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维一体”公费师范生师德养成体系的构建与实践——以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为例

师德是教师的立身之本,做好师德教育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环节,陕西师范大学作为部属师范院校,承担着培养未来教师的重要任务,培养了数万名教师。以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公费师范生师德培养为例,针对当下师范生师德培养路径不明晰、方法较为单一等问题,剖析原因,总结学校人才培养建设经验,旨在对当下公费师范生师德培养提供建设思路和路径。在十六年的公费师范生培养中,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通过学校西部红烛精神引领,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充分挖掘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厚植学生人文底蕴,引导学生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树立爱国情怀,落实高校人才培养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构建了一种“习得+拓展+实践+体验”四维一体的师德养成培养新体系。

人文社科实验室建设状况与必要性分析——以陕西师范大学为例

针对我校人文社科所属实验室的建设状况,使用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实验室建设的需求进行梳理分析,对存在问题提出实际的解决方案,以便为学校在人文社科实验室建设方面提供一定参考。为更好把握文科实验室发展状况,结合我校实际情况,我们将研究对象确定为具有教学科研实体之文科院系的所有实验室。研究内容包括实验室的规模、功能、经费、管理、作用等方面。通过实际调研、网络查询等方法搜集相关学校文科实验室的各类资料。在此基础上,进行整理、统计,分类得出各项信息,进行对比分析,找出共性和差异,以及存在的问题。

女大学生毕业着装心态分析——以陕西师范大学2009届女大学生为例

大学毕业生正处在身份转换的关键时期,由校园走向社会的情境转化对他们的心理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通过以女大学毕业生为调查对象,分析其着装的深层含义,从她们对外观的管理中窥探这种心态:个体通过外观管理来达到外观的成人化,期望得到社会的认可,并向社会做出承诺,以此实现个体本质上的"成人"。

陕西彬县方言疑问句及疑问语气词研究

语气是一种语法范畴,疑问语气是学界研究的焦点,彬县属于中原官话关中片,疑问语气的表达方式与普通话相比有很多不同。本文对彬县方言的疑问语气表达方式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主要介绍了“得是”所构成的是非问句特点以及选择问句和反复问句的一些特殊格式,对揣测问和特指问也进行了初步探讨,以期为关中方言研究提供更多的语料支撑,为语言资源保护贡献绵薄之力。Tone is a grammatical category, and interrogative tone is the focus of academic research, and Bin County belongs to the official dialect of the Central Plains, and the expression of interrogative tone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Mandarin. This paper makes 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n the expression of interrogative tone in Bin County dialect, mainly introduc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ight and wrong questions composed of “yes”, and some special forms of selected questions and repeated questions, and also preliminarily discusses speculative questions and special questions, in order to provide more corpus support for the study of Guanzhong dialect and contribute to the protection of language resources.

集体记忆与历史重述——左翼作家的“左翼文学”回忆

左翼作家对“左翼文学”的回忆蔚为大观,构成现代中国不容忽略而又意味深远的文化景观。其重构历史的强烈意图,与当下政治生态、社会现实之间的深层互动,使其足以作为实践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记忆的转向”的典型样本。左翼作家通过个人史、“左联”史和左翼文学史的叙述,完成形象重塑、身份认同、重构历史、接续传统等多种意图,充分体现话语生产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紧密关系。“左翼文学”回忆对社会框架十分依赖,呈现出明显的“集体记忆”特征,打上了社会主导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深深印记,但“个体记忆”又常常逸出“社会框架”,对集体记忆构成冲击与反抗,使得左翼作家的回忆呈现出微妙的张力。然而无论如何,左翼作家的“左翼文学”回忆都在很大程度上重构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深度影响了我们对左翼文学的认知。

秦地文学的世界性——试论陕西当代作家与外国文学、异质文化的关系

当今世界,文化的挑战已被视为全球化的最大挑战,民族传统文化的转型和再造无法避免。作为我国文化与文学大省的陕西,涌现出了一批批在国内外享有声誉的优秀作家。他们在创作中自觉地将外国、外族的优秀文化因子与传统文化的精髓融汇结合,用作品回答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大讨论中提出的种种问题。他们的创作是一种文化创造,不仅代表着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的文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乃至现代化后发达国家和民族的现当代文学的缩影,对本土文化的转型,对民族新文化的建构,都具有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他们对陕西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做出了贡献。

论作为文学文化学的“西安学”

"西安学"从理论上说是一个学科集群。但中外城市学研究经验及成果表明,城市学主要是一种文学文化学,目标在于构建城市精神镜像。作为文学文化学的西安学应以城市的精神体验为主要方式构建城市镜像知识。其方法有直观体验城市和通过文学体验城市两种。本雅明对19世纪巴黎的研究及李欧梵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的研究为文学体验提供了范例,西安学应以此为借鉴拓展其研究视界。

当下文学批评问题及其理念思考——以陕西本土文学批评为例

当下陕西本土文学批评没有影响全国,与陕西文学创作叫响全国不甚相称。陕西批评家不能像上海、江苏等东部地区批评群体,及时关切文学新人新作,并为70后等年轻批评家提供发展平台,他们在省域内自我满足。孙新峰在《社会科学家》上撰文认为,陕西文学批评的春天已经来临。这或说明陕西文学批评出了问题,其主要症结是批评本体观念迷失、批评家身份认同迷茫、批评与对象间关系错位。陕西本土文学批评要焕发活力与生机,其批评理念必须进行更新,即:重置批评活动的本体观念,将批评视为文学文化活动整体的一部分,承认批评作为批评对象"他者"地位的存在;重建批评家的身份认同,批评家要认同和建立永不妥协、疏离而自由独立的知识分子身份;重构批评与对象间的关系,批评要通过不断自我警醒,与批评对象保持适当的心理与精神距离,进而建构起对位于对象的精神文化上的"反抗"关系。

推陈出新润后学——评刘跃进《中古文学文献学(增订版)》

《中古文学文献学(增订版)》一书分总集编撰与综合研究、诗文研究文献、小说文论研究文献三部分,全面阐述了中古文学文献的全貌;与原版相比,增订版新增加了《六朝声偶》《秦汉文脍》《秦汉文钞》《汉魏别解》等新文献。《中古文学文献学(增订版)》不仅给初学者列了书单,而且阐述了每部文学文献的研究动态,这种研究动态的增入构成了这部著作的精华部分。原版中的《文选》与《玉台新咏》本为一章,文字较少,增订版将这两部书分为两章,增添了不少内容,把这两个版本对读,就会发现增订版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传承与重构:延安文艺经验与陕西当代文学发展

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中,延安文艺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方向。陕西是延安文艺的诞生地,陕西当代文学在继承延安文艺精神的同时,也对其进行了价值重构,使其更适应当代历史时期复杂多变的社会现状。陕西当代文学对现实主义精神的坚守、对民族历史变迁的时代表达、强烈的乡土情结、民间化和大众化的底层写作立场都体现出其对延安文艺精神的传承和再创造,这也进一步体现出了延安文艺精神超越其时代和地域的真正价值。

晚清学者对“日本文学”的发现——以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为中心

晚清士人对“文学”启蒙的重视,一般被认为是在甲午战争之后,且多以康有为、梁启超等赴日名人为先驱。然而,作为晚清首批赴日游历使的傅云龙对“日本文学”的发现,却很少被提及。傅云龙在《游历日本图经》中专设“日本文学”一门,上卷以江户儒学为中心,兼论诗学、书学、医学、兵学,下卷专论明治时期日本的学校教育。傅云龙的文学观虽然未脱士大夫风的广义“文学论”,但他通过对明治二十年日本的踏查,既感知到了西学与汉学地位之升降,亦捕捉到了西洋教育对文学“启蒙”“开化”之重视。傅云龙对“日本文学”的发现,在晚清的日本研究著作中具有重要的先驱意义。

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与当代文学话语实践嬗变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降,以亨利·列斐伏尔、戴维·哈维、爱德华·苏贾等为代表的一批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在承继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时空观的基础上,将空间、主体与社会三者有效并置,构建出“人化空间”的现代空间样态,从而开启空间转向的理论浪潮。学者们因各自学术背景和理论旨趣的差异进一步拓展了空间的符号属性、文化属性与意识形态属性,为文学场域话语实践的嬗变提供了可靠依据。空间生产与文学表征话语的协同建构、空间符号与文学审美话语的互构融合以及空间正义与文学诗性话语的内向升华等均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与当代文学话语相互涵摄的多重面向。这在相当程度上超越了传统文学的表达藩篱,为文学观念多元拓展提供了独特的范式与角度。

大学文学课教学应注重对学生独特思维方式的培养

文学创作是最富个性和创造性的精神活动,它对作家思想的自由与思维方式的独特有着非常高的要求。对于文学院的大学生来说,想要提高自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能力和写作能力,都必须具有独特的思维方式。因此,大学中讲授文学课的老师应该在明晰这个道理的前提下,注重对学生独特思维方式的培养。

从修辞语体视角看“废话文学”的文学效应

为探究当前“废话文学”对语言文字安全的影响,在梳理和分析“废话文学”概念的基础上,认为“废话文学”具有文学和网络语言的双重属性。继而从修辞语体的视角入手,深入探析“废话文学”的概念、语域分布、表达效果和其带来的文学效应。由此,归纳总结出“废话文学”风趣幽默的风格特征,而这也正是使得“废话文学”广为流行并被滥用而不自知的原因。

陕西剪纸民俗助力乡村振兴的新模式

陕西民俗剪纸是我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历史久、分布广、寓意丰富的总体特征,具有重要传承价值。但剪纸图样固化、传承手段陈旧、手工工效率低等原因,已极大阻碍了陕西剪纸民俗的发展再创新。互联网+的应用能够针对解决上述问题,剪纸知识公众号、剪纸APP、剪纸动画等新兴文化传播媒介的运用,将在陕西剪纸传承的宣传、人才吸引、产业试新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从而将文化资源转化为可持续性经济资源,助力陕西乡村振兴,防止当地返贫。

汉初郊庙歌辞产生的思想、文化及文学渊源

形成于汉初高祖至汉武帝之世的汉初郊庙歌辞,以《安世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为代表,是汉家宗庙祭祀、郊天祀地的重要乐章。此文以汉初郊庙歌辞文本为研究对象,从此时期的思潮与祭祀文化、文学渊源角度入手展开论述。汉初所盛行的思潮,如“黄老之术、天人感应、天人合一、阴阳五行、求仙长生”等是汉郊庙歌辞产生的思想来源,而楚文化在汉初的胜利,继承以《九歌》为代表的楚文化传统以及贵族文人的创作主体、浪漫主义精神等,是汉郊庙歌辞产生的文化渊源。所以,汉初所盛行的思想、祭祀文化是汉郊庙歌辞产生的渊源,而汉初郊庙歌辞的存在,映照着这一时代思想、祭祀文化的发展面貌,它们互为联系且相互影响。

景观、地方认同与战争动荡中的生命书写——周而复边区叙事的文学地理意义

作为“文学轻骑兵”,报告文学是革命作家周而复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为民族解放斗争服务的主要“武器”。从陕甘宁到晋察冀和东北解放区,周而复撰写了大量以亲身经历为底本的边区报告文学史料,蕴涵着深刻的地方体验和人文地理情怀。三个革命边区有相似的“经验意向性”和各自独特的景观体验。在周而复寻找这些边区景观特性的同时,内蕴其中的地方认同感和依恋情结被唤起,呈现出动荡中的人地关系以及工农兵群众和英雄叙事下“个”与“众”的生命光辉。在文学地理意义层面反思并超越“无地方”,保存边区文化景观和精神生命力,为重构当代深层次人地联结提供了可能性。

蝙蝠文学话语的资源场域及价值维度

蝙蝠,甲骨文、金文均无著录,篆书辑之。作为一个话语,它最早出现在成书于战国至西汉之间的《尔雅》。两汉至隋,蝙蝠之于文献的出现便稍多起来。唐宋、金元、明清蝙蝠诗句层出不穷,散文、小说、戏剧也多有描写。近、现当代以来作家对它的认识趋向丰富、复杂,可以说在一定程度恢复了蝙蝠的本来面目。外国文学自古迄今也有许多描写蝙蝠的文学作品。蝙蝠文学话语的资源场域比较广阔,文学体裁多种多样,价值维度由古代的单一变为现代的多元,由一味否定经否定带肯定变为完全肯定。近现代以前,对蝙蝠的文学认识总是陷入片面、极端和悲观的泥淖,带着偏见、嫌弃和歧视。在科学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应该正确看待蝙蝠,争取尽可能与它永远和谐相处。

贾平凹文学创作与商州经验的交融

商州经验为贾平凹文学创作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创作素材,孕育了他的文思情趣,铸就了作品独特的审美特质。贾平凹的文学叙事与商州经验紧密相连,他的文学作品中呈现出来的乡土文化符号,是商州叙事的重要基础和表现。富有浓厚乡土气息的文学作品,不仅是贾平凹表达乡音、寄托情感的集合体,更是读者了解商州文化符号的有效载体。熟悉商州文化的读者,在鉴赏贾平凹文学作品时会带入自己的乡土经历和情感,与作品中的描述“对号入座”,进而与作家在心灵上产生共鸣,并在深层角度进行精神的交流和对话。对于陌生的读者来说,贾平凹的文学作品不仅是他们深入了解商州历史演变、人文风貌及日常生活信息的重要窗口,更是他们重构其自身知识结构和审美意识的重要媒介。

文学史重写:从王德威的“方法”说起——以《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为例

海外汉学的研究思路搅扰着我们曾经习惯的应答系统和思维模式,王德威的文学史观及其文学史书写实践挑战着我们惯常的文学史书写方式。王德威主编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体现了他寻找文学“起点”、想象历史、文学史“书写”以及探索文学边界的种种思路和方法。作为一个书写实践,这本文学史从多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学“起点”出发,展示了另一种看待和处理历史的方式,当历史不再执拗于提供一种价值定论,历史中的“人”便成为重心,“文学”在这个意义上拥有了更广阔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