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用书院前集》的编纂刊刻及其经世致用思想

《致用书院前集》刊刻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收录了郑世恭就任致用书院山长时期的优秀课艺。从课艺主题占比来看,彼时的致用书院治学偏重名物研究、礼乐研究和“微言大义”的研究;治学工具则依托小学。治史部分虽卷帙不多,但却集中反映了当时学子们的经世致用思想。他们针对内忧外患的国家形势,在为学态度、取士用士、兴业趋利、边疆防卫等方面提出了不同的见解。虽然注意到了西方的冲击,但囿于“尚古”风气的影响,他们所探求的方向还是依循中国固有之“道”,并未能深入反思制度的得失,而把注意力更多放在了任人得宜上。这时代的局限固不可逾越,但他们真诚的爱国之心亦值得当代人尊敬和效法。

致用书院优秀课艺出版研究

清代福州致用书院是当时福州四大书院之一,强调通经致用的教育思想,培养实用性人才,书院的课艺往往能反映该书院的教育方向和教育理念。本文就致用书院优秀课艺集出版的背景、编辑与刊刻及出版的形式和内容特征等方面进行探讨,以期揭示致用书院在晚清书院教育变革和发展的历史地位及其对后世的启迪。

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视域下的遗址阐释与展示研究--以万寿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例

考古遗址公园是大遗址文化内涵和价值阐释的创新展示利用方式,也是考古遗址公园保护和管理的一种重要手段。展示的不仅仅是单向的信息传输,也是双向的价值选择呈现过程。在大型考古遗址保护利用从文物领域的行业化工作向公众共享转变的过程中,如何坚持专业深度、延伸公共属性,既是促进考古遗址类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进一步激发创新遗产活力的重要方面。文章以万寿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研究对象,从考古遗址历史文化内涵出发,梳理考古遗址价值阐释与展示主题,进而探讨考古遗址阐释与展示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大学书院制兴起的动因与时代意义

书院与学院源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教育传统,现代书院是20世纪教育变革的产物。大学书院制作为现代书院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高等教育组织与书院教育传统的融合。从组织机构及功能来看,它包括独立开展人才培养活动的教学组织形式和特定教育机构下的学生教育管理方式两种类型。大学书院制的兴起,受民族文化传承、人才培养模式变革及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等因素推动,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和深厚的文化教育基础。大学书院制融会中西高等教育培养模式,书院制与学院制互补,适应了新时代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需要,在构建立德树人保障机制、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精华、促进学术创新和教育交流等方面发挥着重要而独特的功能,是推进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举措。

“甲午”电影背后的船政文化--兼论学以致用与中体西用

甲午中日之战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转折点。清政府的失败加深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同时也宣告了“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失败,“中体西用”钳制了“学以致用”的文化精髓。电影《甲午风云》《甲午大海战》等对当时的海战虽有呈现,但对甲午战争失败的要素反思不足,尤其对甲午海战船政文化反思不足,致使中国海权意识淹没在历史故事之中。因此,加强海权意识的强国文化教育,是当代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清时期福建书院文献考略

在中国古代书院的发展史上,福建书院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与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福建书院研究的进展,因其文献整理的滞后而相对迟缓。为了拓宽与加深福建书院研究的视域与深度,全面系统地发掘、收集、整理福建书院文献,具有不可或缺的启示津梁、嘉惠士林的作用。明清福建书院文献是一座充满书香的巨大福建历史文化遗产,它集中而翔实地记录了福建古代书院的发展历程、生员规模、教育理念、授学方式、培养水平、藏书刻书等情况。不仅对还原古代福建书院的历史面貌与发展规律,揭示古代福建书院的教育成就与文化贡献,彰显古代福建的学术思潮、人文精神与社会风尚,均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对福建传统书院的复兴与新时代书院的建设,进一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留学教育的多重影响——基于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办学实践的分析

出国留学是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群体成长的重要路径,对其办学实践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育人理念上,主张培养通专结合的人才;在办学实践中,强调学科协调发展,培植新兴学科;注重延揽优秀人才,促进师资发展;学术管理强调教学与研究并重,开放自主;文化建设坚持中西会通,古今相济。当今中国高等教育已取得巨大成就,出国留学作为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之一,在实施教育强国战略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仍将继续发挥重大作用。

乡村振兴背景下三明市乡土景观文脉及营造策略研究

当前传统村落面临着保护传承再利用方面的困难,原因之一在于优秀的乡土景观文脉未能得到系统性的解读和保护下的传承创新。三明市乡土景观资源丰富,多为复合型综合性乡土景观,其文脉基本是以自然山水骨架本体作为支撑,以三元区生土灰砖客家乡土景观文脉为主体,汇集有闽南、客家、红色、绿色等诸多景观文化支流,不具有特定同一性。以三明市岩前镇忠山十八寨景观带为例,梳理出三明市最具有代表性的乡土景观文脉及其营造策略,可为乡村振兴背景下三明市乡村景观营造提供更具有在地性、特色性、针对性的新时代乡村景观营造策略。

师者何以解惑?——基于《论语》“惑”的考察

教师要避免说教式的传道,需要能够有效地解惑。对《论语》中关于“惑”的表述进行考察,可以发现“惑”虽然与“知”相对,但并非“无知”,而是在学习过程中,对自身所学所知产生困惑的一种状态。学习者的“惑”生于所知,主观上是由于存在认知不完备、未达到知者不惑的境界,客观上是由于生活环境的较大变化冲击其已有的认知。“惑”的存在对学习者的自明而诚、由知而行造成消极影响,并可能割裂儒家教育的逻辑体系。师者要进行有效的解惑,应当从理解学生的思考方式、回应社会的发展变化着手,同时提高解惑的自觉性。《论语》中对于“惑”的探讨能够为当代教师理解学生的道德困惑,提升解惑能力提供历史经验。

张亨嘉的文献及其教育思想研究

张亨嘉是清末著名的政治家和教育家,曾就读于清末福州四大书院中的正谊书院和致用书院,他为官清廉、治学喜博大而恶苛碎,一生著述颇丰。首先梳理了张亨嘉就学及从政时期的著述和研究现状,从研究文献入手,探讨了张亨嘉著述题材涉猎广泛、言简意赅、体现“经世致用”精神等特点,从而进一步研究张亨嘉的教育思想及其对推进近代教育制度变革的贡献,探索其“通经致用”、广纳贤才、注重体育教育、倡导全民阅读等教育理念和改革精神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清前期汀州府书院的历史考察

书院是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教化的重要承担者和实施者,是社会文化控制的重要力量。清前期汀州地方官员创建和复建33所书院,大部分是在雍正朝之后创建的,尤以乾隆朝居多。究其原因,一是清前期朝廷书院政策由消极压制逐步转变为支持倡建,汀州府积极响应朝廷政策;二是汀州府社会动荡不安,出于整顿社会秩序的需要大力建设书院;三是国家权力向乡村渗透,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在不断加强。清前期汀州书院的建设,是汀州地方政府把书院作为加强社会控制、稳固统治秩序、强化专制皇权的重要手段。

基于农旅融合模式的乡村振兴实践研究——以三明市小蕉村为例

基于农旅融合模式的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其主要特色是将农村自然农业资源与文化资源有效结合,拓展多样功能与优化发展路径,力求有效破解农村发展困境,助力解决农民的增收难题。该文以三明市小蕉村为例,探讨农旅融合促进乡村振兴的发展机制,阐述小蕉村农旅融合发展的优化途径,提出发挥乡村多样功能,推动农旅有效融合的对策建议,实现农旅和谐互补,带动农业升级,促进增收致富。

文化教育的辩证——晚清理学复兴对福建学校教育影响的再思考

晚清理学复兴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其进入教育领域后,既推动了教育的学校化,但也阻碍了教育的近代化进程。晚清福建学校教育的变革,呈现出亦新亦旧的特征:一方面强调对旧式学校的改革,增加新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另一方面又拘泥于旧的人才培养要求,力图以“旧学”规范“新学”、以“中学”规范“西学”。课程不仅仅是一种教育文化,同时也是一种文化在教育中的表现。从晚清福建教育改革的实践来看,其在批判传统“经学中心主义”教育的过程中,并未建构起相对完备且具有自身特色的教育体系。当时的学校教育并不能承担起“文化熔炉”的作用,中西文化之间的矛盾在此后集中爆发,并在客观上造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断裂,呈现出“托克维尔悖论”。可见,文化认同教育不是孤立的,必须要以必要的文化自觉为支撑。

朱熹“受福”观念的理学基础探析——基于《朱子语类》的考察

朱熹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将民众普遍接受的基于佛道和世俗的幸福观念与理学的“理”“气”“性”“命”相联通,回答人为什么能够“受福”,以期强化民众对于儒家思想的认同。首先,朱熹强调“天道福善祸淫”的“天理”必然存在,将“善恶”化约为气禀,以气禀的清浊厚薄来解释个人受福的多寡。其次,朱熹肯定个人对于受福的追求,根据“变化气质”的核心命题,提出道德修养可以提升气禀。最后,朱熹批评盲目的祈福行为,从人事的角度解释受福的本源,提倡合乎“理”的求福与受福。朱熹通过理气、心性等理学概念,解释了人为什么能够受福的必然性与偶然性,他对于“气”的强调赋予传统福文化更多的生命力。

理雅各英译《中国经典》的教育影响与当代价值

19世纪60—80年代,英国传教士、著名汉学家詹姆斯·理雅各(James Legge)系统研究和翻译了中国古代经典,其中“四书”“五经”译本在西方广为传播,成为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理雅各的文化教育活动,始于中国香港英华书院翻译儒家经典,终于牛津大学讲授中国经典;他在中国香港引进西式教育,输入西方近代化的理念;在英国传播中国文化,力图改变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的傲慢与偏见态度。理雅各的《中国经典》译本对中西方通识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具有重要价值。中国具有通识教育的深厚传统,在新时代对外文化教育交流中,我们需要以《中国经典》译本为媒介,充分发挥其积极的教育功能。

台湾传统书院研究综述

随着海峡两岸交流的深化及中华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到重视,两岸学者对台湾地区传统书院的研究不断走向全面和深入。相关研究,既有对台湾地区书院的整体把握,也有对具体书院的个案探讨。研究者对台湾书院的建筑、藏书、制度、师资等书院文化进行探析,考察了台湾书院的独特性。研究者还探讨了福建书院、朱子理学对台湾书院的影响,考察了台湾书院对台湾地区文化、教育、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今后学者们还可在史料挖掘、研究方法、书院现代转化等方面进一步拓展对台湾书院的研究。

旅欧侨村乡愁营造:三明市梓口坊村微景观设计

设计位于三明市梓口坊村,村落八百余人旅居欧洲,是典型的“旅欧侨村”。设计从中欧建筑中提取元素。中式柱础位于左端、欧式柱头位于右端。当村民与游客行走于此间,旅欧侨村乡愁油然而生。该作品是基于中欧古典建筑柱式文化元素,重构设计的乡村微景观,对旅欧侨民乡愁感的营造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对促进闽台乡村文化融合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清代正谊书局的创办及其校勘活动

为传承振兴闽学、完善旧刻本和养士劝学等目的,左宗棠于同治五年(1866年)在福州创立了正谊书局,并制定《正谊书局章程》等管理制度。正谊书局完善组织机构,严明赏罚;要求详慎校勘,追求刊刻品质;端正人员品学,采取体恤优待措施。正谊书局的校勘活动,完善了旧刻本,起到培养人才的作用,同时赋予正谊书院独特的品格。

出版视域下“三明诗群”的建构

受全国诗歌氛围影响,三明创办的诗歌民刊呈现遍地开花的局面,提升了三明地区诗人的影响力,促进了三明诗群意识的萌生。正式出版被赋予更多话语权,三明诗群的正式出版活动对诗群内外人员起到自然认同、强化认同、理解认同的重要作用,使三明诗群获得合法性。媒体融合出版模式迅速扩大三明诗群影响力,但进入数字出版时代,网络出版存在诗群成员分流、诗群成员迷失、诗群作品被埋没等问题,对三明诗群的发展提出了挑战。

论孔子的历史态度:基于教学活动的考察

教师的历史态度是关于历史的信念或倾向。历史文献、典章制度是孔子教育活动的重要内容。作为教师,孔子信而好古,对历史的真实性表示信任,以此强调学习古代礼乐。对历史的"存疑"则付诸阙如,怀着谨慎、谦逊的态度,给历史以留白。孔子还敏以求之,以对历史的疑惑为教学的探索动力,在整理文献的同时强调促进学生的内省体验。更重要的是,孔子以温故知新的历史态度,以历史经验为基础,引导学生开悟新知,赋予历史以教育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