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国家与自我:族群共同体建构的语境化表述——历史与现今陇南、川西北的(白马)藏族

从历史学视角看,"白马"作为指代特定的族群,其经历了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之前,汉人这一"他者"基于文化分野下的想象白马氐或羌及上世纪70年代"民族识别"语境下国家制度性建构(白马藏族两个历时性过程。究其本质,两者均为客位下的生成物,而非主位下的建构。但这一生成物却与村落语境中族群的自我建构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民族存在的共时性"镜像"或想象。

白马藏族:族群分类的国家话语与草根叙述——基于陇南市文县铁楼乡草河坝村的考察与思考

近10年以来,西方学术界有种观点:在上世纪50至70年代末的民族识别中,"国家在制度层面垄断了分配族群符号的权力",当年的民族识别"也造成了在实践意义上国家对族群分类的事实垄断"。然而,在当年被识别的白马人居住的草河坝,族群符号分配的国家话语却无法主导草根社会对族群符号的实际分配过程,而且国家分配的族群符号(白马藏族)与草根叙事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张力。

谈秦俑服装研究中的问题

有关秦俑服装的研究是秦俑学的薄弱环节,不但论文数量少、质量不高,而且个别论著和论文还存在明显的错误,表现在对秦俑服装的称谓混乱,服装裁剪图不准确,用料量计算误差大等。其实褐、襦和袍不但外形各异,而且用料也不一样。秦俑的内衣应该称为襦,外面的战衣应称为袍。秦俑的护腿主要有行滕及胫衣两种。秦王朝内部等级森严,但是秦俑服装五颜六色,看不出等级差别。

伯益始秦与其著《山海经》之说申论

秦人获封早在舜、禹时代的伯益时期。至姒启建立夏朝,以伯益为族长的部落已经在东部具有费、嬴、秦等封地。伯益是嬴秦的先祖和缔造者,是"大同世界"禅让制的最后一个坚守者,这已为史料和考古发现所证实,过去习惯上认为早秦开始于非子的观点有其片面性和局限性。伯益著《山海经》的说法从汉至唐鲜有怀疑,但自宋以来异说时见,近现代学人持否定态度者不乏其例。检视文献资料并考古发现,伯益并非今见《山海经》全本的著作者,他仅撰著了《山海经》的《山经》(《五藏山经》),即今本《山海经》中最远古、厚重的部分,其著作方式是口述和刻符、图画或多面的结合,当然不排除伯益所记内容在后来流传过程中羼入《海经》和《大荒经》的可能,由此可以冰释千百年来学者的种种存疑。早秦的文学活动也即从伯益著《山海经》(《山经》)开始,这就比此前学界认为发轫于非子时期大大跨前一步。

祁山道、卤城:陇蜀互动之交通要道与战略支点

"蜀道"不应单指连接关中平原和成都平原的川陕道路,还应包括自陇(甘肃)入川的陇蜀道路,唯有如此,"蜀道"才属完整概念。甘肃陇南地区是陇蜀道必经的核心区域。陇右天水经祁山道、卤城可抵汉中至川蜀,也可抵武都,再经文县(阴平道)入川蜀。无论秦汉时期、三国时期,还是宋金时期,祁山道都为陕甘川三省经济、文化、军事交流与互动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交通条件;而卤城也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盐业资源成为祁山道上一座历史文化名镇。

谈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周刊

《群众》周刊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公开发行的中央机关刊物,它贯彻了党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大批干部群众在《群众》发表文章,以揭露日寇暴行,宣扬爱国抗日;促进民族团结,壮大抗日力量;声讨汪伪政权、弘扬必胜信念,号召重视难民和儿童的救援和安置工作,并积极支持敌后同胞。《群众》周刊为抗战胜利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西汉水上游乞巧文化中蕴含的工匠精神探析

西汉水上游乞巧活动的各项仪式中,蕴藏着丰富的工匠精神。悠久的乞巧文化,孕育了巧嫂巧妹巧汉子们心灵手巧能编善织技艺,新时代的乞巧姐妹与时俱进,在自己普通平凡的岗位上用一双双巧手和追求极致、完美的态度以及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持之以恒的品质阐释着工匠精神的新时代内涵。巧手能人追求发展创新,积极打造“巧”艺文化特色品牌,追求“巧匠”精神,巧手“掘金”,有效诠释了“工匠”精神的新时代内涵,助力美丽乡村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