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就业培训需求的调查与分析——以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为例

职前培训是解决大学生就业初期遇到问题的有效途径,为了满足大学生对职前培训的需求,提高职前培训的效率,本文通过对大学生职前培训需求的问卷调查与结果的深入分析,提出了满足大学生职前培训需求的建议。

免费师范生学习动力及其影响因素的经济学分析——基于陕西师范大学的调查

本文基于相关实证调研,从自我评价、意愿要求和成绩比较三维角度考察了免费师范生学习动力状况,发现在入学成绩普遍较高的情况下,其入学后的学习动力总体上不如非免费师范生和非师范生,且年级越高情况越差。从经济学视角分析其影响因素,一是我国基层教师岗位缺乏优质师资配置的吸引力;二是"不能自主择业和考研+基层从教十年"的政策规定使一些免费师范生学习缺乏"布登勃洛克动力";三是"两免一补+有编有岗"也使他们学习缺乏压力。为此,必须大幅度提高基层教师的收入和地位待遇,增强教师职业的吸引力;允许免费师范毕业生从事其他职业和考研,激发其学习动力;以严格的教师资格认证制度适当增加免费师范生的学习压力。

基于专业定位的人力资源管理师资队伍建设——以陕西师范大学为例

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人力资源管理专业起步是比较晚的,专业建设存在诸多方面的问题,其中师资队伍建设是较为薄弱的环节,但整体上一直在探索与发展中稳步前进。陕西师范大学基于对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理解与定位——层次性、实践性与双重性,通过注重现有师资队伍的配置、吸纳具有企业经历的高学历人才、鼓励教师积极参与企业实践、"双挂课程"建设等措施不断优化和提升专业师资队伍,努力为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稳步发展打造关键一环。

高校食堂的创新管理分析——以陕西师范大学为例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如何对传统的高校食堂管理模式进行良好的改革和创新,直接影响了高校食堂管理工作能否适应并辅助于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笔者以陕西师范大学为例,从学校的管理观念,管理方式和管理战略三个角度的创新进行分析。

陕西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统计研究

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战略目标。本研究以高等教育资源丰富的陕西为研究对象,在已有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研究的基础上,从高等教育规模、高等教育结构、师资力量和科研创新能力四个维度来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陕西高等教育规模略高于全国平均高等教育规模水平,其已处于普及化阶段,招生总量在规模呈现增加趋势,但是增长速度在递减;其层次结构较往年有所优化,不同类型高校的师资力量和科研创新能力差异较大。基于此,提出促进陕西省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意见与建议。

科教兴国战略视角下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效应的分析--基于对陕西师范大学等校的调查

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的根本目标是落实科教兴国战略。该政策缓解了贫困家庭子女上大学的经济压力、师范生找工作的压力和我国存在的结构性失业压力,为贫困地区及农村输送优秀师资奠定了基础,使实施院校能够得到数量足、质量高、结构好的生源,对科教兴国战略的落实会产生很大的正面效应。但是,该政策对免费师范生、对国家、对实施该政策的院校以及社会都会产生不小的负面效应,成本很大,且只治标不治本,迫切需要通过提高基层教师的地位和待遇等措施加以补充和完善。

大学课堂小组合作学习中社会惰性行为控制

大学课堂上经常采用小组合作学习的教学方式,但在实践过程中总是有学生偷懒,严重影响小组合作学习的效果。为了减少学生的社会惰性行为,以广告学课程的教学设计和课堂管理为例,通过开展大学生小组合作学习的教学活动,收集了学生在小组合作学习中学习表现的数据,并对此进行相关分析和方差分析;由此总结出高效的小组合作学习应具备自由组合、精心设计、详细分解小组任务、适时具体指导、组内互评等几个关键环节,有效地控制了学生的社会惰性行为对小组合作学习的负面影响,从而为其他教师使用这种教学方式提供借鉴。

新发展理念助力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新质生产力的提出绝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生产力概念的否定,而是新时代对生产力概念守正创新的重要发展。在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要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将创新理念作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第一动力,将协调发展理念作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将绿色发展理念作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向,将开放发展理念作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有效途径,将共享发展理念作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本质要求。新时代应坚定地以新发展理念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赋予新动能。

中国性别失衡转变与家庭发展:基于人口普查与公开数据的发现

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已经持续40余年,性别失衡后果和风险正在由个体扩散至家庭层面,对家庭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但现有研究缺乏基于宏观数据对二者变化态势的基本认识。使用2000—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和统计年鉴等公开数据,基于人口和家庭转型背景,从家庭结构-功能构建家庭发展指数,实证分析最近20年性别失衡转变和家庭发展的时空变化情况,探讨性别失衡转变和家庭发展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性别失衡正在进入出生性别比持续下降、后果开始显现的转变阶段,省际因人口、经济、社会等发展差异呈现不同阶段特征;中国家庭发展整体水平较低,当面临性别失衡转变时,存在结构功能发展不协调、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和总体发展不充分的问题。建议继续加强引导出生性别比回归正常以减少各年龄段性别结构失衡累积,积极探索面向家庭的性别失衡后果治理,充分考虑家庭发展的地区差异和所处阶段,兼顾家庭结构和功能协调发展,促进人口长期均衡与可持续发展。

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伦理周期——以ChatGPT为例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推动技术创新突破性应用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社会伦理风险:隐私暴露与信息安全控制风险;虚假信息派生所带来的信息传播风险;算法偏见所带来的决策和政策风险以及责任界定模糊风险。运用“索洛悖论”理论,将伦理进步看作是科技创新投入的增函数,可以发现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伦理推动的“技术创新索洛周期”。基于此,要跨越生成式人工智能“伦理风险鸿沟”可以采取以下对策:健全生成式人工智能法律规制,推动构建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加强平台监管,完善流程标准化管理,规范保障生成式人工智能安全发展;落实优化生成式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环境,探索更多行业重塑的可能。

劳动生产率异质性如何影响劳动者退休时间决策?

基于人口老化与财务平衡推定提高退休年龄是劳动生产率同质假设的静态逻辑。理论上,最优退休时间取决于劳动者退休后消费水平与休闲收益的权衡。劳动生产率是能够同时影响消费水平与休闲收益的本质性变量,对劳动者退休时间决策具有双重效应。劳动生产率异质性使不同劳动者、不同时期的退休时间决策具有明显的异质特征;国家与社会有必要对异质性劳动生产率导致的异质性的劳动者最优退休时间作出回应,从而适时优化现行退休时间政策。模拟分析表明,劳动生产率异质性决定了最优退休时间的异质特征,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反向关系;在基准情境下我国劳动者的最优退休时间约为63.16岁;若要维持60岁的法定退休年龄,则必须保持9%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因此,摒弃劳动生产率同质假设并重视通过劳动生产率路径缓解养老金压力、实施激励相容的弹性退休计划、不断提高劳动者与社会的劳动生产率等有助于改进我国退休政策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基于深度学习的投资者情绪挖掘及其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

本文基于网络爬虫挖掘东方财富股吧中个股的发帖文本,搭建卷积神经网络和长短时记忆神经网络特征融合模型(LSTM-CNN),对样本股的股吧发帖文本进行情感识别,构建投资者情绪指标并分析了其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效应及其机制。实证发现,当期投资者情绪对下一期股价崩盘风险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投资者情绪高涨加剧了未来股价崩盘风险;不同市场环境下,情绪对股价崩盘风险影响具有不对称性,熊市状态下投资者情绪对崩盘风险的正向影响效应更为明显。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规模较小、股权集中度较低、卖空限制大、公司所在地市场化水平低的样本公司中投资者情绪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更为明显。此外,我们发现股票流动性是投资者情绪影响股价崩盘风险的一个重要的中介变量。研究结论有助于从投资者情绪视角来解释股价崩盘风险的形成机理,丰富了对股价崩盘风险影响因素的认识。

人口抽样数据偏误研究:测度、成因及修正

采用抽样年均增长率、普查年均增长率之差测度人口抽样数据偏误,该指标适用于大量观测值的跨城市、跨年份比较。在此基础上,构造回归模型研究人口抽样数据偏误的成因。发现城市的行政等级显著影响人口抽样数据偏误,主要表现为行政等级越高则低估偏误越强。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政府干预、公共服务也显著影响人口抽样数据偏误,普查年人口对人口抽样数据偏误的影响则不显著。进一步地,研究提出一种人口抽样数据偏误的“事前”修正策略。通过回归分析考察普查年均增长率的决定,由此得到的普查年均增长率的拟合值可用来计算此后若干非普查年的人口。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有助于提高非普查年人口数据的质量。

投资者情绪是否会影响股票定价效率?——来自股票社区的文本证据

股票定价效率是衡量股票市场有效性的重要指标,更高的定价效率有利于促进资本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挖掘东方财富的投资者社区的文本发帖信息,利用机器学习方法分析文本情绪状态,构建投资者情绪指标并分析其对股票定价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投资者情绪与股票定价效率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也即乐观的投资者情绪会带动股票定价效率的提升。这种影响效应是通过乐观情绪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程度,进而提升了股价信息含量,并与定价效率的机制路径产生作用。进一步看,随着卖空限制的降低,股票定价效率对情绪的敏感程度会增大;良好的信息环境会降低情绪对股票定价效率的影响。研究结论为从个体投资者情绪视角透视我国股票市场运行效率以及网络媒体信息监管的必要性提供了证据。

数字技术创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来自黄河流域的经验证据

文章采用2011—2020年黄河流域地级市面板数据,在克服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面板IV估计等经验分析方法实证考察了数字技术创新对黄河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技术创新对黄河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该结论在控制了外生政策冲击、剔除部分样本及缩尾处理后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进一步表明数字技术创新对黄河流域非资源型城市、中心城市以及中下游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而机制分析发现绿色技术创新、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协同集聚是数字技术影响黄河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三个重要路径。因此,需要加大数字技术创新投入,提升城市数字技术吸收转化能力,为充分释放数字技术环境效应创造有利条件。

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从数字技术革新、数字能力革新以及数字效益革新3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并采用熵值法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水平进行测度,应用面板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机制及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水平逐年提高,且东部地区最高,中部、东北和西部地区依次降低。人口老龄化总体上会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产生积极影响,并且中西部及东北地区作用较强,而东部地区作用较弱。人口老龄化对数字能力革新与数字效益革新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而对数字技术革新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人口老龄化会通过减少劳动力供给、倒逼技术创新水平提升和增加居民储蓄来促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但通过人力资本积累促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据此,提出了加强技术创新能力、完善劳动力市场体制和加快养老保障制度建设等建议。

数字技术对国家级物流枢纽城市集货效率的影响及区域差异研究

在分析数字技术对国家级物流枢纽城市集货效率影响机理的基础上,选取中国20个国家级物流枢纽城市2011-2021年的面板数据测算数字技术发展综合指数和城市集货效率水平及其区域差异,进一步实证检验了前者对后者的影响程度及区域异质性。结果显示,数字技术显著提升了国家级物流枢纽城市的集货效率。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技术对城市集货效率的影响在中部城市和二线城市更为显著,这或许与它们还处于边际收益递增阶段有关。基于以上结果,提出加快数字技术健康发展以驱动国家级物流枢纽城市集货效率提升的全国总体性及区域差异性等对策建议。

新就业形态下城市零工从业者技能特征对其工作时间配置的影响

技能具体表现为技能多元化与技能层级化,工作时间配置包括工作绝对时长与工作相对时长两层涵义。基于城市零工从业者的调查数据,研究技能多元化、技能层级化对个人工作绝对时长、工作相对时长的影响效应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技能多元化和层级化水平提高时,不仅直接与工作时间配置呈倒U型关系,并且通过影响工资收入与工作时间配置呈倒U型关系;工作份数在技能多元化和工作时间配置关联中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雇佣关系的调节作用显著强化技能特征与工作时间配置之间的倒U型关系。应通过提高零工从业者的技能水平,建立超时劳动报酬体系,有效规制长时间工作,优化和健全雇佣关系调整机制,合理配置工作时间,以促进零工劳动者高质量就业。

金融风险视角下金融结构调整与企业稳杠杆——基于影响机制和企业异质性的研究

如何把握好“稳增长”与“稳杠杆”的动态平衡,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同时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实现企业积极稳妥去杠杆,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文章实证分析了我国金融结构市场化水平与企业杠杆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金融结构市场化水平的提升能够显著降低企业杠杆率,延长企业债务期限,有效改善企业的短债长用问题。这种负向影响会因企业产权性质、企业规模和所属行业分布的不同而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并伴随企业创新程度的提高而不断增强。进而指出,应通过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持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等措施,发挥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

基于高质量发展的省域产业生态化质量测度与分析--以陕西省为例

文章从产业生态化质量的内涵出发,基于产业高质量化和生态可持续化两个维度构建了省域产业生态化质量测度综合评价体系,并利用正态云模型、级差最大化综合赋权法及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对2008—2018年陕西省产业生态化质量的时序分异特征、系统耦合状态、各维度趋势及影响因素进行了评价与分析。研究表明:陕西省产业生态化质量逐年由低水平向较高水平演化,呈现出稳定的台阶状提升态势,说明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节能减排效果显著,产业生态化质量存在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和潜力;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数与生态可持续指数的耦合程度由失调拮抗逐步演化为耦合共轭,但耦合程度仅达到中等协调水平,说明两者协同性保持良性发展但仍需要进一步增强;能源可持续和绿色发展指数带动了其他指数的上升,这显示出陕西作为能源大省,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工业结构绿色化对于产业生态化质量具有基础性驱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