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江都之变”与关陇集团

本文通过对江都之变爆发原因的分析，以为这是由于隋炀帝大量任用出身于山东、江左的非关陇集团人士，并将权力中心迁至江淮地区的江都，打破了宇文泰建立的关中本位政策，特别是宇文述在江都死后，以宇文化及为首的关陇集团成员及其子弟失去了中枢权力，政局完全被非关陇集团所控制，导致了双方矛盾激化，最终爆发了这场政变。

邹代钧与中国近代地图的编绘和出版

邹代钧（1854-1908）是中国沿革地理向近代地理科学转变过程中的重要人物，其在地图绘制与出版方面的成就尤为卓著。他复兴和推广了三角测量法与经纬度表示法的运用，同时采用统一的比例尺和投影法替代了中国传统的“计里画方”的方法，推进了中国地图绘制向近代科学方法体系的迈进；他创立“舆地学会”，专门经营地图出版事业，开中国民营地图出版之先河，推动了地理学的重要语言——“地图”的普及和推广。因其在地图绘制与出版方面的卓越成就，而被晚清地理学界称为“新化派”，对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形成和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迁都洛阳后北魏六镇的地域社会特征

北魏中期迁徙汉族到六镇戍守，减弱了六镇的鲜卑化趋势。孝文帝改革之后，六镇富豪学习汉文化，平民中也有学习汉族知识技能的趋势，因此，汉化成为孝文帝改革后六镇的文化趋势，不能简单以“鲜卑化”概括六镇的文化特征。深入探究六镇的社会特征，还可发现，六镇地区有普遍注重军事的传统，突出表现为对军事理论的总结、学习和研究，因而六镇成为最具潜力的军事集团。六镇的民众一般来说文化程度低，缺乏政治意识和战略眼光。六镇社会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移民社会，所以血缘在社会关系中作用不太明显，乡里、友情、婚姻是粘合社会关系的主要方式，人际关系相对平等。以上社会特征对北朝后期、隋、唐初的历史有深远影响。

“共工”、“女娲”、“大壑”神话与战国时期的宇宙学说

“共工”、“女娲”、“大壑”三则神话是有内在联系的一个完整系统，它是战国秦汉之际人们用神话思维对宇宙天地自然现象的不断解释。这些神话都是前赋文化的各种要素在不同历史时期相互综合下的产物，不能一概解释为原始人类的创作。21世纪中国神话学研究应该摒弃西方进化论神话理论另辟蹊径，采用文化要素分析法，用中国文化解释中国神话不失为一种理想选择。

石油和国际劳工与现代中东社会结构的变迁

“二战后”，中东地区的石油与国际劳务市场对石油输出国和劳务输出国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导致中东国家在经济发展模式、社会结构以及教育体制等方面的巨大转型。本文概述了“二战”以来中东地区的国际劳工状况，剖析了石油和国际劳工对中东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影响。作者认为，石油和国际劳工是影响现代中东社会结构变迁的重大因素。

仲弓思想散论

仲弓是孔门四科十哲之一，孔子称仲弓“可使南面”，这种评价在《论语》众弟子中也仅此一见。在《论语》中“南面”一词仅出现两次，另一次是称述帝舜，孔子认为舜治天下是“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卫灵公》）朱熹说：“南面者，人君听治之位。言仲弓宽洪简重，有人君之度也。”（《四书章句集注》）以“人君之度”认可仲弓，这在群弟子中是绝无仅有的，可见孔子对仲弓器重的态度。

时差与西安事变时间之谜

1936年前后,西安地方时、中原标准时与陇蜀标准时在西安当地不同领域和群体中混合使用。这种情况导致不同来源的西安事变史料所记录的具体时间点多存歧异,对关键时间点的相关表述亦众说纷纭。从时差和不同时间制度的视角,仔细爬梳和比较各种档案和报刊记录以及不同当事人的回忆材料,当不难确定西安事变的关键时间点,并可对此前研究成果的种种歧异加以合理的解释。时差因素对西安事变史料和研究的影响并非孤例。清末民初以来,中国不同地区和群体渐次经历了从地方时向标准时的转变。这种时间上不同步、不统一的现象应该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

从“摒秦”论看董仲舒历史时间观的对立与统一

董仲舒生活在皇权兴起的西汉,大体同时代的罗马三大史学家也生活在皇权兴起的历史环境中。四位思想家都注重通过分析历史时间来理解当下政治情形,并且都在各自的史学传统中占据重要地位,对东西方历史时间观的形成有奠基性作用。董仲舒的历史时间观与罗马截然不同,以当代史学理念观照,其思想可被看作一个史学特例。其特殊性的最突出表现是关于秦朝的记述存在矛盾。董仲舒的历史时间分为两个系统,秦朝在两个系统中分别显现为"存在"与"不存在"的性质。这一矛盾源于其历史时间观中形而下的自然时间与形而上的意义化时间的对立,由此表现出一种历史时间观的分裂。这种对立与分裂是中国古代历史理性与道德理性、自然理性相合的产物,在思想和逻辑层面实则具有一定的统一性。

关于1918～1919年大流感的几个问题

1918～1919年西班牙流感,以其高死亡率、W型死亡模式、历时长且前后三波而造成了空前的恐慌,并留下了许多未解之谜。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方面加速了流感的传播和病毒的变异,造成死亡人数的剧增,另一方面又扭曲了人类对流感的认知和应对,造成了灾难性后果。

唐禄赞萨逻墓志考释

唐禄赞萨逻墓志墓主人的姓氏、籍贯、亲属,以及投唐的时间等信息,皆与禄东赞家族的信息相吻合,但此人与史书记载的其家族圣历二年投唐事件无涉。考察墓志可知,吐蕃论氏家族的投唐事件至迟在武周垂拱初年就已有发生,而史书缺载。另据此墓志,《元和姓纂》尚遗漏早年投唐的论氏家族成员论钦陵子禄赞萨逻,而且早在垂拱初年已经投唐的禄赞萨逻就以"禄"为姓。另外,由禄赞萨逻投唐事件,我们还可以窥见吐蕃上层昔日斗争的更早的一些内幕。吐蕃王室与论氏家族的这番权力之争,至迟在唐武后垂拱元年就已经明朗化了。

中世纪政治思想史上的有机体隐喻:修辞范式及其精神内核

有机体隐喻是常见于西欧中世纪政治著作的一种重要修辞范式,古典哲学、基督教神学、中世纪医学可能共同充当了隐喻的灵感源泉。在隐喻中,政治共同体被视作人或动物的身体,思想家借助肢体分工和有机体的天然特点,如现世性、整体性、多元性,来诠释其关于共同体构建的相应理论。萨尔兹伯里的约翰、帕多瓦的马西留、皮桑是运用该隐喻的代表人物,来自不同时代、地域的三位学者巧用同一种隐喻,围绕王权、教权和共同体扩展等主题各陈己见,既反映了中世纪政治思想的延续性,又体现了历史语境和时代思潮的嬗变。总体上,有机体隐喻推动了王权神授、世界帝国理念的解体,有利于中产阶级、女性的参政以及世俗国家、共和政体等现代政治思想的发展。

土耳其在加入欧盟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无疑是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的一个特殊案例。无论是它顺利入盟、最终放弃抑或是被欧盟长期拒绝,该事件都会在国际政治史上产生深刻影响。目前国内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欧盟对土耳其入盟的态度上。反之,较少关注土耳其在入盟问题上的立场。本文则通过分析以下几方面问题:土耳其入盟的历史、土耳其入盟的障碍、土耳其入盟后对欧盟的可能贡献、土耳其对入盟的利弊权衡等,尝试从另一个侧面剖析土耳其入盟问题的复杂性。

近代俄国陪审制度的创立及其实践

陪审制是欧美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司法制度。近代俄国在吸取英、法等国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于1866年正式引入陪审制,陪审团审判因而成为晚期帝俄刑事司法审判的主要形式。俄国陪审团的裁决受到司法宣誓、问题列表制度和社会伦理道德因素的深刻影响,其最终裁定采取简单多数原则。陪审制在俄国的早期实践赢得了人们的普遍认可;但农民占陪审员多数和较高的无罪宣判比率,日渐成为沙皇政府内部保守派攻击陪审制的理由。19世纪七八十年代沙皇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反改革措施,大大缩小了陪审法庭的权限;直到20世纪初,陪审制才有了一定的发展。晚期帝俄陪审制的发展虽因沙皇专制制度的制约而未有实质性的发展,但它的引入和实践对于俄国司法的发展、社会结构调整、政治现代化有积极意义。

王权与财政:东晋南朝时期建康财政状况与政权兴衰

东晋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政局动荡的背后是财政的长期困顿。南朝各代每至中朝这一问题即浮出水面,随后政权内部各种矛盾不断激化,直至朝代灭亡。虽然史料没有明确记载财政与政局变化的直接关系,但经济对政治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这或可从侧面解释这一时期政权羸弱以及朝代频繁更替的原因。

近代俄国律师制度的创建及其影响

律师制度是欧美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法律制度,在西方被看作是法治国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近代俄国在借鉴西方国家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于1864年引入了现代律师制度,律师辩护因而成为帝俄晚期司法发展的突出特征之一。近代俄国律师主要有宣誓律师、实习律师、私人律师和地下非法律师四种类型。律师制度建立之初,严格的职业准入,管理上的自治,使律师走上了一条相对独立的职业发展之路。但内部的分裂,社会大众对律师的批评,尤其是沙皇政府采取的限制律师发展的一系列反改革措施,大大影响了律师制度的持续发展。总之,律师制度的创立和实践对推动帝俄晚期的社会变革、促进法治国家建设以及人民法律意识的转变具有积极意义。

汉代赐死之法考论

赐死之法产生于早期贵族制度与礼乐文明之下,最初是一种优待贵族的办法,意在避免贵族大臣下狱受刑的痛苦,为其保存体面与名节。贾谊正是以先秦古礼与经典为据,提倡赐死之法,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也对汉代君臣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汉君主多行赐死之法,大臣也形成了有罪自杀的传统,"将相不对理陈冤"成为"故事"。但在君主制度之下,由于君主的个人权力与意志,这种体貌大臣之法逐渐丧失了原来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