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两赴中央汇报红七军工作探析

1929年12月3日,在完成百色起义准备后,邓小平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中共中央对邓小平的汇报予以高度肯定,任命他为红七军前委书记和政治委员。回到广西,邓小平在红七军(含红八军)实施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充分发动群众,创造性地提出“群众的战术”。1931年3月,邓小平主动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在等待与中央领导人会面期间,邓小平写下《七军工作报告》。中央领导人没有听取邓小平的意见并将其调离红七军,他精心写作的《七军工作报告》被束之高阁。

论清代茶叶对外贸易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

清代茶叶外贸有其鲜明发展阶段与特点。1644—1719年初起阶段茶叶外贸的贸易区域、贸易方式、贸易结构、贸易地位、贸易主角与前代区别很大。1720—1840年,茶叶外贸进入发展阶段。此阶段茶叶外贸呈现茶叶世纪的开创、茶叶口岸减少、红茶贸易占优、茶叶走私盛行等特点。1841—1888年,为茶叶外贸的繁荣阶段。此阶段茶叶外贸表现出洋商从抢购到观望、茶叶价格不断下跌、茶叶价值日益减少、茶叶市场危机初现等特点。1889年后,茶叶贸易进入衰落阶段。此阶段茶叶外贸表现出市场危机全面爆发、砖茶销量大大增加、茶叶贸易地位再降、市场竞争呈白热化等特点。茶叶对外贸易的发展阶段是当时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

近代中国外销茶的品种与国际市场

近代中国外销茶主要分为红茶、绿茶、砖茶。各种茶的输出数量呈现动态性,并有不同的国际市场。红茶是最主要的外销茶。鸦片战争后,红茶产销迅速发展,19世纪60年代至1895年,年输出数量均超过100万担,占茶叶出口总量60%以上。嗣后,出口数量基本呈下跌趋势。绿茶贸易虽有起伏,但变化不大,一般年出口数量为20-30万担,19世纪70年代前后及20世纪20-30年代是绿茶出口兴盛、繁荣时期,出口数量、在茶叶出口总量中的占比达到新高。1917年前,砖茶出口数量持续增加,最多时年出口量超过60万担,在茶叶出口总量中的占比最高时达42%。红茶出口主市场为英国、美国、俄国,销量大体占红茶总销量的75%。绿茶出口主市场为美国、英国。19世纪末至1917年,俄国绿茶市场得到发展,20世纪30年代是绿茶销往非洲的繁荣时期。砖茶主要销往俄国,销俄数量大体占砖茶外销总量的90%以上。

网络战的伦理审视

网络信息技术的军事应用使现代战争由传统的“以平台为中心”转型为“以网络为中心”的网络战。网络战作战环境多变、作战边界不明确,网络战快速、高效、隐蔽、突然、道义风险小,一些发达国家将此作为战略武器发展方向,这导致网络作战相应的政策制定或立法比其他类型作战面临更多的挑战。网络战中存在“非法间接使用武力”心理战的侵略行为判定、网络攻击作为武力形式的考量指标及其相应的自卫实施准则、网络武器或新概念武器使用的识别性准则等方面的伦理诘难及困境;现实中对美国等科技霸权主义者所提出的伦理道德上的抨击也难以真正实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其原则主张可以指导我们突破困境,增强我军信息化战争的软实力,彰显我军正义之师、文明之师的本色。

晚清民国时期中国红茶的对外贸易

红茶是晚清民国时期中国最主要的出口茶类,它的发展状况是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发展的晴雨表。受多种因素影响,红茶外销经历了繁荣、衰落、破产三个阶段。鸦片战争后,中国红茶产销两旺,外销数量至1886年达到高潮。1887年起,红茶外销不可逆转地走向了衰落。1918年后,红茶外销虽在20年代有所回升,但受制于大环境影响,外销不可避免地逐渐破产。红茶外销对中国经济社会产生了多方面影响。红茶外销繁荣对中国经济社会带来了诸多正面影响,红茶外销衰落则对中国经济社会产生了多种消极影响。同时,中国红茶外销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贡献,它对满足世界市场的红茶消费需求、推动世界红茶生产的进步、促进世界茶叶贸易的发展均发挥了积极作用。通过出口数量、出口市场、出口影响的分析,红茶贸易从兴盛到破产的基本趋势及产生原因比较清晰,中国茶叶贸易由盛至衰的历史轨迹及深远影响更易把握。

《英勇的西征》文本形成及文献价值探析

根据陈云在共产国际汇报的俄文记录稿,有关人员整理并在《共产国际》俄文版刊发了《中国红军的“铁流”》。在俄文版《中国红军的“铁流”》基础上,有关人员进一步整理并在《共产国际》中文版刊发了《英勇的西征》。《英勇的西征》是在国际上全面介绍中央红军“西征”的最早中文文本,弥补了俄文版《中国红军的“铁流”》存在的不足。《英勇的西征》成功构建了红军长征话语体系,经过1954年的修改,更成为红军长征史书写的范本。《英勇的西征》留下了研究土城之战、飞夺泸定桥、长征期间兵员补充、红军政治工作、基层干部配备以及日本对华渗透手段的珍贵史料,也为揭穿王明在《中共50年》中的肆意抹黑提供了有力证据。

古典与现代交织的布鲁塞尔

布鲁塞尔,比利时的首都,也常被称为“欧洲的首都”。这里是欧盟总部所在地,同时还有其他700多个国际组织和100多个外交使团在这里设立总部或办事处,布鲁塞尔的居民中有27%是外国人,使它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城市。

《遵义会议决议》文本生成中的几个问题辨析

张闻天依据邓小平的会议记录稿和毛泽东的“讲稿”,结合自己以及博古、周恩来、王稼祥等人的发言提纲,起草了《遵义会议决议》最初文本。“鸡鸣三省”会议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新决策以及刚接收的中共中央及其与共产国际往来的文件,张闻天对决议文本进行了认真修改。1935年2月8日,《遵义会议决议》在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2月10—16日,张闻天又将“目前任务”正式写入决议文本。为增强说服力,文本多处引述共产国际指示和中共中央决议的内容;为维护党内团结,文本最终隐去有关领导人姓名。毛泽东对军事战略的精辟论述是《遵义会议决议》的核心内容,张闻天的旁征博引使得《遵义会议决议》更加有血有肉。在《遵义会议决议》文本生成过程中,毛泽东、张闻天各自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遵义会议若干问题考辨

遵义会议包括政治局会议和扩大会议。政治局会议就第五次反“围剿”形成初步结论,扩大会议就新根据地选址进行讨论,并“完成了自己的决议”。邓小平出席了扩大会议,却未能留下相应记录。为落实遵义会议精神,书记处统一起草传达提纲。为赢得共产国际的认可,陈云认真起草《(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为专题汇报提纲。陈云之所以称洛甫“负总的责任”,是因为《共产国际章程》规定各国共产党无权更换领导人。陈云的汇报赢得共产国际对中共领导集体调整的认可,遵义会议的“合法性”问题得到圆满解决。

近代中国茶叶商帮群体概貌

近代茶商数量空前增加,规模超过以往任何历史时期。原先较为稚嫩的茶帮在强化会馆的基础上,组成了茶叶公所、茶业会馆、茶商公所等组织,制定了从业章程。这些茶叶商帮主要有八个,即广东茶叶商帮、徽州茶叶商帮、山西茶叶商帮、福建茶叶商帮、平水茶叶茶帮、江西茶叶商帮、湖广茶叶茶商、陕甘茶叶商帮。此外,较有影响的茶叶商帮还有四川、云南、苏州、天津、北京、山东等茶叶商帮。近代茶商比古代更活跃,人数更多,活动区域更大,资本更雄厚,内销、外销、边销界限更分明。随着外国经济侵略的加深,洋茶竞争的加剧,各茶叶商帮都先后严重地萎缩或衰败了。

民国时期的茶叶对外贸易

民国时期华茶对外贸易延续了1888年以来的衰落趋势。从茶叶出口数量、出口平均价格、出口总值来看,这一时期中国茶的对外贸易经历了衰落、复苏、衰败破产的变迁。从中国茶的外销市场来看,英国、俄国、美国三大市场仍然重要,但地位不断下降,香港、北非等市场的重要性不断上升,最终成为最主要的国际市场。民国时期茶叶对外贸易的变迁影响了当时的茶类生产格局、茶叶出口在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政府振兴华茶的努力。

我国军民融合法律法规建设问题研究

军民融合已经上升为了我国的国家战略,为实现强国梦、强军梦提供了坚强的战略支撑和正确的路径选择。推进军民融合这一宏大和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不断加强和完善军民融合法治建设,其中的法律法规建设又具有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本文对我国军民融合法律法规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作了列举分析,并提出了几点对策建议,希望对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军民融合法律法规建设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佛教名山南京栖霞山的茶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

南京栖霞山是佛教名山,佛教文化底蕴深厚,并拥有丰富的茶文化遗产,包括历史名茶、历史遗迹、历史名泉、历史文献四大类。这些茶文化遗产历史悠久,种类繁多,分布集中。对于这笔宝贵财富,有关部门有一定的保护意识,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还明显存在一些缺点。做好栖霞山茶文化遗产保护及开发工作,应该将茶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有机结合起来,做到观念先行,思路在前,积极有为,稳步推进。

南京钟山茶文化遗产:认识、保护与开发

南京钟山茶文化遗产主要包括植茶文化、名泉文化、名人文化三个方面。准确把握钟山茶文化遗产,应重视江南植茶公所建立、梅花山等地植茶、雨花茶创制三大标志性事件;应重视八功德水、应潮井、一勺泉、白云泉、黑龙潭五大名泉在钟山泉水中的主体地位;应重视孙权、朱元璋、孙中山、宋美龄等名人与钟山茶文化的密切关系。在中山陵园管理局的统一领导下,钟山茶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也存在不少问题。发展钟山旅游事业,必须保护好钟山茶文化遗产,在此基础上,搞好钟山茶文化遗产开发,做好完善硬件保护设施、深挖历史文化资源、搞好文化产业开发等工作。

中国古代心战思想及对当代高技术战争的启示

中国古代心战思想内蕴丰富,指涉全面,构成具有东方兵学特色的完备体系。本文考察了中国古代心战思想的若干范畴,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古代心战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归纳了中国古代心战思想对我们开展高技术战争的价值。

试析青年学生道德自我成长及其培育

道德素质是青年学生的成才目标,也是其成长成才的精神资源。学生道德素质培育体现在学生的道德自我成长培育过程中。本文分析学生道德素质成长的现实困境,根据道德自我研究理论范式,综合多学科研究成果分析道德自我成长的实践辩证过程,倡导培养自主、自觉的道德自我以提高德育实效。

当代军事伦理学发展的战略价值

伦理道德建设历来是军队政治工作的核心内容,是我军先进军事文化的中心环节。相应地,建国70余年来我国军事伦理学学科建设也取得了斐然成就。军事伦理的建设与发展对我军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它不仅是我军思想道德建设的当务之急,它也有利于增强文化自信、自强民族精神,有利于引导协调解决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军事活动中的系列矛盾冲突问题,有利于解决现代高科技发展及其引发的世界新军事变革过程中的军事伦理问题。

黎平会议相关问题考辨

黎平会议召开的时间是1934年12月17日晚上和18日上午,主持人是博古而不是周恩来。李德和王智涛参加了会议,陈云、刘少奇、凯丰、邓小平没有出席。在与二、六军团会师的既定方案被否决的同时,毛泽东也将自己的战略构想由“插向滇东……创建黔滇川边苏区”调整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黎平会议上,周恩来的作用至关重要。没有博古的转变,黎平会议也很难形成开辟川黔边根据地的共识。虽然没有与会,但一线将领坚决挺进黔北的主张对决议的形成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为进一步审查新的战略抉择,黎平会议还做出了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的决定。在黎平,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伟大转折已经正式开启。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制度的成功构建——以“三湾整编”为中心的考察

在三湾,毛泽东清除了秋收起义部队中的杂色旗,撤换了不听指挥的军官,遣散了动摇分子,确立了前委的绝对权威。在此基础上,他精心挑选党代表,将支部建在连上,班排建立小组,由党代表兼任支部书记,在普通士兵中发展党员,构建了由前委到班排的完整的党组织系统,创设了堪称共产党外围组织的士兵委员会。与此同时,毛泽东还赋予部队战斗队、宣传队、工作队的职能。通过一整套制度的构建,秋收起义部队成为最早的中共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论非战争军事行动中军地宣传力量的高度融合

实现非战争军事行动中军地宣传力量的高度融合,打破军地各个宣传机构、宣传力量单打独斗的局面,必须及时组建强有力的指挥机构,形成军地宣传的合力;必须妥善协调军地宣传力量,发挥各自的宣传优势;必须有效利用军民联动的契机,强化国防教育,搞好舆论引导,做好对相关人员特别是军属的针对性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