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空类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路径研究--以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航空类高职院校的校园文化具有鲜明的航空特色和个性化的职教特色,也存在文化内涵不深厚、特色文化不凸显、传承与创新不足、文化影响力不强等问题。以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为例,从厚植精神文化内涵、彰显航空文化特色、强化文化传承创新、优化校企文化融合、铸造特色文化品牌等方面探讨航空类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的路径,以期不断提升校园文化建设质量和文化育人成效。

积极心理学视角下高职劳动教育的困境与出路

劳动教育是培养新时代高素质劳动者的迫切需要,也是促进个体全面发展的必要途径。当前,高职劳动教育存在着规训化、碎片化、娱乐化等倾向,与劳动教育的本质和使命相背而行,亟待转型。以积极心理学理念为指导,消解高职劳动教育的发展困境,需要遵循创生幸福的目标指向及和谐平衡的设计原则,以价值张力强化积极引导,培育积极劳动认知;以美学观照创设积极条件,激发积极劳动体验;以联动融合构建积极生态,涵养积极劳动习惯;以多维标准开展积极评价,巩固积极劳动行为,充分发挥劳动教育的育人功能和积极价值,引导高职学生成长为幸福劳动者、完满职业人。

职业教育技能人才评价制度:演化、创新及落实

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有什么样的评价指挥棒,就有什么样的办学导向。职业教育是培养技能人才的摇篮,职业教育技能人才评价制度由“双证书”制度向“1+X”证书制度发展,带来了评价主体的第三方化、评价机制的社会化、评价内容的多轨化、评价方式的科学化等新突破,落实“1+X”证书制度,推进职业教育技能人才评价制度,应坚持德技并修,注重综合能力的评价;吸纳三方主体,拓宽评价方式;致力互通衔接,匹配同级评价标准。

论新时代职业院校劳动教育治理体系的构建

职业院校劳动教育亦存在治理问题,其治理作为国家教育治理的重要方面,内含于国家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整体部署之中。劳动教育治理体系是管理劳动教育事务的制度体系,包括劳动教育所涉及各领域的体制机制、制度安排,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劳动教育管理制度和运行体系。新时代,党和国家对劳动教育提出了新要求,要构建新时代职业院校劳动教育治理体系,必须以治理思维为牵引,谋划职业院校劳动教育治理的顶层设计;以激活动力为重点,构建职业院校劳动教育治理的驱动体系;以实施途径为依托,构建职业院校劳动教育治理的资源体系;以机制体制为支撑,构建职业院校劳动教育治理的运行体系;以诊断与改进为抓手,构建职业院校劳动教育治理的质量评价体系。

论高职院校教育质量评价的理念导向

高职教育正处于以“提高质量”为主的内涵式发展阶段,作为重要举措之一的高职教育质量保障评价,其重要性与日俱增。高职院校教育质量评价理念应实现四个转向:评价目标从优劣评判转向诊断改进;评价主体从单一管理转向多元治理;评价内容从单向制定转向协同构建;评价过程从静态评审转向动态监测。

百万扩招背景下高职院校教学管理的挑战与变革

高职百万扩招使职业教育成为服务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举措,是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助力社会治理、提升国家人力资本的核心手段。百万扩招也给高职院校教学管理带来了诸如生源结构、弹性的教学需求、开放的管理建制的挑战。因此,高职院校需要树立类型教育、终身教育以及服务就业的理念;坚持分类考试,推行注册入学;推行选课制度,完善弹性学制;践行学分银行,健全完全学分制等举措进行变革。

价值·内涵·行动:高职院校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审视

教育治理现代化已成为新时代实现我国教育现代化的关键。高职院校是构成整个教育完整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治理现代化也关乎整个教育的治理现代化。高职院校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推进治理体系现代化、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的价值意蕴,在厘清治理主体广泛参与、治理主体内外关系建构、多重网络单层次的作用机制和治理系统内生可持续运转四大内涵特质的基础上,应从治理思想、治理体系、治理制度、治理人员和治理手段五方面推进高职院校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双高计划”建设的高职院校治理能力:内涵特征、构成要素与提升路径

高职院校治理能力对于提升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结合“双高计划”建设要求,对高职院校治理能力的内涵进行宏观分析和准确界定,建立以章程为核心的现代职业教育制度体系,厘清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学校理事会、统筹行使学校学术事务职权的学术委员会、学校专业建设和教材选用委员会、有效发挥教代会重要作用、健全高职院校院两级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等构成要素,提出在“双高计划”建设治理中更新高职院校治理理念,树立善治为本治理理念、优化高职院校治理结构,构建特色校本治理框架、激发高职院校治理效能、推动治理能力全面提升等具体路径。

技能型社会建设动力机制及其构建略论

技能型建设社会动力机制的构建,是以对技能型社会发展动力机制的认识为基础的。技能型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是指助推技能型社会形成的各种力量的结构关系和运行方式,它包括自发型动力机制和自为型动力机制两种类型。技能型社会建设动力机制是技能型社会建设的内驱力和外驱力结构关系和运行方式,是技能型社会建设的灵魂。政府是技能型社会建设动力机制建构的重要主体:科学认知是技能型社会建设动力机制建构的前提;制度体系是技能型社会建设动力机制建构的重要内容;而保障条件则是技能型社会建设动力机制建构的重要支撑。

企业新型学徒制的内涵特征、发展瓶颈及推进策略

企业新型学徒制和现代学徒制都是对传统学徒制的发展和创新,都继承了传统学徒制的基因,但企业新型学徒制又有着有别于传统学徒制和现代学徒制的显性特征,表现为创新培训的政策意图、企业主导的多元培养、灵活多样的培养方式、成本分担的投入机制等。在实施过程中,企业新型学徒制面临着企业职工参与新型学徒制的动力调动、公益型师徒关系的构建、企业投入回报率的保障、专业机构监管的缺失等发展瓶颈。因此,需要提升学徒留任率,降低企业成本投入风险;成立专业机构,健全培训质量评价监管机制;建立导师认证体系,提升导师积极性;完善职业资历框架制度,打通技能人才成长通道等,进而改革技能人才培训制度,为壮大新动能、产业转型升级和现代企业发展培育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人才的目的。

从学历社会到技能社会:历史必然与推进策略

学历社会将学历作为选拔、使用和评估人才的社会普遍评价标准,其形成与现代生产、科技的发展息息相关。学历社会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扮演过“正面角色”,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公平,助推了社会人才选拔标准的制定,推动了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但学历社会并非尽善尽美,过分尊尚学历会导致“异化”现象的出现,经济社会发展、产业转型升级呼唤技能社会的到来。在技能社会建设中,国家重视通过建立相应机制和手段来促进和保障全民习得技能,其构建需要政府、教育机构、社会(企业)和公民个人共同发力。政府是技能社会建设的主导者、教育机构是技能习得服务的提供者,企业是技能培养的重要基地,公民个人是技能社会的建设者和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