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学高额学费看我国教育公共产品的供给

过去,人们认为政府不计成本、包办教育是导致教育事业发展不足、教育质量不高的原因,因此提出教育产业化。近年,大学学费一直居高不下,难道教育产业化就是收取高额学费吗?教育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是可以产业化的,但在走向产业化的同时我们不应动摇大学保存、发展、传播普遍价值和文化遗产的宗旨,不能动摇大学作为"追求真理的场所"这一根本原则。

顾客认知价值与服务型政府的关系研究

顾客认知价值理论是近些年较前沿的一种营销理论,它在指导企业的经营管理尤其是营销活动时,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而服务型政府也是当前世界各国比较推崇的一种新型政府行政模式,那么,顾客认知价值与服务型政府有什么关系呢?笔者认为,二者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服务型政府是顾客认知价值从营销学领域向政治领域的扩展,是顾客价值理论在政府管理方面的应用;充分考虑并满足顾客认知价值是当代中国政府向服务型政府成功转型的关键;顾客认知价值的高低是评价当代中国政府工作的最佳标准。

公务员代际关系冲突的科层制分析

引起公务员代际关系紧张的因素有组织僵化、层级节制、非人格化倾向、非正式组织存在等因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有效消解公务员代际关系冲突:改革部门设置,打破部门壁垒;促进部门扁平化发展;转变传统的官本位思想;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正确引导非正式组织的发展。

从公共权力的来源看官民互动机制的建立

公共权力来源于公民大众，公共权力体系从公民大众环境中获取生命，它的生死存亡也完全由公民大众环境掌握。所以，公民大众就有足够理由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监督的各个环节，充分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落实正当利益的合理分配，监控公共权力体系运行。因此，我们有必要在公民大众环境与公共权力体系之间建立良好的互动机制。

中小企业柔性风险评估模型研究——基于某担保机构的实践经验

中小企业融资难一直是制约其发展的瓶颈。金融机构在企业风险评估过程中,存在对中小企业规模歧视的考核指标,使得中小企业资信普遍较低。柔性风险评估系统着重事前风险防范、事中风险化解和事后风险的共同面对,是一种互动的、人性化的、多次反馈的评估系统。柔性风险评估系统在银行、担保机构中的广泛应用,将会极大地改善中小企业的金融环境,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

交通运输基础设施供给方式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分析

对于交通运输基础设施作为准公共产品由谁供给目前在学理上没有给出明晰解释,没有深入揭示其选择机理。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角度认为,交通运输基础设施供给方式的选择,取决于该种机制是否最小化了公共物品提供过程中的所有交易成本。

论我国政府在灾后恢复重建中的角色与作用

当前灾区重建备受各方关注,如何恢复重建,政府需全力解决好三个问题:一是建设主体问题;二是怎样规划的问题;三是资金来源问题。在每个问题中,政府都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对政府的角色和作用一定要有准确、清晰地认识,才能使它的作用发挥到极致。

高校民主党派干部队伍建设研究

高校是人才的发源地、创造地和聚集地,是向民主党派各级组织或政府有关部门培养和输送干部的骨干力量。高校民主党派干部的素质如何,影响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巩固和发展。目前我国的民主党派工作得到了较好发展,民主党派干部队伍建设呈现出良好的局面,民主党派干部队伍日益发展壮大。但也存在民主党派后备干部培养滞后、民主党派干部实职安排较少、民主党派干部队伍建设制度不够完善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文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服务型政府建设研究:多重困境下的出路选择

当前我国的发展阶段迫切要求政府建设朝着多中心治理的方向转变,然而服务型政府建设内含着多重困境,这些困境是相关的,突破困境要考虑这种相关性。综合起来,服务型政府组织创新是对上述困境的一个系统的有效的回应。

性别失衡公共治理结构对绩效的影响——基于陕西省71个县区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性别失衡公共治理结构对绩效影响的概念框架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县区级性别失衡治理的背景和陕西省的调查数据,构建了治理结构对绩效影响的可操作性的分析框架,并在该框架基础上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性别失衡的治理结构不仅在宏观上影响县区的出生人口性别比,组织结构、制度结构和人力资源结构的合理化会降低县区出生人口性别比;同时,微观上治理结构通过治理对象个体层面影响了微观绩效即治理对象的生育意愿。参与性别失衡治理的部门数量越多、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越好、奖励落实政策制度与"查处两非"制度的落实以及治理工作人员的受教育程度越高,都会显著的提高性别失衡的治理绩效。

公立医院民营化中的政府责任

民营化改制在全球已然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趋势,我国当前正处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大环境下,公共服务市场化进程逐步加快,而与此同时,"看病贵"、"看病难"等问题却愈发凸显,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把市场激励机制引入医疗体制,提高医疗体系下的效率就显得尤为重要作用。我国公立医院在民营化进程中遇到了不少阻碍,甚至2009年新医改方案实施前后,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政府回购民营医院的现象。如果将改革的失败单纯归咎于医疗服务体系的市场化显然是不合理的,政府没有明确公立医院民营化中的责任而导致的错位、越位和缺位难辞其咎本文基于上述背景,结合笔者对于浙江省公立医疗机构民营化改革实地调研的研究发现,论述公立医院民营化中的政府责任问题。希望为进一步升政府合同治理能力提供新的思路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