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资源多目标协同配置:全价值基础上的框架研究

从资源的视角而言,水资源具有的社会、经济、生态属性中,社会属性和生态属性所提供的生态功能和服务多是外部性和非市场的,其价值在纯粹的市场驱动下难以充分实现。从资源管理视角而言,水资源多目标协同配置的实质是水资源多重属性功能和服务的均衡。因此,将具有外部性的社会、生态功能和服务与具有经济价值的功能和服务同时纳入配置框架,是实现多目标协同配置实践的关键问题。本文在回顾水资源配置和水资源非市场价值评估的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围绕我国现行水资源配置存在的主要问题,通过水资源的全价值(市场价值和非市场价值)将其多属性功能和公众意愿纳入水资源多目标协同配置中,从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全价值评估和配置管理的绩效评价三个方面构建了水资源配置的多目标协同框架,最后提出相关的保障政策建议。

非市场价值认知、社会资本对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意愿的影响

全面改善耕地质量,充分释放耕地社会生态效益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生态宜居"的内在要求。小农经营下,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是实现耕地质量全面改善的可行路径,但往往因缺乏动力和"搭便车"行为而陷入集体行动困境。本文从集体行动视角出发,结合嵌入性社会结构理论,分别以非市场价值认知和社会资本表征自主因素和嵌入因素,理论上分析了两类因素对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意愿的影响;进一步,运用张掖市718户农户微观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①耕地非市场价值认知是影响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意愿的自主因素,对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农户的耕地生态服务价值认知、耕地对当代人的社会保障价值认知和对后代人的社会保障价值认知水平越高,其耕地保护合作意愿越强。②社会资本是影响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意愿的嵌入因素,通过信息传递、信任机制和规范约束等改变农户选择决策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影响农户参与耕地保护合作意愿;人际信任有利于提高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意愿,但制度信任对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意愿影响不显著;社会规范和社会网络均有利于提高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意愿,且强连接网络的边际效用大于弱连接网络。③性别和受教育水平也会显著影响农户参与耕地保护合作意愿,相对于女性和受教育程度低的农民而言,男性、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民更愿意参与耕地保护合作。最后,针对研究结论提出了开展社会化的耕地非市场价值教育以提高农民耕地非市场价值认知,培育农村社会资本以营造良好的集体行动环境,通过农村基层组织分批有序引导农户参与耕地保护合作等政策建议。

秩序重构与整体协同:巡察村居推进乡村综合治理的运作逻辑

乡村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和重要场域,其治理模式的选择关乎乡村振兴的“最后一公里”。巡察村居以监督下沉的方式形塑地方政府的治理权威,为乡村复杂问题的解决创造条件。乡村综合治理是依据巡察结果展开的一项系统性的治理机制。在乡村复合型治理架构内,治理结构的碎片化和村民利益诉求的多样化导致“乱村”问题长期存在,巡察村居推进乡村综合治理有效运作的内在逻辑在于通过重塑地方政府的权威,为村庄公共秩序建构赢得群众信任,通过部门联动和整体协同的方式推进乡村综合治理工作落到实处。作为地方治理创新的一种有效举措,巡察村居推进乡村综合治理模式是中央顶层设计下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产物,旨在丰富“中国之治”理论体系并促进乡村善治的实现。

农户偏好与“两型技术”补贴政策设计

农户"两型技术"采用是实现传统农业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转变的关键环节和重要表现。以膜下滴灌技术为例,基于选择实验法设计由设备补贴形式、工时补贴标准、耕地整理与技术指导4个属性构成的多种补贴政策情境,结合调研数据运用RPL模型,估计了反映农户政策偏好的效用函数。结果表明:受自身风险承受能力所限,农户更偏好于不参与补贴政策;农户更偏好于较高的工时补贴标准,以及补贴政策与耕地整理项目的配套实施,两者对农户政策参与均有正向影响;农户对设备补贴形式与技术指导存在异质性偏好,且这种偏好差异可能表现为"反向性",并导致两者系数均值不显著。据此建议:注重技术适应性的提升与保险机制的完善;技术采用的学习成本与额外劳动力投入也应受到足够的重视,而不仅仅是设备成本;尝试与耕地整理等相关配套措施的有机结合;根据农户实际需要提供相应的技术指导服务。

黄河流域生态协同治理网络结构特征与形成机制——基于指数随机图模型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指出了“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的重要方向。该研究利用文本分析方法厘清了2020—2022年黄河流域42个地级市/州间的生态协同治理关系,运用网络分析方法和指数随机图模型(ERGMs)识别了协同治理网络的结构特征及其形成机制。研究发现:(1)黄河流域生态协同治理网络呈现“少部分地级市独立治理、多数地级市/州域内紧密协同”的总体格局,并且上中下游协同结构差异明显;模块划分具有组织和地理邻近效应以及跨省溢出效应特征,同时各组团内部联系的紧密程度存在异质性。(2)黄河流域生态协同治理网络的形成显著受到传递效应、择优依附效应的影响;城市绿地面积更大的地级市/州对其他治理主体具有较强的协同吸引力;经济地理集中度和科技投入规模相似的地级市/州政府间也具有协同的倾向;地理邻近性、组织邻近性等属性特征是协同网络形成的重要外生驱动力。基于上述结论,该研究提出未来应细化治理政策来消除地级市/州跨省域协同障碍,增强协同治理网络传递性,发挥核心地级市/州的领导力;完善激励和补偿机制,缩小地级市/州发展差距;搭建跨省域地级市/州协同平台,减少行政分割对协同行为的约束,以促进黄河流域生态协同治理网络优化和改进。

资产专用性可促进休耕后农户复耕吗?——来自西北生态严重退化休耕试点区的实证证据

基于西北生态严重退化休耕试点区605个农户的微观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分别从复耕意愿和复耕比率两方面检验了资产专用性对休耕结束农户复耕决策的影响机理,并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64.13%的休耕农户愿意在休耕结束后复耕,且其中近95%愿意将休耕地全部复耕;近36%的农户不愿复耕,休耕到期后“谁来复耕”的问题依然较严峻。实证检验表明,人力资本专用性、实物资产专用性、土地资产专用性和地理位置专用性均能显著促进休耕结束后农户复耕决策。具体而言,务农劳动力占比、生产性机械拥有情况和土地地形条件对农户复耕决策有显著正向影响,技术培训和土地耕作条件仅对农户复耕比率有显著正向影响,本村到县政府所在地的距离负向影响农户复耕比率。为此,要确保土地“休而不荒、休有人种”和提高农户复耕积极性,应积极培育和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继续推广和开展农业技术培训;注重提高农户农业机械水平,并将土地整治和田间基础设施完善纳入休耕管护中。

邻里效应对牧户载畜率决策的影响——北方牧区的经验证据

草畜平衡管理已经在中国实施近20年,但天然草原超载过牧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仍然是制约北方草原生态恢复和畜牧业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如何进一步降低牧户载畜率,实现草畜平衡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该研究基于社会经济学视角,理论分析了牧户载畜率决策邻里效应的存在性及其对牧户载畜率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及异质性,并利用2020年在内蒙古、甘肃两省牧区对820户牧户的微观调查数据,采用线性均值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分组回归等方法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牧户载畜率决策存在邻里效应,表现出"近墨者黑"特征,且这一效应在控制内生性后依旧存在;牧户会受邻里高载畜率、高超载过牧比例的消极驱动呈现出高载畜率和高超载过牧概率,从而陷入超载过牧的恶性循环。(2)机制分析表明,邻里效应通过提高牧户畜牧业预期收益和降低牧户的心理负担提升牧户载畜率。(3)调节作用分析表明,邻里效应会受到榜样群体的调节,村干部、党员、富人和能人等榜样群体的负向示范强化了载畜率决策的邻里效应,抑制牧户降低载畜率。(4)异质性分析表明,邻里效应在低载畜率、贫困牧户、汉族牧户和受教育程度高的牧户群体中作用更小;当政府外部生态监管严格和村域内部非正式制度健全时,邻里效应对牧户降低载畜率的抑制作用更小。根据以上结论,建议政府在微观草畜平衡管理中,通过打造高效畜牧业样板、树立生态典型、强化舆论压力、改善生态监管和注重政策瞄准等方式,破解载畜率决策邻里效应的负面影响,降低牧户载畜率。

社会资本对牧户参与草场社区治理意愿的影响--基于Triple-Hurdle模型的分析

草场社区治理模式既是对草场实现持续利用的有益探索,也是对现有政府主导的草场治理模式的重要补充。依据牧户参与草场社区治理的决策过程,本文将牧户参与草场社区治理的意愿依次划分为"改变现有草场治理模式的意愿""参与草场社区治理模式的意愿""在草场社区治理中的意愿参与程度"3个方面。本文基于内蒙古牧区354户牧户的微观数据,运用Triple-Hurdle模型分析了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等社会资本对牧户上述3个方面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社会资本总体上对牧户参与草场社区治理的意愿有正向影响;社会网络对牧户改变现有草场治理模式的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道德约束的作用则相反;社会网络、人际信任、互惠规范和道德约束均对牧户参与草场社区治理模式的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制度信任和互惠规范对牧户在草场社区治理中的意愿参与程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着力培育牧户社会资本,进而发挥社会资本的内在激励作用,对于实现草场社区治理具有现实意义。

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差别化补偿标准测算——基于陕西省1060个果蔬种植户的分析

本文通过陕西省4个县8个乡镇1060个果蔬种植户的实地调查数据,借助条件价值评估法和选择实验分别测算果蔬种植户对参与农药包装废弃物基础回收方案和额外回收方案的受偿意愿,使用随机参数Logit模型识别果蔬种植户对不同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方案的偏好并测算差别化的补偿标准。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不同果蔬种植户对额外回收方案指标的偏好存在显著的差异。第二,果蔬种植户参与农药包装废弃物基础回收方案的补偿标准是22.12元/年,相当于当年农药购买费用的0.78%;果蔬种植户参与农药包装废弃物额外回收方案的额外补偿标准是82.85元/年,占当年农药购买费用的2.9%;总补偿标准是104.97元/年,占当年农药购买费用的3.68%。本文认为,针对不同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方案,需要考虑制定差别化的补偿标准。

污染认知、村庄情感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研究

利用陕西省4县的863户的调研数据,基于ABC态度模型,运用Logit模型,实证分析污染认知、村庄情感以及二者交互项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污染认知、村庄情感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村庄情感可以强化污染认知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意愿的驱动作用。因此,应加强开展多样化的生活垃圾污染教育活动,营造愉悦、平等、信任与合作的村庄氛围,提高和培育农户污染认知和村庄情感,从而增强农户源头分类的积极性。

农地休耕如何影响农户收入?--基于西北休耕试点区1240个农户面板数据的实证

本文基于甘肃省1240个农户的两期面板微观数据,利用西北生态严重退化区休耕试点政策作为准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识别农地休耕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这一影响的作用机制与异质性。研究发现,农地休耕可使农户年总收入提高0.4978万元,增幅为10.35%,这一效应,在剔除休耕补贴后依然存在,但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群体间存在差异,突出表现为“益富不益贫”的特点。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农地休耕主要通过提高转移性收入的直接作用和促进非农就业由此提高非农收入的间接作用两条途径来促进农户增收,且以增加的非农收入贡献度最大。其中,非农收入的提高主要源于农户外地务工人数和收入增加;休耕减少了种植业收入,但难以通过口粮补贴来完全弥补这一收入损失,增加的社保收入和亲人馈赠收入是损失弥补的关键;休耕不会影响农户资产性收入,也不存在促进畜牧业收入增加的农业结构调整效应。研究还发现,农地休耕的增收效应在不同参与程度和不同人力资本禀赋的农户群体间均存在差异。

休耕对农户非农就业的影响

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锐减及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攀升,中国亟需提高农业生产技术与转变经营方式,以释放更多农村劳动力。作为近年来在全国范围内快速推进的可持续农业经营方式,休耕是否有助于促进劳动力非农转移就业,已成为亟待解答的现实问题。为此,本文基于中国西北休耕试点区1240户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综合运用多变量Probit、SUR回归、Heckman两步法以及工具变量法等方法,从就业决策、就业选择、就业强度以及就业收入4个方面,较全面系统地检验了休耕对农户非农就业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影响的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1)总体上,休耕能提高农户非农就业的概率,但作用空间十分有限,且主要使农户倾向于选择非农经营;休耕对农户非农就业强度的影响主要是提高了其非农就业时间,而非就业人数,农户外地务工人数之所以增加只是休耕促使其家庭内部劳动力由本地务工转向外地务工的结果;休耕有利于增加农户非农总收入、外地务工收入和非农经营收入,这主要通过提高相应的非农就业时间来实现。(2)异质性分析表明,休耕参与程度对农户非农就业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只有将耕地全部参与休耕才能显著提高农户非农就业概率,只有将家庭绝大多数耕地参与休耕才能显著提高农户非农就业强度和收入;休耕有利于纯农户与I兼农户非农就业并增加非农收入,对II兼业农户无促进效果;休耕显著提高了劳动力高年龄组农户非农就业强度与收入,对劳动力低年龄组无影响,且劳动力高教育组农户非农就业效果明显高于低教育组。本文不仅有助于填补已有文献的不足,对完善休耕政策以推动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就业也具有一定的经验参考价值。

生态认知、生计资本与牧民草原保护意愿——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分析

提高牧户草原保护意愿对于草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中以内蒙古达茂旗和四子王旗421户牧户的微观数据为基础,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牧户生态认知和家庭生计资本对牧户草原保护意愿的影响。结果显示:1)生态认知和家庭生计资本均对牧户草原保护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生态认知对牧户草原保护意愿的影响显著高于家庭生计资本;2)家庭生计资本对牧户草原保护意愿影响的直接路径(家庭生计资本→草原保护意愿)系数远大于间接路径(家庭生计资本→生态认知→草原保护意愿)系数。政策启示:一,大力开展草原保护宣传工作,强化牧户生态认知,使其意识到草原保护的正外部性;二,引导牧户转向生态旅游、农家乐等其他生计活动,多样化牧户金融资本的来源方式,从提高农户金融资本的角度提升牧户家庭生计资本,从而减少牧户为寻求经济效益而对草原进行掠夺性开发的行为;三,完善草原网络覆盖、开展牧户集体活动,加强牧民之间的联系,从丰富牧户社会资本的角度提高牧户家庭生计资本。

牧民参与草原社区治理决策意愿及影响因素——基于内蒙古406户牧民的两阶段实证

[目的]文章通过构建牧民参与草原社区治理的"改变—参与"两阶段决策分析框架,基于内蒙古406户牧民的调研数据,实证探究两阶段决策意愿及影响因素,以期为牧区试点和实践草原社区治理提供有益的理论参考。[方法]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和Prob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牧民参与草原社区治理的决策意愿总体较高,78.32%的牧民在第一阶段愿意改变现有草原治理模式,91.16%的牧民在第二阶段愿意参与草原社区治理;牧民改变现有草原治理模式意愿受年龄、经营草场面积的负向影响,受减畜意愿、草原植被认知、草场生态压力认知、社会网络和协作治理认同的正向影响;牧民参与草原社区治理意愿与年龄、经营草场面积和养殖规模的负相关,与减畜意愿、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规范、草场生态压力认知和协作治理认同的正相关。[结论]开展草原社区治理试点或实践牧区已具备较好的群众基础,牧民参与草原社区治理两阶段决策意愿均受多种因素影响,且两者间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