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变迁、范式变革与话语逻辑自证中的“哲学问题”——基于时代性逻辑的理智困惑、辨析与价值指认

哲学是问题之学。哲学思维的实质是对前提的探究,而并非从前提出发的演绎,哲学的逻辑因而是对许多假定为“自明性”存在理据的求证。哲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表现为以有别于宗教、科学的方式,在自我审视、自我确立、自我建构的同时,实现自我消解、自我否定、自我进步的。就起源看,希腊意义上的哲学,最早缘起于一些无生计之忧的人之私人性喜好,是贵族气质的;所提出、关切和试图回答的所谓宇宙人生的根本性问题和终极性关切,也明显不食人间烟火,具有明显的神性;走向“神”的过程,充满高难度的智识性挑战,注定了是难有满意性结果的绝望。“神”绝不会容忍人僭越本分狂妄地闯进以自性自居的神界,并和自己平起平坐。正是在这样一种胜负预先确定的自不量力的较量的过程中,遭遇一次甚过一次沉重打压的人,终于学会了以谦卑的姿态,面向一种无限的可能敬畏、聆听和祈祷,努力向神圣靠拢,期望被神认可和接纳,以求得灵魂的救赎和永生。由此,哲学变得不那么纯粹了,少了些神圣性,多了些世俗化,日益接地气,并主动尝试降级门槛,容许任何一个对哲学感兴趣的人自由加入,并且一批批虽身处陋室,却心忧天下的人有幸得以窥探神圣的智慧殿堂。

共同体本位的生存信念与人类整体性福祉最大化的价值诉求--一种实践的马克思公共哲学之新世界观立场的观照

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一种面向“现实个人”之自由全面发展理想的实践的价值论人学之思。作为哲学观念历史性变革中诞生的一种具有彻底革命性意义的新形态的哲学,这一哲学深刻观照历史总体性意义上人类生存、发展的有机整体性、实践主体性以及价值超越性特质,以历史的、辩证的关系理性,确立了“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新世界观所以可能的合理性理据,贡献了人类文明、进步的新的共同体的思维智慧,提升了人类哲学思维的境界。历史进入21世纪,作为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时代之问”的积极、有效、卓越的智识性回应,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唯物史观“自由人联合体”理论的当代形态,其最具原创性的理论贡献在于,它赋予了共同体思想以新的理论内涵,着眼后全球化时代人类生存发展的时空一体化、利益关联性、命运攸关性以及以人类共同福祉最大化为规制的一个可期许的共同的美好未来愿景,全面彰显着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对于依然强势的启蒙现代性之狭隘的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共同体的深刻反思性、批判性以及其作为当代世界性实践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理论魅力和前瞻性、引领性意义。

以文明观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新世界观意义

深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研究,必须立足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最新思想论述。在前期多学科全面、系统地挖掘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所蕴含的原创性智慧的基础上,遵循唯物史观的理论立场和方法论逻辑,从“百年未有之变局”之宏观的长时段历史变迁视野着眼,立足人类普遍性福祉和公共利益最大化的高度,以全球公共治理和善治、全球公共正义宗旨的达成,以及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格局的确立为目标,立足整体性意义上人类文明价值观与新形态创造实践,依照“核心理念重置”、“实践主题自觉”、“叙事逻辑变革”以及“话语表达创新”之思维图式,对其所蕴含的一般世界观意义上,存在论、知识论、实践论以及价值论等多重意蕴,以及所体现、所代表着的具有时代性高度和长远性、根本性、指导性意义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等,做出与其原创性新思想贡献的深度、高度相匹配的学术性诠释。

深度全球化背景下共同体的实践公共性逻辑--基于现代性文明价值观反思批判的视角

深度全球化背景下,狭隘的工具理性主导和钳制、不断加剧的全球利益冲突,导致出现人类生存的非确定性、实践主体的离散化、文化价值的去共同体化,以及生存处境之所以如此合理的根由分析和解释的苍白无力。由于缺乏一种融理论智识、制度性建制与集体性行动和客观的效果自证等于一体的有效的公共性方案的规制与引领,分离、分裂、冲突等依然是令人类理智困惑不已的政治哲学与制度伦理性难题。在国际社会思想学术领域,人类之所以陷入普遍性的焦虑、疑惑和深深的不安,是因为人类发现面对危机重重的生存环境,人类对一切既定的理论、制度和话语之努力能否带来人类生存范式的改观,以及人类能否依照全人类公共利益、共同福祉最大化本位的信念,真正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等的可能性失去了耐心和希望。人类到了创造、变革与重建与社会现代化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文明新形态的时候,而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以中国为中心的、面向人类现代化与文明形态创造实践的新的公共性价值观信念与主张,它为人类文明型共同体的出场和存在提供充分的理据,为人类公共性福祉与共同利益最大化的全球公共治理实践提供直接的思想资源和强大的动力,致力于推进、实现一种与深度全球化的历史相适应的具有天下胸襟和气度的世界公民的超越性人格。

多元现代性视域内“民族”与“共同体”的辩证关系

在现代性反思批判视域内,“民族”和“共同体”各自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其确定的内涵和所指。现代公共哲学对于民族与共同体问题的全面关注和有效介入,必须从核心理据探寻、话语逻辑确立以及实践—价值论意义辨析、澄明等方面,有效借鉴“多元现代性”理论的理念和分析范式,确立深度全球化时代“民族”与“共同体”关系问题上应有的典范性和前瞻性意义的理论立场和相应方略。这意味着特定历史时期,历史整体性意义上民族与共同体各自的发育和成长形态,内在关涉着其自我认知和自我觉悟的水平,同时反映、代表和体现着民族与共同体主体自我的文明、进化程度。而对于现代民族和共同体之间相互冲突关系的确当性理解和处理方式,则更是全球范围内作为现实“类主体”的世界历史个人、民族国家等,基于集体行动的逻辑,对于获取、捍卫、实现其合法、正当性基本权益的觉醒程度。

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价值关切及其实践逻辑

在后全球化时代,日益严峻并不断加剧的全球生态危机的蔓延,已经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解决这一困境的关键,在于立足生态系统的有机整体性,秉持“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伦理价值信念,理智对待人类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从而在人类文明演进的更高层次上寻求人与自然并生、互适、共在的新范式。标志着生态文明新境界的“地球生命共同体”,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提出的应对全球性生态危机、解决全球生态治理困境、维护全球正义的生态伦理新理念和生态治理新模式。中国政府、中国社会在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实践中起到了关键性的引领作用,制定并践行了一系列富有前瞻性、引领性的智识性实践方案,如遵循天地美生的绿色发展,倡导“国内—国际”协作的全球生态共治,充分体现了中国的世界视野和天下情怀,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的历史担当。

观念变迁、范式变革与话语逻辑自证中的“哲学问题”

哲学思维的实质是对前提的探究,而并非从前提出发的演绎,哲学的逻辑因而是对许多假定为“自明性”存在理据的求证。哲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表现为以有别于宗教、科学的方式,在自我审视、自我确立、自我建构的同时,实现自我消解、自我否定、自我进步的。就起源看,希腊意义上的哲学,最早缘起于一些无生计之忧的人之私人性喜好,是贵族气质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原创性贡献及世界性意义

启蒙现代性以来,资本逻辑、狭隘技术理性以及对财富最大化的价值追求,作为社会现代化实践中主导性的生存与发展逻辑,最终演化为一种以民族国家利益本位的名义,消弭、抵制各种形式的旨在实现全人类公共利益和共同福祉最大化的共同体生活的畸形的“社会真理”。秉承着“在世界”“与世界”“共世界”的宏阔视野和立场,不断寻求与整个世界和人类自身之间并生共在、有序进化的方略,是人类进入“类本位生存”时代,人性日益进化、行动日益理智、文化日益开化、价值日益自觉,以及人类整体性、历史总体性、实践主体性以及价值超越性意义上,文明程度、生存境界不断提升的现代社会之最显著、最突出的特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理论主张以及相应的实践谋划提供了一种具有世界观高度、历史观广度以及文化价值观深度,且具有前瞻性、引领性的新的公共性生存的哲学和卓越、有效的行动方略,表现出新文明形态创造意义上鲜明的原创性思想贡献和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哲学诠释

启蒙以来,社会现代化、市场经济体制实践以及技术理性逻辑的全世界扩张客观上生成和确立了“经济世界观”及其话语的主导性、支配性地位。就其历史性后果而言,则是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在精神文化领域的弥漫。真正的、真实的文化在被日益边缘化的过程中变得支离破碎,失去了从整体上理解、观照、诠释以及重构现实的能力。此种情境为反思批判意义上文化与现代性叙事逻辑的开显提供了可能。文化哲学之思的当代主题,当是直面后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思想、理论、制度等日益差异化、异质化的生存与生活现实,立足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历史实践,顺应人类社会从“经济时代”向“文化时代”全面转型的历史趋势,着眼人类整体性优存的实践-价值方略,有效破解文化与现代性的深层理论困境。

劳动认同与美好生活的实践理性根基——基于马克思人学价值论的考察

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框架内所建构的新劳动学说,向来是探究马克思资本现代性批判的学理焦点。透过马克思劳动学说的表层语义,其劳动叙事始终围绕着“现实的人”的“感性生活”展开,在“劳动与生活”互释性框架内,马克思通过追问资本现代性境遇中劳动异化现实的结构性危机,揭示了资本逻辑形塑的“生活危机”。这种“生活危机”主要表现为劳动逻辑与生活逻辑的断裂与疏离,即劳动作为一种异己性的力量起而反对、压迫和限制“现实的人”对于“美好生活”的合理化吁求。雇佣劳动体制下的异化劳动不再是一种确证人的内在价值的积极力量,反而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和雇佣工人谋生的手段,因此,“劳动认同”的危机将以“逃避劳动”的极端形式呈现。重建“劳动认同”与“美好生活”的内在联系,特别是在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的人性化转型意义上重构“劳动认同”,并在“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价值实践本体高度确证人类劳动的历史意义和实践功能,构成了马克思异化劳动批判的核心旨趣。理解和把握西方生活叙事的范式转型与马克思新劳动价值学说的真义,将为新时代中国社会阐释和实践“美好生活”厘定学理地平。

人类共同价值的公共性特质及其典范性意义

文明转型新时期,受启蒙现代性理念规制的相对狭隘、封闭的民族国家本位的价值理念正在发生持续、深刻的变革。置身多元现代性生存情景中的现代人开始意识到人类需要“地球一家”“人类一体”意义上的理想形态的全人类共有、共享、共商、共建的价值理念。此一背景下,中国政府以“天下”为己任,创造性地提出了具有前瞻性和超越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主张以及“人类共同价值”的系统性设计与理念规制,堪称现代社会人类有效地集体行动的纲领和典范。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公共性理论具有多元兼顾性、价值超越性、实践生成性、经验典范性、理论创新性与文化传承性等特质。后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迫切吁求一种具有共识性的公共价值理念与伦理规制,藉此不断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有序的方向发展。

也谈马克思“正义的共同体”——兼析西方正义论的局限性

“真正的共同体”是否是正义的共同体,这是当代研究马克思正义理论的英美学者长期争论的一个核心问题。对于该问题,本文持肯定的立场。从分配正义视角来分析,“真正的共同体”将贯彻现代分配正义之精神,解决分配何物、如何分配和运用何种分配标准等核心问题;从法权正义视角来说,“真正的共同体”将捍卫无产阶级的平等权利和人权等;从社会正义视角来讲,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中,才能真正实现人的平等、自由和解放,才能完成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和谐统一,才能最终达致人、自然和社会的和谐统一。因此“,真正的共同体”一定是正义的共同体。

大学语文的母语修养机制

母语写作在通识教育背景下被视为第一科目,但从基础教育转入高等教育之后,依附语文学与文学知识的汉语大学语文迄今无法确定其教育目标而获得独立定位。基于文化语用的大学母语修养攸关民族国家与个人的文化根基,它在当代具有多重意义:语言在知识经济与信息时代已成为主要劳作工具;作为元语言的母语特别是个性风格的“个体母语”,以其具身性语用成为人工智能创新机制与价值规范的根基;大学语文基于经典母语的思维、表达与交流的语用训练,不再是基础教育的认知工具,它不仅培养专业教育的深度思维结构,而且突出了全球化语言芜杂形势下的母语文化养护功能,从而代表着语文践履与精神人格相互生成的母语恒常修养机制。

后全球化时代的生存境遇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原创性贡献及其意义

共同体是人类群体性生存的基本事实。共同体之于人类,一直具有生存本体性、历史-实践合理性、主体并生-共在性、价值共创性、团结-合作共赢性、惠益共享性、智识共升性、认同与意义生成性等多重文化人类学的意义。就此而言,共同体是人类自我造就、自我确证、自我实现、自我观照的最基本的方式。共同体演变历程中的不同形态,都可以视为人类发现、创造、寻找自己与对象性世界之间合理关系的卓越的探索性成果。与以往共同体思想及其目标指向和方案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不仅仅是一种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根基的重新解释世界的新世界观,其最具原创性意义的思想贡献在于,它更强调实际地、现实地“改变世界”的集体行动逻辑。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自从提出以来,作为一种面向公正、美好世界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因其在人类发展理性、共同体理性、新价值理性以及治理理性和逻辑等方面的一系列创新性建树,不仅被写进了联合国决议,而且作为一种新的规范理性识见,正在成为国际社会化解冲突、谋求新的价值共识、寻求“共处于一体的正确生活的方略与智慧”的最具确当性的理据与价值依循。

生态理性的价值关切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探索

近年来,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促使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人类文明的整体性,倒逼人们重新观照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全球性生态危机不断加剧和升级,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威胁,由此引发了普遍意义上的“生态理性”意识的觉醒、“生态价值”的自觉,以及“生态正义”的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充分彰显了全面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坚持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价值导向和目标引领。作为对西方现代化发展逻辑的历史性反思和实践性超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表现出其独特的智识性和自主性智慧。着眼当今时代人类非确定性生存风险,面向未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从经济理性向生态理性的转变,走出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藩篱,坚定认同和践行理性“生态人”的行为规范,通过生态型社会和生态共同体的构建,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优良制度实践和中国智慧,体现了对人类未来发展前景的理性筹划、审慎设计和有效践履,彰显出人类文明形态的进步潮流。

人类共同福祉至上与文明价值观本位的伦理文化新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实践理性智慧及其世界意义

伦理是人类文明的核心质素。从人类生存史、制度史、思想文化史以及日常生活视阈着眼,可以肯定地说,伦理在其本质上就是特定共同体内部文明理念变革、文明形态创生、文明进步实践以及文明境界持续攀升的显著标识。正是有了伦理观念对于人类生存与生活实践的有效介入、系统规制和全面引领,共同体才得以不断地摆脱自在的、盲目的、被动的属性,多了一份对于历史整体性、实践主体性与价值超越性等的自觉,人类文明的演进才获得了确定性的方向。人类文明的危机实质上是某种狭隘的启蒙现代性价值观自身的危机。此种片面的、残缺态的、畸形的价值观之所以会产生,其根源在于支撑并内蕴其中的基本伦理观念的公共性规范的缺失与人类道德生活意义的迷失。在这个意义上,文明观念新形态的创建离不开对于新质的共同体生活的追求、坚持和建构。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旨在克服、超越自由个人主义民族国家狭隘利益本位的共同体伦理的偏执,实质上是一种道义共同体、崇高的精神共同体,向全世界贡献了一种人类共同福祉至上的文明价值本位的伦理文化新形态与道德生活的卓越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