代的篆书、汉代的隶书、魏晋及隋代的楷书,自从李世民的《晋祠铭》以行书入碑后,使圆劲流动,粗细有别的行书加入了碑刻的行列,真正确定了行书在书坛上的地位和影响。

朴茂古拙的《元鉴墓志》

《元鉴墓志》,北魏墓志,全称为《大代大魏武昌王墓志铭》,北魏正始四年(507年)三月刻。石近正方形,高43厘米,宽46厘米。楷书,19行,行19字。1925年出土于河南洛阳前海资村。为于右任先生所捐赠,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墓志廊。中国书法史上,无以数计的北魏墓志铭,以其独具特色的碑志形式和书风特点而成为北魏书法的典型代表。因其长久掩埋土下而保存完好,颇为书法家所珍爱。

率意方劲的《元定墓志》

《元定墓志》,北魏墓志,全称为《景穆皇帝之孙使持节侍中征南大将军都督五州诸军事青雍二州刺史故京兆康王之第四子广平内史前河间王元泰安讳定君墓志铭》,北魏景明元年(500年)十一月刻,高35厘米,宽38厘米,呈四方形。正书,13行,行14字。1922年出土于河南洛阳北高沟村。此志由于右任先生捐赠西安碑林,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墓志廊。

稚拙天趣的《姚伯多造像碑》

《姚伯多造像碑》,北魏碑刻,又称《姚伯多兄弟造像碑》《姚伯多兄弟造石文像》《姚文迁造像碑》等,楷书,北魏太和二十年(496年)九月刻立。碑高140厘米,宽70厘米,厚30厘米,正面上部有一龛,龛外下面刻满文字,碑侧上部线刻供养人题名“道民姚文迁、姚伯多供养”等字。此碑为道教造像碑,四面刻字,正面现存624字,两侧一为姚伯多等造像题记,一为梁冬姬造像记,陕西省耀州区出土,现存耀州区药王山碑林。

自然天成的《秦公簋》

《秦公簋》,青铜器,为春秋时期秦国的器物,有一器一盖,皆有铭文,书风相近,系一人所书。器铸有铭文10行,行5字。盖铸有铭文5行,行10字,合起来共有铭文百余字。此器出土于甘肃天水,保存完好,是春秋时期秦国的青铜器代表,亦是秦系文字的重要资料。

河北正定隆兴寺简介

隆兴寺,别名大佛寺,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城东门里街,原是东晋十六国时期后燕慕容熙的龙腾苑,公元586年(隋文帝开皇六年)在苑内改建寺院,时称龙藏寺,唐朝改为龙兴寺,清朝改为隆兴寺。隆兴寺是中国国内保存时代较早、规模较大而又保存完整的佛教寺院之一。寺院占地面积82500平方米,大小殿宇十余座,分布在南北中轴线及其两侧,高低错落,主次分明,是研究宋代佛教寺院建筑布局的重要实例。

苍拙奇逸的《仇臣生造像记》

《仇臣生造像记》,北魏造像题记,又名《三宝造像记》,北魏孝明帝(元诩)正光五年(524年)刻石,上像下记,呈纵长之势。石上部残,残高100厘米,宽42厘米,厚18厘米。上部为残龛像,下部为发愿文及年代、地名等,正面有楷书文字10行,满行18字,碑的背面与正面基本相同,碑的左右两侧亦刻有造像主人家族的题名。此碑现存陕西耀州区药王山碑林。

俊秀精劲的《段志玄碑》

《段志玄碑》,唐碑刻,唐贞观十六年(642年)刻立。碑为螭首,高334厘米,宽105厘米,厚35厘米。碑额篆书“大唐故右卫大将军扬州都督段公之碑”16字,无撰、书人姓名。碑文为楷书,23行,满行65字,全文2000余字。此碑原在陕西礼泉县昭陵乡庄河村北段氏墓前,1975年移存昭陵博物馆,为唐太宗昭陵陪葬碑之一,现存昭陵碑林第一室。此碑上部字迹还清晰,中下部凿损特甚,漫漶不清。

风骨凝重的《杜君绰碑》

《杜君绰碑》,唐碑刻,唐龙朔三年(663年)刻立,碑为螭首方座,高361厘米,宽115厘米。碑额刻有“大唐故左戎卫大将军兼太子左典戎卫率赠荆州都督上柱国怀宁县开国襄公杜君碑”35字篆书,唐李俨撰文,高正臣书丹,楷书,39行,行76字。碑文内容为杜君绰树碑立传,表彰其功绩。杜君绰,官至左武卫大将军,封上柱国,怀宁县公,是参与李世民“玄武门之变”的9名主要将领之一,贞观年间长期执掌宫禁宿卫,龙朔二年(662年)十月卒,年62岁,次年二月陪葬昭陵。碑原在陕西礼泉县烟霞乡冢渠村杜氏墓前,1975年移入昭陵博物馆。

方峻遒劲的《元桢墓志》

《元桢墓志》,北魏太和二十年(496年)十一月刻。正方形,高宽均为67厘米。楷书,17行,行18字。1926年由河南洛阳东唐寺门出土,为目前所发现的魏墓志中最早的一块。墓志是北魏书法的重要形式之一,以洛阳出土的北魏墓志为最多、最好。这些墓志精品埋在地下千余年而湮没无闻,直到21世纪初铺设陇海铁路处理地基时,才纷然出土得见天日。近年仍不时有魏墓志出土,为书法和文物考古界所重视。

刚健婀娜的《秦公钟》

《秦公钟》,青铜器,又称《秦武公钟》,为春秋秦武公时器,1978年出土于陕西宝鸡杨家沟太公庙村,现藏宝鸡市博物馆,因出土地为古平阳区域,所以此钟又称《平阳秦公钟》。同穴出土编钟5件,形制相同,大小递减,均有铭文。甲乙钟合成篇,有铭文17行,其余合成一篇,铭文相同,后一组失一钟,故缺末段铭文。全篇计铭文135字。铭文内容为秦公祭祀宴享其祖先之辞。秦公自叙其先祖有功于周王室,而受封赏。

涉县中皇山摩崖刻经简介

河北涉县中皇山有北齐时代的摩崖刻经,仅刻六种经,就达13万字左右。其实其中主要为三种经:《思益梵天所问经》《十地经》《深密解脱经》。这三种经全文刻出,就近于13万字。《盂兰盆经》《佛垂般涅槃略说教诫经》(简称为《佛说教诫经》或《遗教经》)以及《观音经》的一部分,文字并不多,却反映出刻经所含信仰性佛教的一面,而上述三种则是义、理、性佛教的典型表现。

遒丽天成的《李勣碑》

《李勣碑》,唐刻碑,又称《李英公碑》,全称为《大唐故司空太子太师上柱国赠太尉扬州大都督英贞武公李公之碑》,唐仪凤二年(677年)十月立,唐高宗李治撰并书,螭首龟座,高565厘米,宽178厘米,是一通罕见的唐代巨碑,为唐太宗昭陵著名陪葬碑之一,行书,32行,行90余字,现存陕西昭陵博物馆内李勣墓前。

自然美妙的《孔颖达碑座刻字》

当我们在著名的昭陵碑林欣赏观摩那些唐代名家书作时,会有一件特殊的碑刻吸引住你,那就是被誉为“碑海遗珠”的《孔颖达碑座刻字》。这一奇特的工匠随意刻字作品,原来却在碑身掩盖之处,一直未能被人发现,后来因碑身和碑座分离才得公之于众,但它一经露面,就立即引起了金石书法家们的注意。

豪放纵逸的《李思训碑》

《李思训碑》,唐碑刻,又称《云麾将军碑》《云麾将军李思训碑》,全称为《唐故云麾将军右武卫大将军赠秦州都督彭国公谥曰昭公李府君神道碑并序》,唐开元八年(720年)六月刻立。碑为竖方形,高约400厘米,为唐碑中之巨制。李邕撰文并书,行书,30行,行70字。碑现存陕西蒲城县西7公里的麦田中。碑下截已漫漶不清,上截亦布满石花。碑文内容为李邕为其叔伯、唐代著名将军兼画家李思训立的神道碑。

精熟遒逸的《李靖碑》

《李靖碑》,唐碑刻,又称《卫景武公碑》,全称为《大唐故尚书右仆射特进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赠司徒并州都督卫景武公之碑并序》。唐显庆三年(658年)刻立,许敬宗撰,王知敬书,碑为螭首方座,高430厘米,宽122厘米,楷书,39行,行82字。碑额题“唐故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司徒卫景武公碑”阴刻篆文2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