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大量楚简和考古发现新材料的面世,为解决早期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问题提供了更多的新证据,使楚族与楚都迁徙研究取得了新进展;对出土楚简的系统研究,不仅有利于解决楚史、楚文化研究中的大量历史遗留问题,而且有益于先秦史研究向纵深发展;在楚国工艺美术研究方面,学者们已从对漆器技术层面的探究转向了从美学层面对楚国漆文化进行深入思考。

荆楚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开发利用的新媒体策略

丰富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是荆楚地区的历史见证,它能够让人 们铭记荆楚历史、传承荆楚文化,弘扬其优秀文化精神,具有巨大 的文化价值与意义.如何借助于数字化的储存、展示与传播的新媒 体,使得荆楚文化资源的传播方式更为多样化,满足各层次受众的 不同需求,实现对荆楚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与利用,进而使得荆 楚文化得以传承和发扬光大,是湖北乃至全国的重大研究课题.新 媒体有责任加大对荆楚文化资源的宣传力度,普及荆楚文化知识, 使民众有更多的机会和途径了解荆楚历史文化资源的情况,培养民 众的保护意识,以便更好地开发和利用.荆楚文化资源与新媒体结 合的策略其一是借助荆楚文化资源吸引受众的注意,培养忠实受 众;其二是使信息资源得到多次开发和循环利用,提高信息使用率, 进而让众多的信息数据库变成可供研究的资源,全面提升媒体的信 息整合能力;其三是利用新媒体的感染力、亲和力、吸引力,促进 荆楚文化资源的传承与传播、开发与利用;其四是通过多元、互动的方式接受新知识,承载荆楚文化元素,顺应这个时代的潮流,弘扬荆楚文化精神.

楚国商贾文化透视

已有的文献资料与大量的出土文物,展示出春秋战国时代楚国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发展盛况。其原因在于当时楚国丰富的自然物产与手工产品奠定了坚实的商品经济基础,完善的管理制度提供了商品交易有序进行的制度保证,畅达的交通提供了便利的商品流通渠道,而强大的综合国力提供了商品流通的安全保证。深厚的楚文化土壤,孕育出楚人的商贾文化理论思想与人文精神,彰显出楚人在商品经济领域的独特智慧。研究楚国商贾文化,对于当今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仍有其值得传承与借鉴的文化价值与意义。

楚漆器艺术的审美本质探寻--评余静贵的《生命与符号--先秦楚漆器艺术的美学研究》

遗世独立的楚漆器艺术是中国漆艺史上的一座高峰。它以巧夺天工的艺术形式,神秘浪漫的审美特征,昭示着楚人非凡的智慧与楚文化的无穷魅力。“只要审视一下楚器物中千姿百态、繁复多变的龙纹或蟠螭纹,以及众多的人物纹、动物纹、植物纹之类充满生命力度的线条与富艳繁丽的色彩构成的艺术世界,就如同走进一座绚丽诡异、神秘莫测的艺术宫殿。哪怕只是注目其中之一的小小《彩绘木雕座屏》,五十几个精力弥满的动物构成缠绕纠结、生死搏杀的艺术世界所呈现的生命冲突与较量,足以令人目眩神摇。”

论张孝祥在荆楚之地的文学创作

张孝祥在荆楚之地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大体有言志、纪行、政事、山水、送别、怀人、寄赠、唱和、宴饮等各种类型,其中饱含了作者丰富而复杂的思想情感,也记录了作者特珠时期的心理状态。作品既有表达超旷闲逸情怀的一面,也有关注现实、表达深挚家国情怀之作;既有为政一方的历史陈述,也有空明澄澈、别趣独具的审美感受。无论哪类作品,都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尤其是记楚地,名楚物,崇楚人,绘楚景,作品中自然呈现出浓厚的荆楚文化色彩,作者出于对屈原人格精神的崇敬,对屈原辞赋的心仪,故深得屈赋之遗意。

唐代剑舞及剑舞诗考论

剑舞在唐代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唐代剑舞不仅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而且出现了几位一流的剑舞艺术家。唐代剑舞的规模经历了由小而大的变化,其艺术特征也由重技巧向重气势转变。唐代剑舞诗数量虽不多,却是研究剑舞的重要资料,从中可以见出唐代剑舞的舞容、发展及文化内涵。剑舞诗蕴含着唐人的侠义情怀,也承载着唐人的诗酒豪情。剑舞不仅是唐人豪气的外露,亦是唐人的心灵慰藉。

屈原与云梦、“掌梦”之职辨

屈原被流放的汉北在"郧襄之地",即今之襄阳北至郧西一带。论证屈原流放的汉北是否为云梦,对屈原作品审美本质意义的解读并无多大关系。赵逵夫先生为了证明屈原被流放汉北即云梦之地,而提出屈原为掌管云梦的官员来作为证据支撑,不足为据。《招魂》中所谓"掌梦",即掌管圆梦之官。楚人好巫,梦占是其占卜方式之一。梦占即把梦中所见当作某种征兆,并对其做出阐释。梦占在战国之前就在各诸侯国流行。因此,《招魂》中所说的"掌梦"即掌管圆梦之官,而非掌管云梦之官。

楚简儒家文献的“重生”思想

楚简儒家文献所包含的思想内容涵盖了原始儒家思想的各个领域,其内涵丰富,体系庞杂,已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综观楚简中的儒家文献,讨论重生与贵民的份量最重,构成了楚简儒家文献的重要思想和核心价值观。重视生命、以人为本是儒家思想中最为闪光的亮点。楚简中对儒家“重生”的思想有精辟的表述,《语丛三》说：“生为贵”,《语丛一》说：“天生百物人为贵”,前者是对一切生命形态的肯定,后者则是强调人在一切生命形态中所具有的至尊价值.

论刘基对屈骚的审美接受

作为文学经典的屈骚,深刻影响着刘基的文学创作。刘基对屈骚的审美接受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屈骚体”艺术形式的选择,二是对“香草美人”意象的审美认同,三是对“惊采绝艳”浪漫诗风的传承。他在接受“屈骚体”的艺术形式、“香草美人”的审美意象、“惊采绝艳”的浪漫诗风的同时,赋予了新的内涵。他在自己生活的时间和空间,以其对社会、人生与自然的独特感受与体验,创造出作为一个伟大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的艺术境界。刘基在有意无意之间对屈骚的审美接受,是成就其“千古人豪”的重要因素之一。

《庄子》书中《天道》诸篇的黄老学问题

学界有人因《庄子》书中的《天道》《天地》《天运》《在宥》《刻意》《缮性》《天下》诸篇夹杂着黄老道家的思想,将这些作品一概定性为黄老道家作品,从而得出庄子后学受到了黄老道家影响的结论。通过对《天道》诸篇的逐一甄别发现,在《天道》《在宥》《天运》三篇中确实存在着由黄老道家作品羼入的文字,但整体思想与黄老道家无涉;《刻意》《缮性》两篇背离黄老道家的思想意旨,是庄子后学的作品,其学派属性并非黄老道家。

上博简《君人者何必安哉》与楚国社会治理

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中有一篇整理者题为《君人者何必安哉》的文献,记载了楚王与大臣范戊的一段对话,发表后学术界异见纷陈.通过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相互参验解读此文,我以为范戊是以白玉微圜之形不足以制作礼器为喻,从三个方面论述了礼乐教化与楚国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首先,范戊以琴瑟丝竹声之婉妙哀怨象征立身廉隅,喻君子不得逾越其分;以竽笙箫管声之繁复丛杂象征揽然积聚,喻君子合会而能聚其众.

政治家的诗人情怀——论张居正的诗歌创作

张居正的诗作,古近体诗共三百余首,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风格独特,“清华庄整,自成一家”。他的诗歌创作大体分三个时期,在不同时期的各类诗歌创作中所表现出的对社会、人生、自然的生命感受与体验,都展示出张居正作为“宰相之杰”特有的诗人情怀。这些具有政治内涵、文化意义与审美价值的诗作,或沉郁顿挫、大气磅礴,或婉约柔美、情趣怡然,有着特殊的艺术魅力。

释楚风

何谓“楚风”？如果以法国作家布封“风格即人”的名言而论，“楚风”即指楚人的艺术风格。楚人的艺术风格“惊采绝艳，难与并能”，且丰富多样、异彩纷呈，其最为鲜明突出之处如下。

范蠡经济谋略论

范蠡的经济谋略体现在智能应变、仁能取予。他总是把经济置于社会、自然、人生的总体存在、变化之中来认识其规律。无论是重视农耕,注重农商俱利的观念,还是从天地圜道现象来把握经济循环周期运动规律,或是反向投资、待机而动的投资理念,或是对天时、地利、人和的权衡思量,或是富而好德的经商准则,都是从政治、军事、地理、文化,甚至包括民风民情等综合因素来考虑的。在其整体思维的经济思想指导下,他抓住机遇,敏于事理,行动果决,其超越常人的胆识与睿智亦充分体现出来。

楚歌体论略

楚歌源远流长,有着丰富的文化思想内涵与独特的艺术魅力。它既不是“楚人之歌”,也不是“楚地之歌”,它是具有鲜明的荆楚地域文化色彩,在先秦时代就流传于诸侯各国的一种以即兴而歌为表演形式,以短章杂言为主要体式,词句多带有“兮”字的诗歌体裁。先秦两汉时的绝大部分楚歌主要留存于古代文献的叙事中,其创作者与歌唱者同一,并有特定的叙事背景,楚歌与叙事相互说明与印证。“以悲为美”的审美特性决定了其审美倾向,因此,其主体风格多为悲凉哀婉。汉以后,楚歌经历了一次重大转变,此后便失去了其音乐色彩而不再有特定的叙事背景,演变成一种与其他文学样式并行的书面化的楚歌体。

武当山庙会持久兴盛因由寻绎

楚地信仰与宗教的互嵌、玄武神降日与民俗节日的契合、恢宏宫观建筑与绚丽自然风光的辉映、开明宗教政策和广泛信众来源的互洽是武当山庙会历千年而不衰的原因。

春秋早期侯国墓葬空间构成的形态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枣阳郭家庙曾国墓葬为中心考察

以湖北枣阳郭家庙曾国墓葬考古发掘材料为基础,结合建筑空间组合及结构力学相关理论,通过对不同等级墓葬建筑空间构成要素分类,揭示其空间形态具有以下特征:贵族阶层的墓室平面多接近于正方形,平民阶层的墓室平面形式相对狭长;墓室的深浅与墓室所处地势的高低呈正相关性;高级贵族阶层的椁室位于墓室空间的正中位置,普通贵族墓葬的椁室布置则相对随意;高级贵族墓葬中棺室置于椁室的正中,普通贵族墓葬的棺室布置则采用“象天法地”的设计手法;墓葬中的二层台不仅是高级贵族身份的象征,而且丰富了墓室空间的层次,增加了其使用面积;绝大部分墓葬空间为符合力学规律的倒立梯形体。

岑参诗歌文献中的成都城市

岑参晚年在成都创作的诗歌,是成都城市的重要文献。这些文献对成都自然风景、城市建筑都有较多的记载和描述。岑参在其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忧国情思和故乡情怀,也代表了唐代宦游或旅居成都的文人的普遍家国情怀。关注岑参诗歌文献中的“文本城市”,从城市文化的角度研究诗歌文献,对发掘成都地域文化内容和特点都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和诗史互证的学术意义。

《伤寒论》组方术数机制研究的意义

《伤寒论》组方的术数机制是中医理论与临床研究中十分吸引人却又很难得其要领的领域。从人类智能的本质与知觉物体概念,象数思维及其在中医学中的地位,《伤寒论》组方规律研究的意义、进展及存在的问题,机器学习在中医学中的应用,伤寒论中的术数研究5个方面,认为《伤寒论》组方术数机制研究具有认知方法上的意义,符合中医学发展的客观现实,是临床实际的迫切需要,也是中医创新的一线生机。为从经方这个源头上引导中医临床回归,恢复中医传统理论本色提供科学依据。

南国有完璧

荆州地处长江中游，军事地位极为重要。“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亦一都会”（《汉书·地理志》），上可达巴蜀，下可通吴越，拥江湖之会，倚长江天险，攻守自若，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荆州之名源于《尚书-禹贡》：“荆及衡阳惟荆州，盖即荆山之称而荆州名矣”，后来一直作为地名或政区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