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卜辞所见商代品立王后制度考

甲骨文出组卜辞中,小■的老葬之事受到了特别的关注,在其死后,殷人开始为商王品立新的王后,由此可知小■原是时王之后。从相关卜辞看,商王品立王后有两条途径:一是在已有的嫔妃中选择,一是出外到异族方国选娶,作政治婚姻。商代晚期已在后宫嫔妃中建立了等级制度,商王的配偶在选娶之前其名分就已确定,即使拥有同一名号,秩位和等级也有高低之分。政治婚姻是商王婚姻制度中的一种重要形式和一大特色。

试析陈寅恪先生的关陇集团概念

本文旨在解读陈寅恪先生发明的关陇集团概念,廓清前人对此概念的模糊认识.通过对此概念生成相关文字的解读,逐一理顺概念的内涵、外延及其流变.从种族文化入手,解读此概念的逻辑起点与终点,即生于胡汉融冶,止于胡汉再次分野,接着以影响集团流变的种族文化要素府兵制为线索,解读关陇集团的发生发展灭亡的历史脉络.

从士人命运看五代的重武轻文风气

五代乱世，武夫当政，战乱频仍，士人的价值和作用得不到应有的体现和尊重。他们大多混迹官场幕府，位卑势微，倍受武人的欺凌蔑视，命运悲惨。他们在武夫的淫威之下，或逃或隐，或混世于时，明哲保身。他们的遭遇及其被动表现出来的行为方式都体现了五代政权中上下弥漫的重武轻文风气，而这种风气直到宋初才得到扭转。

彭孙贻与《流寇志》《平寇志》——兼论异文的边界问题

《流寇志》与《平寇志》虽内容与书名均非常相似,但实际应当是不同作者编著的两种书籍。《流寇志》的作者是彭孙贻无疑,只是在传抄过程中出现了多个版本;而《平寇志》可能是由"管葛山人"据《流寇志》删改而成,完全跨越了异文的边界。古籍文献在流转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传抄错误和被人篡改的情形,彭孙贻所著《流寇志》正好能说明这两种状况。

浅议北宋中期文人谈兵社会风尚与“崇文抑武”国策的影响

北宋王朝建立后，太祖太宗两朝皇帝陆续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割据局面，基本上完成国家统一，但是，为加强专制中央集权，在宋初即采取了“崇文抑武”的治国方略。受其影响，社会上也逐渐形成了“崇文抑武”的社会氛围和时尚。大多社会精英人才鄙弃武事，以从事武事、担任武职为耻，一心向文，从事文事，跻身文职。

“内服”还是“外服”:西周甸服问题研究——兼论西周王畿的形成过程

有关西周内外服制度的文献中记载了三种不同的体系:内服百官与外服"侯、甸、男"体系、"五服"体系以及"九服"体系,这三种体系都有合理成分,但彼此之间也有矛盾冲突。西周前期,以百官为内服,"侯、甸、男"为外服。随着国家政治的发展,周王在王畿内的奠地分封贵族,形成了金文中的"奠井""奠虢"等现象,新的"甸服"随之产生。这种分封改变了旧有的内服体系,西周王畿也是随着内外服制度的这种变化而逐渐形成的。因此,西周中后期在事实上形成了以王畿为划分依据,内有"甸服"、外有"侯服"的"五服"体系。而"九服"则是后来的文献整理者将"侯、甸、男"和"五服"的相关文献记载经过理想化杂糅形成的体系。

“罗斯”名称的起源与古罗斯国家的形成

俄国史学界对"罗斯"名称起源与古罗斯国家的形成问题长期存在争论。考古资料证明,沃尔霍夫—第聂伯河水道和伏尔加河水道所有关键商站的物质文化遗存本身都带有斯堪的纳维亚的遗迹;东欧平原的自然地理环境及其四邻关系决定了东斯拉夫人最初的社会组织形式和国家形成模式;东斯拉夫人在古罗斯国家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奠基作用,他们只有等待机遇和外部动力才能建立古罗斯国家,这种机遇就是与拜占庭帝国广泛的国际商贸活动,外部动力则是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瓦良格人。

清代贵州郡县志“星野”叙述中的观念与空间表达

在绝大多数明清地方志中"星野"都占据着显著的位置。无论其内容的翔实或者粗疏,透过地方志近乎于陈陈相因的"星野"叙述,都可以窥见一个时代的知识、观念与信仰世界的变迁轨迹。本文以清代贵州郡县方志的"星野"叙述为对象,考察其构建及瓦解过程,探讨"星野"叙述的功能并分析这种功能丧失的原因,以此来观照传统中国知识、观念及其话语体系近代转型问题。

歌声诗意里的消费政治:近代“国货歌”的文本解读

国货歌为了说服民众购用国货,采用了大量文学修辞与政治谋略来阐释国货消费的政治意义。这些修辞与谋略体现了近代中国人精神深处的内在"戏码"。中国文化人在这些"戏码"的规约下,有意无意操控塑造了文化"他者"即洋货的形象,也操控了"我者"即国货的形象。国货歌对国货消费的意义阐释主要通过四种方式来完成:丑化或者妖魔化外国货品,赋予其"猛兽""吸血鬼""强盗"及"恶魔"等意象;美化或理想化国货,歌咏其"真真好""呱呱叫",赋予其价廉物美、质压群雄的特点;强势引导消费者选择国货:爱国就要爱国货,消费了国货,才是"同胞""朋友""知音""爱国者",否则就是"亡国奴""养强盗者""山中豺狼""冷血动物"等;在憧憬未来的景象中,为人们勾画"国货全球都欢迎""咱们中华要称雄"的美好画面。"国货歌"的作者们通过这些方式构建起了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国货"符号。这个符号穿越近代中国社会阶层的藩篱四处流播,影响着国人的价值取向与政治实践。

国民政府对法国殖民军败退入境及战后重返印度支那问题的处置

1945年3月9日,日军突然袭击法国驻印度支那的殖民军,继而控制了法属印度支那当局。5万多法国殖民军稍作抵抗后便缴械投降,只有5363人从越北的高平、保乐、登云、冲门和老挝边境等五个方向败退至中国境内的广西和云南。应法国政府的请求,国民政府将其集中安置于滇中的玉溪和滇南的蒙自。但在日本投降前后,国民政府和入越受降军队从同情和支持越南独立革命的意图出发,有意迟滞法国殖民军重返印度支那,从而为胡志明领导"越盟"在"八月革命"后壮大队伍、发展军事力量和巩固政权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

章太炎与民国初年建都之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军协统黎元洪因缘际会，被推举为临时都督，由清军将领摇身一变成为革命的领导者。武昌新军振臂一呼，各省纷纷响应，庞大的清帝国呈土崩瓦解之势。黎元洪遂致电独立各省，“现大局粗定，非组织临时政府，内政外交，均无主体，极为可危”，明确表示要在武昌成立临时中央政府。

袁世凯筹集北洋六镇军费途径再分析

袁世凯筹集北洋六镇军费,实际反映了他与清廷、外省督抚、绅商之间的利益协调。从这一角度对一些筹款具体途径如协款、摊派、铁路余利、企业利润、铜元余利、赈捐等进行考察,可以做出新的分析。再者,对北洋六镇军费来源的考察,还应从广义角度,考察与之相关的士兵招募、复员,军队调动、采买军火、秋操训练、学堂举办等。

经济困境与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发生、发展及结果,均与经济因素密切关联。清朝末年的新政虽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在经济废墟上的改革是脆弱的。1907年美国金融危机促发了中国的经济危机。武昌起义后列强停止对中国各方借款,南北双方均陷于经济困境。清政府因经济竭蹶不能及时平息事端。南方因财政窘迫无力北伐。在内外交困的情势下,各派妥协让步,南北议和,清帝退位。

从所载子思言行看《孔丛子》的伪书性质——兼说疑古派观点的价值与意义

根据相关史料,子思为孔子之孙,"尝困于宋"、"作《中庸》"和"为鲁缪(穆)公师"是其生平事迹中的核心问题。《孔丛子》一书根据信史提供的上述线索,杜撰出诸多与事实不合的子思言行,故不可将其视为信史。杜撰此书的作者虽然有所依凭,但这并不能改变《孔丛子》的伪书性质。诸子之学与其文本体系之间存在着非共时的关系,包括《孔丛子》在内的一些"子曰"类文献并不出自孔子本人,我们应当对疑古派的相关观点加以批判地继承,不能因急着"走出疑古时代",而步入完全信古的泥淖。

清代宁夏地震与政府救济

清代是宁夏地震灾害的频发期。据统计,清代宁夏地区至少发生或遭受地震灾害28次。其中,8级以上特大地震3次,7.5级大地震2次。地震发生后,上自朝廷,下至陕甘总督、甘肃巡抚、宁夏将军等,都及时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救济措施,如赈恤、减免赋税、修补或重建破损房屋、借贷粮食和生产工具、组织灾民发展生产、修整水利等,这对维护宁夏地区社会秩序和人心安定起到积极的作用。分析清代宁夏的地震灾害和赈灾情况,对今天政府防灾减灾和加强地震灾害对策研究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

马克思给查苏利奇《复信草稿》中的农业公社问题

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是研究马克思晚年思想的重要文献。在《复信草稿》中,马克思对俄国的"农村公社"、农业生产的集体形式作了综合性的概述,并且在探讨人类历史上公社发展阶段的同时,提出了"农业公社"的概念。但半个多世纪以来,学术界经常把"农业公社"与"农村公社"两个概念等同起来,认为马克思所说的"农业公社"的特点就是"农村公社"的特点。这不仅不符合经典作家的原意,而且也影响到人们对公社发展阶段的认识。本文认为,《复信草稿》中的"农村公社"与"农业公社"是不能简单等同的两个概念,"农业公社"的提法是马克思的一种新的理论尝试,但其本身并不成熟,马克思最后放弃了"农业公社"的提法。

仲山父模式:西周户政制度初探

《周礼》中的户籍制度并非西周实录,《国语·周语上》"仲山父谏料民"章所记的"仲山父模式"才是考察早期户政的最重要的材料。它由"人""物""审之以事"三个控制系统构成:人的控制系统以"民姓"家族为单元,以征召民众执役为目的,以除去老弱、奸人为补充;物的控制系统以"牧""工"生产为基础,以"场"的贮藏为中间,以"廪"的出纳为结束;审之以事则以事的监督为核心。三种系统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了西周户政制度的全部。仲山父模式具有团体性、具体性、间接性、伦理性、强制性等特征,反映了氏族部落社会向成熟国家社会过渡阶段的早期国家的普遍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