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消费”回归“审美”:大学文化精神要在美育中生成

大学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感性的审美文化,审美主体在自由成长的过程中以“中和之美”的趣味为美学追求,积淀和生成着大学的文化精神。在当前的消费文化语境下,大学的审美文化精神被淡化、遮蔽甚至割裂,导致了大学人文性的偏离和丧失。加强美育,实现大学人文品性和审美特性的重塑,既是大学审美文化精神的本源式回归,更是大学应对消费文化意识形态冲击的现实策略。

传媒化的消费社会中注意力的经营与争夺——当下文学传播的策略分析

消费社会是信息社会,信息的无比丰富和注意力的相对匮乏是一对矛盾,作为消费社会运行的关键,注意力的经营成了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历史的必然。纳入到消费社会话语体系的文学,它作为一种特殊商品,也进行着注意力营销的各种尝试,文学的欲望写作,作家的明星化追求,出版商和大众传媒的合谋,都是注意力经营的策略和结果。对注意力的经营也使文学的认定标准、审美取向和意义追求都发生了变化。在消费逻辑的支配下,文学在经历着一场变革。

从宝剑意象看侠义文学

宝剑意象是中国侠义文学发展历程中一个重要的文学意象。对于宝剑的追求和赞美,反映了中国侠义文学的审美诉求。其内涵具有文学史研究范式的意义。由此烛照文本与现实的互动轨迹,思考侠义文学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可以作为当下通俗小说研究的一个突破口。

苏轼与《周易》之“贞”观

《周易》"贞"观对苏轼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处世哲学上,《周易》认为守持贞正就可防止凶险等情况发生,这是苏轼面临任何打击都能保持乐观旷达精神的心理定石之一;二是政治思想上,《周易》的"开国承家,小人勿用"等观念使苏轼认识到治国必须进用君子、驱除小人,端正人伦之道;三是文学思想上,《周易》的"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等使苏轼感悟到文章内容应正直端善,语言应平易规矩。

《水浒传》改编与延安戏剧文学的革命叙事

延安时期戏剧文学对《水浒传》的改编,是基于抗战背景下民族"戏曲现代化"艺术改革和重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实现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战争、教育、生产服务"的政治目的。这种新的古典小说戏剧改编创作方式和审美范畴,主要通过塑造"新式英雄"、"丑化""阶级敌人"与"美化""人民群众"并广泛运用阶级仇恨模式以及乌托邦式的革命想象,围绕传统故事情节基本框架给予革命意识形态的整合、改造和遮蔽。延安水浒改编戏极大地丰富了现代戏剧的创作题材和思想内涵,客观上为延安新政权张扬了革命道德伦理依据和政治合法性,成为根据地(解放区)文艺大众化、革命化的经典形态,但这一改编却凸显出革命戏剧对水浒女性形象重构的困境。

牟宗三对康德圆善的超越与局限

牟宗三的新儒家圆善论,代表着后康德时代德福一致问题研究的最高境界。其通过道德形上学的证成,从无限智心和圆教出发给予了康德圆善深刻的批判,并最终展示出一种完全不同于或超越于康德的圆善进路。但这种超越仅仅是体系建构和哲学思式上的。牟宗三的圆善论作为一种理想主义的德福统一进路,本质上没有跃出古代思维模式,因此他并没有在现代性意义上真正超越康德。

论南朝士人阶层“侠”人格特征

南朝士人慕侠受时代风气仍以礼法为宗、重视家教门风而轻视武力的影响,少年轻狂的士门子弟,在经历"长而改节"的蜕变之后才得到正统的承认。同时,南朝士人借侠抒志,咏侠抒情,想象与塑造着互异的侠形象,实际上也是他们自身映照的结果,表现了他们自我人格构建的价值取向。而侠之精神参与南朝士人的人格构建,则不仅包含着主流文化形态对侠的矫正与约束,也是南朝士人自我人格构建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