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文化研究的新视野新成果——“世遗时代·文化交流与互鉴”论坛学术综述

2023年4月15日至16日,由中共泉州市委宣传部、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主办,泉州信息工程学院、泉州学研究所、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承办的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2022年学术年会暨“世遗时代·文化交融与互鉴”论坛在泉州市举行,出席论坛的有来自省内外、海峡两岸的各级领导、嘉宾、专家学者、地方文史工作者、社会各界人士等200余人,论坛收到论文133篇,录用121篇。

闽南文化学术研究的新进展——海洋·非遗文化论坛(厦门)学术成果综述

2021年12月10日至11日,由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和厦门文化旅游局共同主办的海洋·非遗文化论坛在厦门隆重举行,参加本次论坛的领导、专家及有关单位的代表近200人,会议收到论文162篇,全文收录130篇。总结这次论坛,可以概括为三句话:主题鲜明,内容丰富,成果显著。会议的主题“海洋·非遗文化论坛”体现了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符合党中央关于2035年实现文化强国和海洋强国的要求。与会专家学者认真学习领会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闽南文化大有文章可做”的指示精神,紧扣论坛确定的议题,进行深入的交流和研讨。论坛安排四位专家作大会主题发言,分三个小组进行交流讨论,并进行分组汇报交流。论坛时间虽短,但各位专家的精彩发言和学术创见为我们奉送了一次丰富的学术盛宴。

150年前泉州两种中西闽南方言文献音系比较研究

文章深入研究比较了19世纪中文《汇音妙悟》(1800)和西文《厦英大辞典》(1873)中的泉州音系。全文4部分:一、19世纪泉州中西闽南方言文献简介;二、中西两种方言文献声母系统比较研究;三、中西两种方言文献韵母系统比较研究;四、中西两种方言文献声调系统比较研究。通过上述研究发现,泉州两种中西闽南方言文献的音系比较对古泉州方言音系的构拟起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闽南文化普及的有益尝试——张山梁的《王阳明读本——“三字经”解读本》

1518年,王阳明在担任巡抚南安、赣州、汀州、漳州等处期间,奏请朝廷设立了平和县,在漳州一带建立了有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和社会教化秩序,王阳明及其阳明之学在漳州闽南一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王阳明及其阳明之学,是继南宋朱熹及其朱子学之后,对闽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作用的核心元素之一。换言之,朱子学和阳明学,已经演化成闽南文化的一个重要思想源泉和组成部分。

闽南民间文学研究:理论内涵、研究疆界及意义

在介绍"民间文学"概念的基础上,从中国民间文学的整体格局、闽南民间文学的来源、文体范畴、民族属性和语言形式等维度,论述了"闽南民间文学"的理论内涵;梳理、评述了学术界在闽南民间文学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并从文化价值和文学价值两个方面,阐述了闽南民间文学研究的意义。

全方位、高质量地推进“优秀闽南文化人才培养计划”改革试点工作

基于闽南文化的特殊性与重要性及闽南师范大学的办学特色,我校在实施"优秀闽南文化人才培养计划"改革试点项目过程中,将项目试点工作与硕士学位点及博士人才培养项目的申报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并从整合校内外师资力量,组建教学团队;构建科学合理的闽南文化特色课程体系;编写出版闽南文化特色教材;强化实践环节,提升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创新培养方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等方面,全方位推进改革试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受到师生和社会各界的欢迎与肯定。

闽南歌仔戏戏俗研究

闽南歌仔戏戏俗与闽南民俗文化共生共荣,扮仙、送红孩儿、跳加官等仪式表演,是闽南民间纳福心理的折射;信仰禁忌、节日禁忌与剧目禁忌,是闽南民间禳灾心理的反映。同时,闽南民俗文化也影响着这一剧种的发展方向,彰显出海洋族群重利务实的文化内涵。

中华宗族村社的南海跨境共同体——以闽南语系为主的探析

南海各地的华东南宗族村社先民,曾经从祖辈思想文化借助养分,将宗族成员依托海丝沿线建立的各处聚落,或散居各处聚落的族人,相互联系成为网络社会,组成家族/宗族的跨境共同体。他们通过这种跨海的社会模式,既是集体社会又是分布各地,以“唐人”自古以来积累的航海技术和经贸优势,共享跨境的信息、人事与资源便利,并且贡献南海多民族生存共同体,促进实质的声气相通,互通有无。这种跨海跨境的开枝散叶,既利于民族交流而又能保证社会一体的实践,维护着子孙不分裂、不独立,也是先民留下的传统的铸牢中华共同体认同的模式,现有待重新回顾,亦是牵涉着回归民族话语的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马来西亚闽南方言研究文献分析

以中国期刊网(CNKI)为平台,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马来西亚闽南方言研究文献按主题词"方言""闽南方言""闽南语""福建话"并且包含"马来西亚"进行检索和梳理,共获文献42篇,并按文献发文量、基金资助项目、文献作者的单位分布、硕博士论文情况和研究内容等统计分析。研究表明:马来西亚闽南方言研究文献发文量呈波动递增趋势,突出地表现为总量有所增多但规模小,而获资助数较少,处于刚刚起步阶段;从文献作者单位地域分析来看,多集中在福建省内;从研究内容看,马来西亚闽南方言研究文献多以华语角度为切入点,尚未对闽南方言做系统整理。此外,马来西亚闽南方言研究进展明显折射出"一带一路"背景,方言研究的潜在价值亟需挖掘。

闽南话词汇主要来源的探讨

闽南话向来以和普通话差异大著称,以至于时或被当成外语或民族语来看待。然而实际上,闽南话词汇的主体是与古今汉语共用的汉语源词,其中吸收"五四"以来现代汉语的口语词汇,其词形和词义在闽南方言里基本不变,而只将语音转读为方音即可,此即"对音词"。闽南话和古今汉语共用、通用的词汇,与数量不多的古闽越底层词和马来语、欧洲语、日语外来词的地位大不相同,其重要性自不待言。然而对于古今汉语词汇在闽南话中的具体表现,却未得到学界的应有关注。

闽南方言外来借词综论

闽南方言有着丰富的外来借词,数量最多的是马来语借词,其次是以英语为代表的欧洲语言借词,台湾地区还通行许多日语借词等,这些事实显示了闽南人对外文化交流的多元性。

闽南话特有词法说略

闽南话的语法构架和普通话大体相同,然而细部差异也有不少,有着本方言所特有的一些词法、句法现象。因词法差异兼具词汇与构词语法的差异,在口语交际中比句法差异更具可感性。本文简要介绍闽南话与普通话的构词法、词尾词缀、量词、虚词、副词等差异。

闽南家族的特殊形态——惠安骆氏家族主仆的共祖合祀

中国的家族制度,从原则上讲,血缘关系及其传承是家族制度赖于生存和延续的基本法则,但是从唐宋以来,有不少家族组织以及家庭的延续传承,不得不在血缘关系的基本原则之下,作出某些变通,以确保血缘姓氏的延续。惠安骆氏家族则出现了主仆共祖合祀的特殊形态,可以说是这种特殊形态中的突出者。我们通过对于骆氏家族主仆共祖合祀形态的分析,可以进一步看出明清以来家族制度的多样性。

国家权力、宗族与基层社会——民国时期的闽南宗族

传统社会国家利用宗族组织治理基层社会,达成行政目标。20世纪初开始的现代国家建设,目标旨在改造传统社会与现代性不相容的一面,建立极具现代效能的政权体系。然而在国家权力向基层延伸的过程中,基层社会往往依凭传统力量因应、重塑国家权力的刚性力量,这种博弈过程因地域差别而呈现出不同形态。对民国时期闽南宗族活动、功能及与国家关系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化过程中基层社会的"变"与"不变",进而描摹20世纪以来中国基层社会变迁的总体画面。

台湾新剧运动的发生及影响

肇始于日本殖民时期的台湾新剧,既是传统戏曲向现代话剧的过渡阶段,剧本创作逐渐取代幕表制,不断革新剧场艺术,也是对中、日戏剧资源的转化,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堪称台湾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锋。蓬勃发展的民族运动加速了新剧运动的兴起,借助“剧场”这一舞台,新剧运动以思想启蒙为已任,尝试寻求自由、平等、解放的路径,以其反殖民主义精神在台湾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现存明代福建地方科举文献研究

明代福建地方科举文献可分成三类:第一,明代福建科举原始文献,即专门记载明代福建科举的、未经裁剪的文献;第二,明代福建科举名录;第三,福建方志中的明代科举专篇。它们各有特色,可取长补短。全面挖掘、梳理明代福建地方科举文献,不仅有助于开拓明代福建科举研究的新思路、新视角,还有利于深化对明代科举制度的认识;其所蕴含的大量福建地方社会史料,对福建乃至全国社会史研究都有着重要价值。不过,明代福建地方科举文献也存在诸多问题,需要综合诸文献,加以考证,并建立专门的明代福建举人、进士信息库。

李弥逊福河李氏家族后裔佚文辑录与传衍初探——基于族谱、宗祠碑铭及村落调查的研究

李弥逊知漳州时,娶金夫人,生第五子李熙,传衍福河李氏。从《福河李氏宗谱》中辑录福河李氏后裔佚文五篇,从李氏祠堂中辑得福河李氏后裔碑铭佚文三篇。这八篇佚文之辑录,既有保存乡邦文献之史料价值及文学价值,更可资考述福河李氏家族后裔的传衍分布情形。再结合村社调查考察福河李氏后裔之传衍,遍及漳州芗城、龙文、龙海、南靖、漳浦、云霄等区县,以及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县、揭阳市、陆丰市及浙江省温州市等县市,以及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地区,以及越南、印尼、菲律宾、泰国等国家。

族群与文化——海洋文明与漳浦剪纸的历史变迁

作为海洋文明孕育的艺苑奇葩,漳浦剪纸是渔民在征服自然、改善环境的过程中,自发创造以满足生活需要的生活艺术、实用艺术,具有很强的地域性、民俗性,饱含着时代精神。随着社会的演进,漳浦剪纸从朴素的实用价值、民俗价值,逐渐转向以审美功能为主的艺术创造,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加速了漳浦剪纸从民俗消费品向商品的转化。

中国大陆新马华文文学研究“拓荒期”的研究特点、成绩和意义

中国大陆"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在"拓荒期"(1979-1989年)的研究重镇和中心是新马华文文学研究。"拓荒期"新马华文文学研究在研究者、研究进程等方面形成自己的研究特点,并在新马华文小说、诗歌、散文以及文学思潮、发展概况等四个方面都取得了较好的研究成绩。"拓荒期"的新马华文文学研究代表了中国大陆"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和水平,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华文文学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模式,更为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是开拓了学者的研究视野,拓展了汉语文学研究的疆界。

蓝鼎元法律思想与司法实践初探——以《鹿洲公案》为中心

通过排比《鹿洲公案》所载案例,可以发现蓝鼎元的司法实践并非以"德主刑辅"为特征,而是与其"以杀止杀"的明刑弼教主张相一致。在民事诉讼上,他并不注重两造争讼的法律事实,为使百姓体会到人伦的可贵,他不惜以强权调解,曲法断案;在刑事案件上,他常竭力审明事件始末真相,让罪犯得到应有的惩罚;饥荒、牵连过广则是其宽宥罪犯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