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变迁、范式变革与话语逻辑自证中的“哲学问题”——基于时代性逻辑的理智困惑、辨析与价值指认

哲学是问题之学。哲学思维的实质是对前提的探究,而并非从前提出发的演绎,哲学的逻辑因而是对许多假定为“自明性”存在理据的求证。哲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表现为以有别于宗教、科学的方式,在自我审视、自我确立、自我建构的同时,实现自我消解、自我否定、自我进步的。就起源看,希腊意义上的哲学,最早缘起于一些无生计之忧的人之私人性喜好,是贵族气质的;所提出、关切和试图回答的所谓宇宙人生的根本性问题和终极性关切,也明显不食人间烟火,具有明显的神性;走向“神”的过程,充满高难度的智识性挑战,注定了是难有满意性结果的绝望。“神”绝不会容忍人僭越本分狂妄地闯进以自性自居的神界,并和自己平起平坐。正是在这样一种胜负预先确定的自不量力的较量的过程中,遭遇一次甚过一次沉重打压的人,终于学会了以谦卑的姿态,面向一种无限的可能敬畏、聆听和祈祷,努力向神圣靠拢,期望被神认可和接纳,以求得灵魂的救赎和永生。由此,哲学变得不那么纯粹了,少了些神圣性,多了些世俗化,日益接地气,并主动尝试降级门槛,容许任何一个对哲学感兴趣的人自由加入,并且一批批虽身处陋室,却心忧天下的人有幸得以窥探神圣的智慧殿堂。

“个体化时代”的生存困境与人的价值重建——共同体本位的社会公共性规制的努力

自17世纪开始的全球范围内的现代化,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等。这一过程的结果,是全球范围内曾经相对独立性存在的孤立、封闭、同质的“地方性共同体”属性和存在合法性的丧失,以及被迫卷入某种现代性运动的民族国家逐步从阶层、宗族、社区等地域性知识制约中解放出来,被动地接受新的国家、市场和市民社会规范历程的开启。作为社会现代化历史实践之理论支撑和文化价值辩护理据的现代性,至少从形式上看,意味并表征着“个体命运的自主选择和自我决定”。在这个意义上,个体化生存是现代性社会结构变迁的必然结果,现代社会一方面促进了个体的自由权利、自主与解放,另一方面,又无情地割裂了个体与共同体的内在交融关系,“为自己而活”成为一种宿命般的选择。从具体的历史进程及其后果来看,从传统的共同体中“脱嵌”(disembedding)而形成的个体,并不表示其可以成为绝对孤立的、纯粹的自我,它同时意味着对新的社会结构、新的社会关系的“再嵌入”(reembedding),一种传统社会所缺少的真正的真实个人(理念、模式)的新生——“成为个体”(becoming-individual)。脱离了确定性的共同体,现代社会个体被迫进入了一种制度化的关系结构性之中,其现实的生存被一种自己根本无法控制的强大的权力关系所支配。前现代社会,人们普遍认为,存在着一种事实上的动态变化的总体性秩序,它是一种有序的、可认识的模式。与前现代社会不同,现代世界都被建构成为一种“个体化生存”情境,生存空间代表着生存机会、地位、价值。失去共同体的庇护,个体面临的是社会关系的脆弱化、生活场域的陌生化以及整个世界的日益功利化,风险承担的私人化,面对着意义世界的破碎、个体与社会权利边界的重新调整以及更多的不确定性和非安全性的深度困扰。

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合理性和道义价值论

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一种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有机统一的客观的、自然的、辩证历史过程,又是基于实践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中国式现代性逻辑的自我生成、确立与证成的过程。作为对中国式现代化合法性、正当性理据的探寻、辩护与有效诠释,中国的现代性或现代性的中国逻辑,从立场、宗旨、逻辑和根本价值目标等方面根本有别于西方现代化。其话语表达一旦生成,就会自然地嵌入某种自主性的历史进步历程,起到其内在的规约性、引领性。中国的现代性或现代性的中国逻辑之理论纲领的确立,是典范性模式、道路意义上社会现代化成功实践的中国智慧的集中体现,其核心要素和基本构成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社会现代化何以可能的价值理念纠偏与价值基础重置;二是通向人类现代化正道和文明新道的合理性价值实践和价值目标的变革;三是“现代化多元主体并生共在”视域内人类新型现代化模式及其多元差异主体并生共在场域价值塑造。这三个方面核心要素的有机整合与良性互动,勾勒出了“中国式现代性”或“现代性中国逻辑”的基本结构和内在实质。

共同体本位的生存信念与人类整体性福祉最大化的价值诉求--一种实践的马克思公共哲学之新世界观立场的观照

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一种面向“现实个人”之自由全面发展理想的实践的价值论人学之思。作为哲学观念历史性变革中诞生的一种具有彻底革命性意义的新形态的哲学,这一哲学深刻观照历史总体性意义上人类生存、发展的有机整体性、实践主体性以及价值超越性特质,以历史的、辩证的关系理性,确立了“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新世界观所以可能的合理性理据,贡献了人类文明、进步的新的共同体的思维智慧,提升了人类哲学思维的境界。历史进入21世纪,作为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时代之问”的积极、有效、卓越的智识性回应,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唯物史观“自由人联合体”理论的当代形态,其最具原创性的理论贡献在于,它赋予了共同体思想以新的理论内涵,着眼后全球化时代人类生存发展的时空一体化、利益关联性、命运攸关性以及以人类共同福祉最大化为规制的一个可期许的共同的美好未来愿景,全面彰显着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对于依然强势的启蒙现代性之狭隘的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共同体的深刻反思性、批判性以及其作为当代世界性实践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理论魅力和前瞻性、引领性意义。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论内蕴及实践进路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背景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宏大工程,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与理论为指导,依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文明之“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特征的精准概括和精辟论述,批判借鉴、辩证扬弃西方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中国社会、中国知识界贡献具有典范性、引领性和超越性意义的文明新理论和新实践,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以文明观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新世界观意义

深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研究,必须立足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最新思想论述。在前期多学科全面、系统地挖掘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所蕴含的原创性智慧的基础上,遵循唯物史观的理论立场和方法论逻辑,从“百年未有之变局”之宏观的长时段历史变迁视野着眼,立足人类普遍性福祉和公共利益最大化的高度,以全球公共治理和善治、全球公共正义宗旨的达成,以及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格局的确立为目标,立足整体性意义上人类文明价值观与新形态创造实践,依照“核心理念重置”、“实践主题自觉”、“叙事逻辑变革”以及“话语表达创新”之思维图式,对其所蕴含的一般世界观意义上,存在论、知识论、实践论以及价值论等多重意蕴,以及所体现、所代表着的具有时代性高度和长远性、根本性、指导性意义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等,做出与其原创性新思想贡献的深度、高度相匹配的学术性诠释。

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

在启蒙现代性理论规制和指导下的西方现代化,本质上是一种业已被证明由抽象的理性主义信念以及自由主义、享乐主义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引领的合理性努力。此一重大的社会整体性变革与民族国家传统的再造运动,由于过分迷信和倚重技术理性、资本逻辑和追求财富最大化的市场经济,从一开始就陷入传统与现代的激烈冲突中,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悖反性现象和悖论事实,并具体体现为生态问题的恶化、社会共同体的疏离以及精神生活的空虚和迷失等。中国式现代化及其所从事的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实践,依托先进制度的独特优势,直面西方社会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固有弊端,强调作为现代化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国情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创造性地提出并切实践行新发展理念,立足现代化的文明价值观,坚定地奉行发展实践的人民主体性、人民福祉最大化,致力于实现自然—生态共同体、社会生活共同体以及精神生活共同体的有机融通,从而矫正了人类现代化的航向,向先发、后发现代化民族国家贡献了以“生态—生存—生活的整体性”“先进制度理性的嵌入性和贯通性”“社会公共价值创造和实现的实践主体性”以及“人民美好生活追求与福祉至上性信念”等为突出时代特质并体现理念、逻辑、形制意义上的中国式现代性的原创性理论识见,将社会现代化和文明实践推进到一个新高度。

深度全球化背景下共同体的实践公共性逻辑--基于现代性文明价值观反思批判的视角

深度全球化背景下,狭隘的工具理性主导和钳制、不断加剧的全球利益冲突,导致出现人类生存的非确定性、实践主体的离散化、文化价值的去共同体化,以及生存处境之所以如此合理的根由分析和解释的苍白无力。由于缺乏一种融理论智识、制度性建制与集体性行动和客观的效果自证等于一体的有效的公共性方案的规制与引领,分离、分裂、冲突等依然是令人类理智困惑不已的政治哲学与制度伦理性难题。在国际社会思想学术领域,人类之所以陷入普遍性的焦虑、疑惑和深深的不安,是因为人类发现面对危机重重的生存环境,人类对一切既定的理论、制度和话语之努力能否带来人类生存范式的改观,以及人类能否依照全人类公共利益、共同福祉最大化本位的信念,真正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等的可能性失去了耐心和希望。人类到了创造、变革与重建与社会现代化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文明新形态的时候,而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以中国为中心的、面向人类现代化与文明形态创造实践的新的公共性价值观信念与主张,它为人类文明型共同体的出场和存在提供充分的理据,为人类公共性福祉与共同利益最大化的全球公共治理实践提供直接的思想资源和强大的动力,致力于推进、实现一种与深度全球化的历史相适应的具有天下胸襟和气度的世界公民的超越性人格。

多元现代性视域内“民族”与“共同体”的辩证关系

在现代性反思批判视域内,“民族”和“共同体”各自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其确定的内涵和所指。现代公共哲学对于民族与共同体问题的全面关注和有效介入,必须从核心理据探寻、话语逻辑确立以及实践—价值论意义辨析、澄明等方面,有效借鉴“多元现代性”理论的理念和分析范式,确立深度全球化时代“民族”与“共同体”关系问题上应有的典范性和前瞻性意义的理论立场和相应方略。这意味着特定历史时期,历史整体性意义上民族与共同体各自的发育和成长形态,内在关涉着其自我认知和自我觉悟的水平,同时反映、代表和体现着民族与共同体主体自我的文明、进化程度。而对于现代民族和共同体之间相互冲突关系的确当性理解和处理方式,则更是全球范围内作为现实“类主体”的世界历史个人、民族国家等,基于集体行动的逻辑,对于获取、捍卫、实现其合法、正当性基本权益的觉醒程度。

观念变迁、范式变革与话语逻辑自证中的“哲学问题”

哲学思维的实质是对前提的探究,而并非从前提出发的演绎,哲学的逻辑因而是对许多假定为“自明性”存在理据的求证。哲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表现为以有别于宗教、科学的方式,在自我审视、自我确立、自我建构的同时,实现自我消解、自我否定、自我进步的。就起源看,希腊意义上的哲学,最早缘起于一些无生计之忧的人之私人性喜好,是贵族气质的。

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价值关切及其实践逻辑

在后全球化时代,日益严峻并不断加剧的全球生态危机的蔓延,已经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解决这一困境的关键,在于立足生态系统的有机整体性,秉持“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伦理价值信念,理智对待人类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从而在人类文明演进的更高层次上寻求人与自然并生、互适、共在的新范式。标志着生态文明新境界的“地球生命共同体”,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提出的应对全球性生态危机、解决全球生态治理困境、维护全球正义的生态伦理新理念和生态治理新模式。中国政府、中国社会在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实践中起到了关键性的引领作用,制定并践行了一系列富有前瞻性、引领性的智识性实践方案,如遵循天地美生的绿色发展,倡导“国内—国际”协作的全球生态共治,充分体现了中国的世界视野和天下情怀,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的历史担当。

论作为科学建构逻辑的的《资本论》辩证法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探讨的是一种客观有效的改变资本主义世界的科学逻辑,其研究对象便只能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之整体或总体,而与现代经济学各自局限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这一总体的某一局部或层面是全然不同的,因而必然要有一种既不同于现代经济学又不同于黑格尔哲学的能够以科学的方式把握有机整体的辩证方法。《资本论》所创造的这一建构科学体系的辩证法,不同于现代经济学,它对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这一生命有机体是从整体上加以把握的;不同于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思辨体系,它是将这一有机整体从“空间性”向度和“时间性”向度切分为不同层面,将有机体内含的矛盾置于“系统”与“环境”之间,从而既借助于这一矛盾关系推动系统辩证发展,又避免了“系统”内部的矛盾。在此意义上,《资本论》的辩证法或可称之为“系统-环境”辩证法。

发展本质的反思与“后物质时代”的文化价值观变革

面对一味追求经济发展和物质生产的“增长式发展”,整个人类社会的“生态足迹”已经出现了“过冲”现象,无极限的增长不但使人与自然关系紧张,而且还制造了贫困、不公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用物质增长来满足非物质的需求不仅是一种无止境的欲望永远得不到满足的错误做法,而且还让人的精神世界日益空虚和无意义。文化的本意在于追寻美和完满,在于使人获得自我的完善,恢复人性的价值内涵和心灵本真。“后物质时代”的发展是价值、质量和品质的关照性发展,现代人应当基于文化的价值审视发展,在物质生活方式的定义和界线上做出改变,树立一种关注生活质量、生活品质和生活品味的合理合意的生活方式。通过对文化之美好本质价值的追寻,以期浸染美和完满的心理,引导发展走出物质拘禁的泥沼,转而关心人的心智成长和良善性格的培育,从而走向一种向善、向美的和谐生活状态。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原创性贡献及世界性意义

启蒙现代性以来,资本逻辑、狭隘技术理性以及对财富最大化的价值追求,作为社会现代化实践中主导性的生存与发展逻辑,最终演化为一种以民族国家利益本位的名义,消弭、抵制各种形式的旨在实现全人类公共利益和共同福祉最大化的共同体生活的畸形的“社会真理”。秉承着“在世界”“与世界”“共世界”的宏阔视野和立场,不断寻求与整个世界和人类自身之间并生共在、有序进化的方略,是人类进入“类本位生存”时代,人性日益进化、行动日益理智、文化日益开化、价值日益自觉,以及人类整体性、历史总体性、实践主体性以及价值超越性意义上,文明程度、生存境界不断提升的现代社会之最显著、最突出的特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理论主张以及相应的实践谋划提供了一种具有世界观高度、历史观广度以及文化价值观深度,且具有前瞻性、引领性的新的公共性生存的哲学和卓越、有效的行动方略,表现出新文明形态创造意义上鲜明的原创性思想贡献和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哲学诠释

启蒙以来,社会现代化、市场经济体制实践以及技术理性逻辑的全世界扩张客观上生成和确立了“经济世界观”及其话语的主导性、支配性地位。就其历史性后果而言,则是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在精神文化领域的弥漫。真正的、真实的文化在被日益边缘化的过程中变得支离破碎,失去了从整体上理解、观照、诠释以及重构现实的能力。此种情境为反思批判意义上文化与现代性叙事逻辑的开显提供了可能。文化哲学之思的当代主题,当是直面后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思想、理论、制度等日益差异化、异质化的生存与生活现实,立足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历史实践,顺应人类社会从“经济时代”向“文化时代”全面转型的历史趋势,着眼人类整体性优存的实践-价值方略,有效破解文化与现代性的深层理论困境。

劳动认同与美好生活的实践理性根基——基于马克思人学价值论的考察

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框架内所建构的新劳动学说,向来是探究马克思资本现代性批判的学理焦点。透过马克思劳动学说的表层语义,其劳动叙事始终围绕着“现实的人”的“感性生活”展开,在“劳动与生活”互释性框架内,马克思通过追问资本现代性境遇中劳动异化现实的结构性危机,揭示了资本逻辑形塑的“生活危机”。这种“生活危机”主要表现为劳动逻辑与生活逻辑的断裂与疏离,即劳动作为一种异己性的力量起而反对、压迫和限制“现实的人”对于“美好生活”的合理化吁求。雇佣劳动体制下的异化劳动不再是一种确证人的内在价值的积极力量,反而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和雇佣工人谋生的手段,因此,“劳动认同”的危机将以“逃避劳动”的极端形式呈现。重建“劳动认同”与“美好生活”的内在联系,特别是在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的人性化转型意义上重构“劳动认同”,并在“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价值实践本体高度确证人类劳动的历史意义和实践功能,构成了马克思异化劳动批判的核心旨趣。理解和把握西方生活叙事的范式转型与马克思新劳动价值学说的真义,将为新时代中国社会阐释和实践“美好生活”厘定学理地平。

人类共同价值的公共性特质及其典范性意义

文明转型新时期,受启蒙现代性理念规制的相对狭隘、封闭的民族国家本位的价值理念正在发生持续、深刻的变革。置身多元现代性生存情景中的现代人开始意识到人类需要“地球一家”“人类一体”意义上的理想形态的全人类共有、共享、共商、共建的价值理念。此一背景下,中国政府以“天下”为己任,创造性地提出了具有前瞻性和超越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主张以及“人类共同价值”的系统性设计与理念规制,堪称现代社会人类有效地集体行动的纲领和典范。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公共性理论具有多元兼顾性、价值超越性、实践生成性、经验典范性、理论创新性与文化传承性等特质。后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迫切吁求一种具有共识性的公共价值理念与伦理规制,藉此不断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有序的方向发展。

也谈马克思“正义的共同体”——兼析西方正义论的局限性

“真正的共同体”是否是正义的共同体,这是当代研究马克思正义理论的英美学者长期争论的一个核心问题。对于该问题,本文持肯定的立场。从分配正义视角来分析,“真正的共同体”将贯彻现代分配正义之精神,解决分配何物、如何分配和运用何种分配标准等核心问题;从法权正义视角来说,“真正的共同体”将捍卫无产阶级的平等权利和人权等;从社会正义视角来讲,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中,才能真正实现人的平等、自由和解放,才能完成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和谐统一,才能最终达致人、自然和社会的和谐统一。因此“,真正的共同体”一定是正义的共同体。

文化在现代化发展中的作用及其实现——访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杨生平教授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一个民族的复兴既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

孤立他人——起源、机制与演变

孤立他人行为是生命自组织排异机制的异化。现代社会的孤立演化为日常政治博弈模式,更普泛的孤立是隐性的心理活动。这是一个迄今未能揭露与反思的深层社会哲学领域。孤立的核心是人格贬斥,由此指示了当代社会科学核心概念的“社会排斥”的深度起源。孤立异己的群体习俗压制自由个体人格与创新,并导致共同体帮派化与封闭僵化。反思与揭露孤立反现代化性质,同时指向中国现代化“和谐社会”目标的制度机制建设。现代社会分工与市场交换,包含着偏重于个体竞争的流行理解所忽略的伦理涵义:基于现代社会功能分化和个性解放所形成的差异性,不仅激发竞争,而且在个体之间形成了互补依赖和相互吸引的内在团结需要。以信息交往为核心的当代社会将这一方向提升为普遍依赖机制。自由人格个体的现代理念并非个人主义,而是社会集体凝聚力与创新生命的内在机制。排斥性孤立及其封闭共同体从而不再拥有现代化制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