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上流动与向土归根的“十八岁抉择”:首批国家优师专项师范生的报考与返乡从教逻辑调查研究

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优秀教师定向培养计划》(简称“优师计划”)以定向培养的方式引导高考学生提前“锁定”未来从事乡村教育的职业目标,鼓励其本科毕业后“向土归根”返乡从教,从而进一步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提升乡村教育质量,促进城乡教育一体化,以乡村教育振兴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文章通过对2021年首批进入中西部地区“双一流”建设高校、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的优师生进行调查研究发现,优师生“十八岁的抉择”具有一定盲目性、功利性和非自主性,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国家政策的初衷,而在职业伦理、职场现实和能力积累等因素影响下,优师生又将可能在进入职场后存在着“择机而动、终将离乡”的二次选择。文章建议,完善“优师计划”的全过程政策机制,有效加强职业伦理培养,使其理解并传承乡土文化,吸引优师生返乡从教,并增强其价值认同和乡村认同,以推动城乡教师资源均衡分配,提升乡村教育质量,促进乡村教育振兴和乡村全面振兴。

小事难成:乡村治理困境与内生发展能力形成——基于陕西秦陵林村的观察

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常会面临“政府介入大事能办、政府退出小事难成”的现实困境。推进有内生发展能力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有利于构建党组织统一领导、多元主体积极协同的基层治理格局。文章以陕西秦陵易地搬迁的林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为例,在深入剖析“村庄路灯小事难以办成”的原因后,发现乡村治理共同体缺失、内生发展能力不足、有效治理机制不完善等,是导致村庄治理低效的重要原因;治理资源缺失、主要治理主体虚置、治理权责失衡和治理信任流失的叠加效应是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缺失的深层次原因。据此,提出乡村治理可从激发主体活力、厘清权责关系和增进基层互信等路径出发,加快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保障。

社会网络对人职匹配的双重影响——基于关系强度和内外匹配的视角

人职匹配是衡量劳动力市场效率的重要内容。强弱关系纽带都有传递信息资源的优势;弱关系纽带传递的形式化信息提升求职者的外在人职匹配,而强关系纽带传递的非形式化信息有助于提升内在人职匹配。但是,强关系纽带的人情影响力也将降低外在人职匹配。弱关系通过传递外部信息,强关系通过传递内在的非形式化信息来减少劳动力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发挥了增加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积极效应。社会网络的这种积极效应在我国劳动力市场充满不确定性的转型时期非常有必要。

中西部地区乡村发展的不同样态及振兴逻辑——基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视角

立足于中西部乡村发展实际,可以将中西部乡村划分为内生资源丰富、发展潜力较好的城郊乡村及内生资源薄弱、发展基础较差的偏远乡村。探讨不同类型中西部乡村的振兴路径与逻辑对理解我国乡村振兴整体发展图景具有重要作用。乡村产业及乡村中人的发展是乡村振兴的最终落点也是解决中西部乡村发展困境的最主要突破口,对于内生条件较好的中西部城郊乡村的振兴思路是充分挖掘与有效利用其内生资源,发展特色乡村产业,实现乡村人口的就地城镇化与乡村现代化协同发展;而对于内生资源薄弱的中西部偏远乡村,政府应减少其产业性、生产性投入,将有限投入放在提升乡村人口的市民化能力方面。

在地化的人才模式何以可能?——对西北地区农村婴幼儿照护从业者的考察

从业者数量不足、流动性强是0—3岁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面临的挑战之一。西北农村地区的一个婴幼儿早期发展项目秉承“使用本地人解决本地事”的理念,聘用与培训当地的女性担任“养育师”,实现了较为稳定的师资队伍。以此为案例,探究在地化的人才队伍模式何以可能。研究发现,在县域就业机会有限的背景下,养育师为曾因生育中断就业、学历普通的本地女性提供了难得的工作机会;这份工作不仅为她们带来了稳定的收入与社会保障,她们也在日常工作实践中逐渐建立起职业认同——获得了早期教育者的专业身份,运用知识和技能为儿童和家庭带来了积极改变,以及为弱势群体提供帮助,因而感受到这份工作的价值和意义,构成长期坚持的重要动力;养育师工作具有家庭友好的特点,并且工作安排与内容契合她们作为家务与育儿责任主要承担者的角色与需求。以上因素共同作用,使得养育师成为县域女性眼中难得且值得长期坚持的职业选择。该案例表明,家庭友好的工作安排与职业认同感的提升对于稳定婴幼儿照护服务人才队伍具有重要意义。

转型时期我国就业的社会分层研究

本文从社会分层的角度来综合分析转型时期我国的就业问题。我国有就业需求的人群已呈现出阶层化、个性化、联动化的特征。我国目前就业的形势非常严峻 ,大力实施再就业工程已进入攻坚阶段。造成我国巨大就业压力的社会阶层包括待业青年、下岗职工、失业人员、大中专毕业生、党政机关分流干部、复员转业人员、离退休人员、谋求第二职业人员、农民工九大社会阶层。我们应遵循“集中—分散—集中”的原则 ,发挥各自阶层的优势 ,实行阶层互助和联动 ,全力抓好就业这一民生之本。

中国社会转型中人力资本对社会资本影响的实证研究

文章运用JSNET2014八城市数据,分析在中国经济转型中人力资本对社会资本所产生的影响。发现人力资本越高的群体拥有的社会资本越多,但是在求职过程中人力资本越高的群体使用社会资本的概率却有所下降。随着改革的深入,所有水平人力资本的求职者使用社会资本的可能性都在显著上升,但是,在同一时代,与教育程度较低者相比,教育程度较高的求职者使用社会资本的可能性较低。

行政、资本与乡土社会:农业经营模式的形塑机制——基于宁夏南部地区蔬菜产业发展的思考

通过对宁夏南部地区蔬菜产业中规模化、资本化农业经营模式建立过程的分析,发现行政、资本与乡土社会是形塑农业经营模式的三个基本因素。具体而言,政府投入的资源和开展的基础性工作,体现了行政力量在新型农业经营模式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引导和保障作用。而在农业高度市场化的情况下,新型的规模化、资本化农业经营模式的建立和发展又离不开资本自身的经营管理能力。也就是说,资本必须通过对劳动力的有效管理生产出符合市场要求的农产品,才能确保新型农业经营模式的成功。而新型农业经营模式能否立足,还取决于资本能否处理好自身与乡土社会的关系,因为后者是新型农业经营模式立足的“社会基础”。基于此,可以认为,行政、资本和乡土社会三个因素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形塑了我国农业的经营模式及未来的发展形态。

从反思到建构--陈阿江环境治理研究的逻辑转向

环境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如何协调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是现代社会环境治理遭遇的普遍性困境。陈阿江深刻反思了中国环境治理既有的“运动式”范式、技术主义范式和地方主义范式,通过批判吸收西方环境治理思想,审视并汲取中国环境治理传统智慧,建构善治的环境治理理念。其中,“人水和谐”理想类型和“生态自觉”概念是对善治理念的最好诠释。同时,他还挖掘现代社会环境治理的有益经验,形成善治的实践类型,即共治(有治)、兼治和无治,强调环境治理与地方社会的适配性是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治理模式。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男男性行为大学生安全套使用的影响:健康素养的中介效应

目的考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男男性行为大学生安全套使用行为的影响及其通过健康素养的中介效应。方法2021年3-6月,采用滚雪球和同伴推动抽样结合的方法,招募陕西省内近6个月有肛交行为的在读男男性行为大学生填写自编问卷,通过logit嵌套模型、KHB和bootstrap方法实现中介效应的验证和检验。结果共获得有效数据377份,227人(60.21%)在过去6个月内的肛交行为中坚持每次使用安全套。健康素养得分平均为(151.43±22.19)分,14岁时父亲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得分平均为(35.98±16.74)分。父亲ISEI与男男性行为大学生坚持使用安全套行为的统计学相关不显著(β=0.005,P>0.1),与健康素养水平呈正相关(β=0.317,P<0.001)。纳入健康素养后,父亲ISEI与男男性行为大学生坚持使用安全套行为的统计学相关依旧不显著,但系数减小,控制父亲ISEI后,健康素养与坚持使用安全套行为呈正相关(β=0.011,P<0.05)。中介效应分析显示健康素养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男男性行为大学生坚持使用安全套行为间具有中介效应,中介效应百分比为68.00%。结论男男性行为大学生的健康素养在家庭背景对其坚持使用安全套行为的影响之间具有中介效应,提示健康教育工作者应关注弱势家庭背景的青少年,重视健康素养在男男性行为大学生艾滋病预防工作中的作用。

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研究:基于代际、迁移和性别的视角

本文利用2016年在广州开展的农民工婚姻稳定性调查数据,从代际、性别和迁移的视角探索了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状况及其内在原因。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农民工婚姻不稳定水平较高,农民工的婚姻不稳定存在代际、性别和迁移模式的差异。其中80后农民工婚姻不稳定比例最高,女性的婚姻不稳定比例要高于男性,配偶不随迁农民工的婚姻不稳定比例要高于配偶随迁农民工。我们认为这些差异主要受到来自人口流动带来的婚姻观念变化、女性婚姻替代机会增多等因素的影响。

人口流动背景下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2016年农民工社会融合与婚姻家庭调查数据,从流动经历视角探讨了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状况及其影响机制。农民工的婚姻存在较高的不稳定性,其中流动模式、流动距离和通婚距离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单身流动、跨省流动和跨省通婚会显著增加农民工的婚姻不稳定性,非传统的性别意识也会提高农民工的婚姻不稳定性,而婚姻满意度则有助于降低农民工的婚姻不稳定性;同时,单身流动、跨省通婚和性别意识会部分地通过影响农民工的婚姻满意度而影响其婚姻稳定性。可见,人口流动增加了影响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风险因素。

原因还是机会:迁移模式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机制研究

本研究基于在广州的农民工专项调查数据,系统的对迁移模式与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关系进行了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分析。结果发现,单独迁移会通过降低农民工的婚姻满意度而导致其婚姻稳定性下降;婚姻满意度会调节跨省迁移、单独迁移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这一结果表明,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下降受到因果机制和调节机制的影响,一些迁移经历会对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构成直接或间接的风险,另一些迁移经历则为不幸福的婚姻提供了走向解体的机会。人口迁移对婚姻稳定性影响的不同作用机制也意味着政府在制定农民工的婚姻家庭发展计划时需要充分考虑婚姻稳定性下降的不同原因及机制。

浅谈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关于政体的学说

在西方政体思想史领域,孟德斯鸠被认为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集大成者。他的政体思想在欧洲政治法律思想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近现代宪政文明的理论基础。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孟德斯鸠尤为关注政体思想,他的政体思想是其政治法律思想的精髓。《论法的精神》实质上是一部政体论。

农村家庭的结构权变与基层社区的治理困境及秩序重塑——以豫北地区人口流出型村庄为例

在社会转型时期,从个体到基层社区都面临着重重挑战。农村家庭作为村庄秩序变动的基本单元,其变动直接影响着村庄的治理格局。通过透视家庭结构的变动,从自下而上的视角重新理解社区的治理境况,发现转型中的农村因家庭单元中传统与现代、乡土与都市因素的交织并存,造成了基层治理的根本困境。因此,理顺村庄内部的双元关系,吸纳传统乡土性融于现代性之内,重建家庭共同体,是解决社区治理问题的有效途径。

浅析秦汉时期的人口思想

秦汉时期的人口思想非常丰富。增殖人口是其中最主要的方面。除此之外,它还包括适度人口思想、人口迁移思想、人口统计思想和人口素质思想等内容。这些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打造“洛川苹果”:乡村振兴中的政府、市场与社会合力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基础。2022年和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大力发展比较优势明显、带动能力强、就业容量大的县域富民产业,推动形成“一县一业”的发展格局。这一政策议程尤其适用于广大中西部地区。相较东部地区,中西部县域经济仍以农业为主,并因其独特的资源慕赋,形成了一些著名的地方特色农产品品牌,如赣南脐橙、洛川苹果、周至猕弥猴桃、椎水木耳、安岳柠檬、百色芒果等。

农业合约何以稳定?——关系结构中的农业产业化组织机制

“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合约模式不仅是一种市场交易机制,而且是一种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组织机制。本文从“关系合约”的思路出发,揭示了制度化关系和社会关系网络作为一种非科层化的组织控制机制对农业合约稳定的重要影响。受选择性再分配体制下的企业身份、村庄社会关系网络和农民家庭分工机制的影响,小农户与农业产业化组织形成了差序化的合约组织模式,这是一种关系化的农业产业化组织形态。

社会科学实地研究中的离场伦理:困境与反思

在社会科学实地研究中,离场是研究者入场及在场的延展,是研究者成果形成及取得社会影响的重要阶段。由于社会科学具有科学性和人文性的双重属性,研究者的实地研究面临着“深入性”和“科学性”、职业道德和公民道德之间的两难困境。这种两难困境受研究者与研究参与者、研究者与自身以及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共处的社会制度环境等三重关系的影响,研究者的离场及离场伦理问题也更为凸显。研究者在场的资料收集方式、离场方式或离场后续的研究成果公开不当,都可能给研究者、研究对象带来伤害。社会科学研究亟待建立基本的伦理审查制度来规范实地研究过程,以基本的伦理规则廓清和减少伦理冲突困境,并在此基础上加强研究者的实地研究技艺与修养训练,协同增进实地研究的人文性和科学性。

盘活式发展:县域政府经营地方的新形态

在梳理现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结合浙北某县的发展经验,试图提出县域政府经营地方的概念,以刻画发达地区县域政府经济发展行为的新形态及其变迁逻辑。以“盘活式发展”为特征的经营地方模型试图强调这样一种地区发展模式: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和行政竞争的环境下,以土地为单一的要素竞争优势已难以为继,为持续提升地区经济发展的竞争力,县域政府在上位政策体系提供的大框架之内,试图将辖区内的全要素(土地、产业、环境、政策)进行系统化“盘活”,以最大化地塑造地方发展的竞争优势。这种以“盘活式发展”为特征的经营地方模式代表了一种较为先进的地区发展形态,县域政府试图加强对地方发展资源的统筹、规划和治理来提升地方发展的整体效率和对多元目标的兼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