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贬谪文学艺术特征初探

本文认为;大量使用时空数量词,将个体生命置于广阔的空间和漫长的时间之中,以突出其沉沦色彩;一再借用伤禽,笼鹰意象,以表现个体生命受创和被拘囚的程度;频繁采用登高望远的形式,以抒发怀乡思归那失望与追求紧相揉合的苍凉情感,乃是元和贬谪文学基于深沉浓郁之悲伤意绪的主要艺术特征,并由此构成了它基本的群体风格。

桑文化研究及理论思考

本文考察的对象是桑文化的意义世界。我们把桑视为一种文化符号，从文化变迁的角度探讨它在各个文化层面的形态，即从桑的原始意象入手考察桑的文化形态和物质形态，充分注意它对政治、经济、宗教、制度、哲学、文学、艺术、风俗等的渗透。

悲秋意识初探

悲秋意识是构成中国古代文人心理结构的一个重要层面。与偏重于社会政治领域的忧患意识不尽相同,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与人的生命本身紧相关联。悲秋意识的核心是生命现象与自然运行的双向同构感应在人心中引起的深刻颖悟,具体表现为人对自身生命的忧恐、悲叹、把握和思考。质言之,悲秋意识即包含了深刻的时间观念的生命意识,在它的背后,深隐着中国古代文人亲和自然、肯定自我、重视生命的价值定向。

论元和五大诗人的参政意识与政治悲剧

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是中唐贞元、元和之际举足轻重的五大诗人。尽管他们在文学创作中或偏于诗,或重于文,取得的成就不尽相同。

太史考

徐朔方先生在《史汉论稿》中提出了一个很有意义的观点:司马迁父子名为太史令,实际上却不是史官。徐先生的证据有四:一、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及王先谦补注,太史掌天时星历瑞应灾异等事,是以星历为主的天官;二、汉代没有真正的史官,那时统治者还没有想到由朝廷编写历史的意义和作用;三、《史记·太史公自序》载壶遂批评司马迁作史是不务正业,可见《史记》是私史;四、如果《史记》是官史,那就不存在发愤著书的问题。

柳宗元音乐审美观试探

本文认为,柳宗元的音乐审美观并不如历史上诸多攻讦者所说已离开儒家乐教理论体系,而是其在唐代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对儒家乐论的一种合理的发展,在中国音乐美学史上闪烁着独特的光辉。

论唐人小说的幽默讽刺艺术

论唐人小说的幽默讽刺艺术李钊平现代意义上的幽默讽刺，近于中国古代所谓谐谑，大都是“内在的空虚和无意义以假装有内容和现实意义的外表来掩盖自己”①，审美效果是笑。《文心雕龙·谐隐》云：“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指文辞通俗，生动有趣，使人心领神会...

复仇：《水浒》的原始意象

本文认为《水浒》是部充满野性的文学，复仇是《水浒》的原始意象。

李白出蜀年代新考

李白出蜀的年代,众说纷纭:郁贤皓先生系于开元十二年秋(《李白丛考》);黄瑞云同志系于开元十三年春(《李白开元六年到开元十八年行踪考略》,刊《华中师院学报》1980年第1期);王琦系于开元十三秋(《李太白年谱》);黄锡珪系于开元十四年秋(《李太白年谱》)。笔者以为,如要准确地系年,必须解决如下三个问题:

浅论汪元量诗歌的人民性

本文认为,充分反映蒙古侵略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是汪元量诗歌的主要内容,而反对穷兵黩武的对外扩张,反映“驱口”、文士及宋亡宫人在元代的悲残遭遇,则是其诗歌人民性之普遍、深刻的具体表现。

爱神的失落与回归——中国古代神恋心态探微

神恋,特指人与神的爱情,在中国古代社会中,这是一种十分普遍的文化现象,如巫山神女梦会楚王,洛神伏妃泪别曹植,天女下凡助董永、龙女入尘寻柳毅等。这种神恋故事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本文拟从神女的神性与人性的特征入手,通过古代始祖崇拜与爱情表现的关系,分析我国古代神恋心态的宗教根源及社会效应,探讨古人社会、政治、人生的忧患与超越意识,从而揭示神女和神恋的真正意义。

苏东坡元遗山言情词比较论

金源时代,苏学北行。元遗山作为一代文宗,对苏东坡尤为景仰,对他的词更是推崇备至①。他追摹东坡,大大发展了豪放词。后人往往将他与苏辛并论②,历来论者也多从豪放词来谈他与苏东坡的关系。本文只想对构成两位词人婉约词主体的言情词作一些比较,从另一个侧面来了解他们词作的异同。1 言情,几乎就是传统婉约词的专利。苏东坡和元遗山都有相当数量的言情之作,这些词与他们的豪放词一起构成了他们多样的词风。它们与豪放词有一致之处。

论中国古代梦幻文化中的主体意识

本文认为,中国古代梦幻文化是神学和人文诸方面所构成的一个复杂的组合体。在中国古代梦幻文化中,既有对神灵的崇拜,又有对神灵的超越,形成这种超越的内在原因是人的主体意识,即人对自然和社会的认知欲望。文章通过分析梦幻表象与占梦的关系,揭示了梦幻喻意的本质是人类思想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人们在梦幻中寄托了在现实中难以实现的社会理想和人生目标,借助梦幻那种超现实的特性,表现了自己对平等社会、自由爱情、永恒生命的追求。

论李白人格悲剧的文化意蕴

论李白人格悲剧的文化意蕴傅绍良伟大诗人李白的一生平凡而神奇，他虽然没有创造什么经邦济世的功业，但他饮酒行侠、求仙学道、傲睨人间的滴仙风范，却塑造了一个光耀千古的高尚人格。他的纵情自适、傲岸放狂，打乱了常人的生活节奏，冲破了陈腐道德信条和社会理性的羁绊...

老庄思想“复兴”之我见——与郭忠义先生商榷

读了郭忠义先生的大作《道家文化内核复兴的原因浅析》(载《求是学刊》1992年第2期),颇受启迪。然而对于郭先生的基本观点我们有不同看法,主要是:一、对老庄哲学思想的体认;二、老庄思想近年来'复兴'的原因;三、老庄思想是否'必然产生消极的社会效应'。本文拟就以上三点略陈一孔之见于后,与郭先生商榷。舛误之处,敬请郭先生与学界同仁教正。

传奇极盛于中唐之再思考

享有一代之奇、特绝之作盛誉的传奇极盛于中唐之世，个中缘由自然不少。但史籍固有的诗心因素在唐初八史撰著中急剧膨胀及其深刻影响，中唐社会气候促使传奇创作竞争机制的确立，也是不容忽视的两个原因。

开天诗人对杜诗接受问题考论

唐开元、天宝年间是中国古典诗歌创作的＂盛唐之盛＂（明·高棅《唐诗品汇·总叙》）,又是杜甫创作的发轫期。但学界论述杜甫在盛唐诗坛的地位时,或牵合杜诗与盛唐诗风,对盛唐诗人接受、评赏杜诗的情况语焉不详;或仅据杜甫自期之辞认为他在开元、天宝中已＂声名颇挺出＂,受到时人的普遍称许,进而肯定杜甫在盛唐诗坛的崇高地位,却都忽视了开天诗人对杜诗的接受问题。笔者认为,要考察杜甫与盛唐诗坛的关系,不能无视杜甫在当时的影响,而所谓影响,又是给予者（杜诗）和接受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试结合杜甫在开天中的创作情况和盛唐诗坛的创作风尚、审美趣味,对开天诗人对杜甫诗作的接受情况作一综合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