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播学视角看《诗经》在春秋时期的流传及其影响

本文从传播学角度对春秋时期《诗经》的流传特征进行了分析。春秋时期是《诗经》广泛传播的时代，它的传播活动主要通过宴会演奏、学校讲授、赋诗言志、言语引诗和著述引诗等多种方式来进行，呈现出以口头传播为主、传播区域广泛、传播带有明显的实用价值取向的特点，从而对后世尤其是汉代诗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理想与现实的背离——论李攀龙边塞诗的创作

明代“后七子”领袖李攀龙的诗歌,具有以法式规范创作的倾向。其边塞诗有两类,一类是前所未有的海防诗,一类是传统的塞防诗。前一类因无所依傍,其诗写得内容真实、意象新颖、气韵流动;后一类,他力求模仿盛唐边塞诗,但社会现实已与盛唐相去甚远。因缺乏现实支持,其诗情调苦涩、内容沉重,差可与中唐边塞诗貌仿佛。由此得出结论：主观上追求的范式、格调,只有与客观现实吻合时,才有效果,否则就会出现法式与创作实践的冲突。法式只能服从于现实内容。

李杜并称缘起

关于李杜并称的时间，诸家文献所载各有不同。本文通过辨析，认为李杜生前应无并称之现象。中唐以后，缘于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推扬，杜甫的诗名才开始与李白相齐。韩愈通过同时提升李杜的诗名，完成李杜并称。至于所谓抑李扬杜之说。则是入宋以后才出现的倾向。《旧唐书》以元稹为李杜优劣论的始作俑者，后世论者认为韩愈观点与元稹针锋相对，皆出于逻辑推断，并不合于历史事实。

雅俗融合：后现代派的艺术追求

后现代派追求雅俗融合的艺术之路,其作品极力开掘文学的审美娱乐功能以吸引大众读者群;同时,他们的作品又努力保持高雅品位以吸引文化层次较高的读者群.后现代派的创作追求至今仍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情之极至 乃入无情——冯梦龙“至情”思想价值内涵与文化渊源分析

作为“情教”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冯梦龙“至情”思想是针对理学思潮“理为情之范”的“情”、“理”观和“知”先于“行”的人伦秩序实现途径提出的。在对理学思潮以上观点驳难过程中，冯梦龙赋予其“至情”思想至少三方面的价值内涵：一是强调“情”之“真”；二是强调“情”之发生缘于道德主体“不忍人之心”；三是强调“情”之义无返顾精神。这些价值内涵的赋予，既体现了对李贽“童心说”思想的接受，也是其在确立与强化道德主体的伦理责任感成为社会改革当务之急的大背景下，对孟子提倡的绝对主义伦理精神的重新高扬，使其至情思想呈现出鲜明的复古特征。

海德格尔艺术哲学中的艺术创造思想引线及其意义

海德格尔艺术哲学中有一个为人漠视和程度不等地误读的艺术创造思想引线，这就是海德格尔对艺术活动中艺术家（包括接受者）的地位及其与创造之关系的思考。海德格尔哲学中以艺术创造为核心的艺术之思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对人类艺术的创造性存在之谜的破译，对存在与人之本质关联难题的猜解，也是对传统主体形而上学的主客对立思维方式与人类中心主义迷误的消解与解构。

象奇理精的艺术奇葩——《焦氏易林》寓言诗管窥

《焦氏易林》是西汉焦赣所著的一部占筮之书,但在文学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由于它采用了《诗经》四言韵语的形式和《周易》运象示意的手法,所以在象征文学尤其是寓言诗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这些寓言诗与汉代及以后的辞赋、乐府诗有很大关系,并且体现出运象新奇、寓理精警的风格,显示出了一定的创作自觉性。

唐宋派与后七子关系新论

“唐宋派”与“后七子”（秦汉派）是由明代中叶复古思潮向晚明性灵思潮过渡阶段的两个文学流派，两派在入文精神上存在着相通之处：尊情反理；在文学主张上存在着一定差异，但人文精神的一致性，促成两派走向互容，成为推动文学发展的合力。

岐山话单字音声调的实验分析

本文通过对发音合作人的语音材料进行实验分析,考察了岐山话单字音声调的声调格局。并将实验结果与现有调查研究的结果进行了对比,发现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传统的以字表为依据的调查更具优势;从共时平面进行考察,语音实验的方法可以辅助听辨,使结果更客观,同时也更具有统计学的意义。

古代“避讳”之礼举要

避讳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制度，是古人忌讳传统的延续或传承，即在人死之后讳称其名，以示敬鬼神之义，并由最初的避君王名讳，又发展出家讳、私讳，甚至名字的谐音也要讳，演绎出种种避讳之事，避讳之制因此愈演愈烈。避讳制度既有敬奉鬼神、尊崇先父先王的传统文化心理，又有迂腐而荒诞不经的迷信观念。

《李娃传》为白行简晚年作品考论

<李娃传>的创作年代一直为学者聚讼不已,是唐传奇研究的焦点之一.但种种迹象表明,<李娃传>应为白行简的晚年作品,创作时间在长庆四年五月(824)与宝历二年冬(826)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