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犯罪预防的社会系统协同化发展——以长宁检察院未检工作探索为视角

减少和预防青少年犯罪要靠司法、学校、家庭、社会等各要素的不断优化和协同。在实践中,司法的个案预防和类案预防无法满足日益变化的青少年违法犯罪新情况的需要,而社区和地方政府的机构,由于缺乏对犯罪领域情况的了解,无法找到有效的预防抓手。笔者从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实践和预防青少年犯罪工作现状出发,提出如何经由社会管理创新,建立独立建制的青少年犯罪预防领导协调机构、完整科学的信息共享平台和专业化的项目运作机制,推动青少年犯罪预防社会系统协同化发展的设想。

未检职能配置与相关工作机制研究——以长宁检察院未检工作实践探索为视角

未检职能配置与相关工作机制起源于司法实践,应从权力配置与配合制约机制入手,在理论分析基础上,全面总结司法实践经验并将其细化和规范化,使其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和针对性,这将为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以及我国刑事诉讼法、检察院组织法的修改提供借鉴。

探索构建涉罪未成年人三层立体式观护体系——以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为研究个案

一、当前长宁区未成年人犯罪情况 从近年来的统计数据看，长宁区外来未成年人犯罪所占比例逐年升高。2006年涉罪外来未成年人约占涉罪未成年人总数的63．7％，2007年约占75．9％，2008年约占67％，2009年约占77．4％。很明显，外来未成年人在长宁区的涉案率呈明显上升趋势。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简介

长宁区检察院是我国未检制度的发源地,在近二十五年的发展历程中先后荣获"全国青少年犯罪研究先进集体"、"上海市劳动模范集体"、"上海市‘三八’红旗集体"、"上海市爱心工程先进集体"、"全国优秀青少年维权岗"等称号和荣誉。一、敢为人先。

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机制完善的另一路径——司法实践中的理性突围:以长宁区检察院为例

本文以长宁区检察院在20余年的未成年检察工作中的探索实践为视角,阐述了在当前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尚无独立法典、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机制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司法实务界为应对实践中的困惑和难题,在现有法律框架下作出的诸多创新性工作。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实施情况分析与对策——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辖区办理案件为样本

附条件不起诉指依据修改后刑诉法规定,对一些犯轻罪的未成年人,确有悔罪表现的,检察院决定暂不起诉,对其进行监督考察,考验期满根据其表现,再决定是否起诉。上海市检察一分院及辖区基层院加强制度建设、个别化帮教方案、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帮教、结合备案审查开展个案指导取得了良好制度效果。实践中还存在机械套用量刑标准、与相对不起诉混淆、办案与后续帮教难以兼顾、工作程序和标准不统一等问题。检察人员需要严格掌握适用条件、正确适用相对不起诉、规范监督考察和备案审查机制、联合社会力量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帮教。

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二十八年的历程,走出了一条变迁工作机构、完善运作模式和探索特殊制度的不平凡发展之路,教育、感化、挽救了一大批未成年人。新刑诉法专章设立"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为进一步做好未检工作提供了动力和保障。为此,在认清和克服诸多挑战和质疑之后,应该解放思想、大胆改革,通过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进一步深化专门机构和一体化工作模式建设,进一步开创特殊制度和社会化辅助体系构筑,进一步加强未检检察官选任和培养工作,进一步推进未检理论研究和成果转化,并推动制定少年法。

社会组织参与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模式研究——以上海检察机关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为视角

经过多年的探索,上海检察机关未检部门在实现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和社会保护结合的过程中,通过引入社会组织参与未检的工作,已经形成一定的工作模式、展现出司法衔接和社会联动的效果,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当然,未检工作引入社会组织参与工作的基本模式在竞争性、评估体系、资金配置等方面尚有待完善,随着社会工作的发展,通过借鉴招投标方式予以弥补上述工作模式存在的问题。

对办理未成年人案件检察官群体的初步研究

自第一个办理未成年人案件专门检察机构建立以来,我国专门从事未成年人检察业务的检察官群体初步形成。专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检察官应当具备特有的核心能力——司法保护能力,并通过避免过度年轻化、女性化、防止流动性过大、完善招录机制、建立科学的考评机制等措施,逐步予以优化。

刑事和解发展中检察机关基本立场之确立

在我国刑事和解发展过程中,检察机关应作为刑事诉讼内部一个稳健力量对其进行引导和规制,并根据法律和社会对刑事和解的期望和要求以及对和解模式的技术分析确立以下基本立场:刑事和解要符合刑法的一般和特殊预防目的、体现出刑法的诱导功能、有利于纠纷的彻底解决;同时要协调好刑事和解发展与国家、社会、个人、司法机关利益的关系;最后应根据刑事和解价值目标和不同案件具体情况,从技术角度选择适用不同的刑事和解模式。

论检察官基本立场之确立

在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进程中,检察机关必然面对刑事诉讼结构、模式的反思及对自身的定位和功能的诠释和立场选择。由诉讼价值取向不同引发的实际案件处理中的分歧,常常使检察官自身成为站在法官和警察之间的最为艰难的办案者。如何真正建立独立的、合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检察思维体系”,摆脱观念的束缚和行为的模棱两可是一个重要的课题。笔者欲从基层检察实践面临的这一困境出发,从明晰检察官客观义务、改变传统思维导向及全面职能履行等方面阐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下检察官基本立场的确立。

检察机关深入推进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的途径探索

探索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新途径、新方法,是检察机关立足检察职能,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在目前检察机关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工作中,应深化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捕、诉、防"一体化工作机制,积极探索合适成年人参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的制度,并逐步完善涉罪未成年人刑事污点限制公开制度,推动建立完善的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观护体系,并加强对外来涉罪未成年人的平等保护。

运用信息化手段整合检察档案信息资源

当前电子政务发展迅猛，我国政府单位的信息化建设正在进行战略转型，即从信息技术阶段转向信息资源阶段，从基础设施建设阶段转向深入应用阶段。当前各级检察院都在进行信息化的建设，随着信息化应用的逐步深入，应用系统之间相互割裂、数据无法关联查询的矛盾逐渐凸显出来，形成了事实上的信息孤岛。

未成年人特殊检察程序实施制度研究——以上海的实践为样本

最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专章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同时,现行法律体系在未成年人特殊检察程序方面,依然存在着缺乏系统化、完整性和明确性的缺陷。上海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创设了大量的特殊检察制度和办案措施,并主要体现在审查批捕、审查起诉、诉讼监督等三个环节的诉讼程序实施制度方面。通过对未成年人特殊检察程序实施制度的研究,有利于新刑事诉讼法关于未成年人的专章规定在实践中切实得到贯彻实施,也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和完善未成年人案件办理一体化工作机制,进而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对检察阶段人格调查制度的若干思考

人格调查制度是由社会调查报告和心理测试报告两者融合发展的产物,在检察阶段开展人格调查制度要明确其法律依据及意义、在检察阶段的定位。同时,还应研究人格调查制度与社会调查制度的区别、人格调查制度所用的人格测试量表是否具有科学性和可采性、人格调查员的诉讼地位及人格调查报告在法院判决中的作用如何体现,以及如何将此项工作立法化。

检察文化在现代法治语境下的再思考

检察文化就是指检察制度的法律文化性格,而正义本位必须凸现为检察文化的性格。这一法律价值立场,是检察文化区别于其他类型的法律文化的根本所在,是多元法律文化的选择,符合检察权的历史使命和我国刑事诉讼的构造。在现代法治的语境下,先进的检察文化可以为检察制度的完善和变革提供自然的、根本的动力,并担负起完成检察制度的价值构造、丰富检察基础理论、提高检察队伍素质、改塑检察行政管理模式、推动检察改革等重任,最终推动检察制度的理性发展。

检察机关在探索未成年人轻罪记录有条件消灭制度中的作用思考

检察机关探索在审查起诉阶段试点犯罪记录有条件消灭制度,就是在对涉案未成年人作相对不诉处理后,《不起诉决定书》可以不进入人事档案,并有条件地封存于司法机关内部,非经批准不得对外披露。同时,由于轻罪犯罪记录有条件消灭制度的施行隐含着一个"危害风险低评估"的挑战性因素,因此我们必须建立健全轻罪记录有条件消灭制度的执行监督,将风险性因素降到最低,实现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

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民事权益保护机制探索

本文从对未成年人民事权益保护进行司法干预的必要性出发,以检察机关的职能和权限为视角,借鉴国内外相关理论和我国在未成年人刑事检察中经验,探索建立未成年人民事行政案件特殊检察监督、督促和支持诉讼、代位诉讼等机制,从而实现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

在法律监督中体现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未成年人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探索

我国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已初见雏型,但是对于未成年人民事、行政合法权益的保护在学术界和理论界还未引起充分的关注,而这部分权益却是影响未成年人成长的主要因素2。007年6月1日正式施行的修订后《未成年人保护法》也把未成年人民事权利作为重要的修改内容予以了补充和强调。本文立足于检察职能,对于如何在法律监督的视野下对未成年人民事权益的保护谈一些粗浅的想法与大家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