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传统村落可达性特征及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

传统村落是推进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以陕西省182个国家级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并运用ArcGIS网络分析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深入剖析县级和镇级尺度下传统村落可达性特征及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研究结果表明:①陕西省国家级传统村落呈集聚型空间分布,在空间上形成了4个主要集聚区。②传统村落可达性整体水平较低,呈现以关中为中心的阶梯状递减特征。③不同空间尺度下的传统村落可达性与影响因素存在着较强的空间不稳定性。县级尺度下,高程与传统村落可达性基本呈正相关关系,但在镇级尺度下,两者正负向关系并存,且呈现以榆林西北部和渭南中部为中心向外围圈层逐渐增强的特点。县级尺度下,近水体最短距离与传统村落可达性水平呈负相关关系,但在镇级尺度下,其对可达性水平的影响呈现出从陕南和陕北向中部逐步递减的趋势。④高程、坡度和近水体最短距离是影响陕西省国家级传统村落可达性的主要因素,且在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影响效应。传统村落可达性特征和影响因素的研究可以为不同地区传统村落可达性的改进和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策略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传统村落文化遗产价值分级分类评价体系构建及实证--以陕西省国家级传统村落为例

在现行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基于传统村落选址与格局、传统建筑、历史环境要素、非物质文化遗产及红色文化遗产5个维度构建传统村落文化遗产价值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德尔菲法与层次分析法确定评价指标权重,并设定详细的指标赋分方法与分级分类标准;通过对陕西省113个国家级传统村落的案例测评,进一步验证了该指标体系的科学性与可行性。研究能够较好地描述和刻画传统村落的文化遗产价值现状,可为多类别传统村落文化遗产价值保护与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理论参考。

西北“水三线”生态经济体系与调控模式研究

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以及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战略背景下,地跨黄河流域和内流河流域的西北“水三线”,如何顺应生态本底、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落实2个重大战略,因地制宜构建区域特色的生态经济体系框架及协调发展模式,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基于已有的生态经济理论成果,遵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系统理念,构建西北“水三线”生态经济体系概念框架,识别体系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与作用路径,基于核心理论和基础评价,提出适应西北“水三线”生态经济系的四大发展模式和四大生态经济枢纽区建设,进行生态农业建设布局与农业发展模式总结,明确生态经济枢纽区的城乡统筹发展基本路径。研究认为西北“水三线”生态经济体系概念框架可为建设西北内陆型生态经济枢纽区及其核心模式、实现区域生态-经济协调发展提供关键理论支撑。

基于SD-FLUS模型的宁夏土地利用多情景模拟

土地利用变化会对区域发展及生态环境产生重要影响。通过分析宁夏2005~2020年土地利用变化,综合自上而下的系统动力学(SD)模型和自下而上的未来土地利用模拟(FLUS)模型(SD-FLUS模型),结合国际耦合模式比较计划第6阶段(CMIP6)提出的耦合共享社会经济路线和代表性浓度路线(SSP-RCP)情景,模拟了2035年不同情景下的土地利用变化。结果表明:①SD模型模拟的历史时期各类型土地利用面积误差均小于5%,FLUS模型模拟的2020年土地利用总体精度为93%,Kappa指数为0.90,模型精度和可靠性总体符合要求。②2035年所有情景下的建设用地均呈现增加趋势,增长速率从大到小的情景依次为SSP585情景、SSP245情景、SSP119情景;所有情景下,林地面积增加,水域面积保持稳定,草地面积呈现不同程度的减少;耕地面积在SSP585情景下增加,在SSP245情景下稳定,在SSP119情景下减少。③在SSP119情景下,建设用地扩张的同时,生态用地被挤占的程度最小,该情景兼顾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两种需求,可以作为宁夏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先试区的未来土地利用参考模式。

社区和学校建成环境对儿童积极通学的影响——基于交叉分类多层模型的西安实证

积极通学是儿童体力活动的重要来源,对儿童身心健康具有重要作用。建成环境对儿童积极通学的影响受到地理学、城市规划、公共健康等多个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但现有研究对社区和学校建成环境的共同作用和影响差异考虑不足。该研究以西安市为案例地,运用交叉分类多层模型,探究了儿童居住社区和就读学校建成环境对其积极通学的影响。研究发现,①社区建成环境对儿童积极通学的影响大于学校建成环境;②影响儿童积极通学的社区与学校建成环境因素不同,社区绿色度的增加能显著促进积极通学,学校餐饮店数量、土地混合使用、十字路口数量均对积极通学产生负效应,但学校公共交通站点数量的提高能促进儿童积极通学;③建成环境能够调节通学距离对积极通学的影响效应,社区商店数量的增多会加剧通学距离对积极通学的负效应,社区人口密度、公共交通站点数量和学校绿色度可以削弱通学距离的负效应,从而促进儿童积极通学。研究结论可为促进儿童积极通学的相关公共政策干预和空间调整策略提供参考。

1990年以来中国城市交通运输效率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

城市空间的稀缺性和高流动性特征使得城市交通系统运输效率成为城市交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衡量标准.本研究以中国285个地级市为研究单元,采用超效率Undesirable-SBM模型对1990—2019年中国城市交通运输效率时空演化特征进行分析,并探讨城市交通运输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19年,中国城市交通运输综合效率均值为0.737,处于较高水平,呈现出“博台线”西南侧效率值高于东北侧的空间格局;(2)1990年以来,城市交通运输综合效率均值由0.603波动上升到0.737,194个城市交通运输综合效率得到提升,综合效率区域差异增大且空间集聚增强;(3)规模效率始终低于技术效率,多数城市处于规模效率递增阶段,规模效率成为制约综合效率提升的首要因素;(4)城市交通运输综合效率与城市开发建设强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正相关性,与社会发展水平和城市规模存在显著负相关性.研究结果可为改善不同区域城市交通运输效率和实现城市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青藏高原交通可达性对地域凝聚力的影响

区域内交通网络的发展特征及规律是连接各个地区、促进资源流动和人员流动的重要纽带,对区域整体发展和地域凝聚力的研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青藏高原作为中国最大、世界海拔最高的高原,具有广阔的地理范围和多样的地理特征.通过分析青藏高原地区1990-2030年交通可达性的空间格局和地域凝聚力,揭示了交通可达性对地域凝聚力的影响,并通过空间公平视角提供了更为全面的认识.研究发现,道路的扩建促进了整体的可达性水平;区域铁路可达性在空间上分布逐渐公平,对地域凝聚力有正向影响.根据2030年铁路可达性对2030年地域凝聚力影响的趋势进行展望,以支持青藏高原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经济均衡增长.未来应强化青藏高原国土空间体系的规划,尽快建设拉萨至阿里的铁路线路,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青藏高原的力量.

优化赋权模糊综合评价法对耕地土壤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评价

为了对工业发达区耕地土壤重金属污染风险进行科学评价,在综合考虑风险模糊性及其概念的基础上,构建了优化赋权模糊综合评价法对耕地土壤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评价模型,并进行风险影响因素分析。以珠江三角洲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广州市、东莞市、中山市和江门市最大隶属度原则低效,其风险等级值分别为2.8、2.5、2.4和2.4;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和惠州市最大隶属度原则有效,最大隶属度分别为0.50(3级)、0.47(2级)、0.46(3级)和0.63(2级)。说明受到人为干扰相对较强的广州市、深圳市、佛山市和东莞市的风险较高,达到3级(中险)水平,而干扰相对较轻的珠海市、惠州市、中山市和江门市均处于2级(轻险)水平。影响因素分析表明,不同行政区内的主导风险因素不同。研究结果可为风险管理策略及其优先管理顺序的确定提供科学依据。

城市建成环境对儿童体力活动的影响研究——以西安市为例

城市建成环境对居民健康的影响一直是公共卫生、地理学与环境科学等多学科关注的热点。已有研究主要关注成年人,就建成环境对儿童体力活动的影响方面的研究不足。通过使用多层模型探究建成环境因素对儿童轻度和中高强度体力活动的影响,同时考虑周内和周末的差异性,发现感知和客观建成环境对儿童轻度、中高强度体力活动均产生显著影响,不同强度、周内和周末体力活动的感知建成环境因素存在影响差异。良好的人行道、自行车基础设施可有效促进轻度体力活动,社区安全性与邻里友好性则对中高强度体力活动有重要作用。周内中高强度体力活动主要受社区安全性的影响;而在周末,邻里友好性发挥着相对重要的作用。在客观建成环境中,社区公园可达性与轻度和中高强度体力活动显著正相关,家到学校的距离对不同强度体力活动均产生显著负效应。研究结论可为改善儿童住所建成环境、促进儿童体力活动水平提供政策制定参考。

保障发展与安全的国土空间功能组织创新研究

国土空间功能组织是国土空间治理现代化的核心竞争力所在。当前亟需开展国土空间功能组织创新研究,落实国家统筹发展和安全战略的实施要求,探索构建面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时期国土空间功能组织模式。研究发现:(1)国土空间功能组织是通过统筹协调国土空间开发、利用与保护活动,以处理有限的国土空间供给与多样的国家发展需求矛盾的过程。(2)当前中国面临国土空间供给不足和空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人地失调问题,难以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国土空间基础保障,亟需构建以自然分异为基础,以功能分区为导向,以空间开发、利用、整治、保护和营造为手段的新时期国土空间功能组织模式。(3)构建了以“功能区划—地域分工—地域协同—空间营造—规划实施”为主线的国土空间功能组织创新路径,以期有助于防范和化解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国土空间风险,保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

基于用地分类的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编制研究

我国正积极推动空间规划体系的构建工作,而用地分类作为规划编制与管理的重要技术依据,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基于此,文章从用地分类入手,通过评估、整合现行的用地分类规范标准,分析总结用地分类标准存在部门主导、多标并存、前瞻不足等问题,提出了结构简洁、强化用途管制的国土空间规划用地分类标准。详细规划作为城乡规划管理和政府的空间管控手段,目前存在编制静态性与城乡发展动态性之间的矛盾,落实上位规划和衔接专项规划不足,编制后的实施、修改及动态维护缺乏相应的管理机制,许多地方频繁、大量调整规划,项目落地困难,缺乏对非建设用地的规划管理、各级部门规划管理权限边界并非绝对清晰、缺乏对非建设用地与建设用地的统筹考虑等问题。基于用地分类,提出关于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编制的可能途径。建立自然资源全域全类型覆盖的详细规划体系;开发边界内的开发建设按照原有的控制性详细规划进行,其他由各专项或特定主管部门自行确定;建立详细规划科学性体系流程及动态运行机制。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放度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一带一路"开启了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并对沿线国家及全世界的共同发展和繁荣会产生重大影响。基于2000-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66个国家的面板数据,构建开放度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核密度估计、标准差椭圆、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及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放度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2000-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开放度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且差异逐渐缩小。(2)开放度的重心在移动方位上分为两个阶段:2000-2008年重心向西北方向移动,而2008年之后重心逐渐向偏东方向移动。(3)开放度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西北部开放度较高,而中部和南部开放度相对较低。(4)开放度在全局上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热点区集中于新加坡和塞浦路斯2国,冷点区主要集中在中国、中亚和南亚。(5)动态空间杜宾模型(DSDM)分析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陆路交通和港口对开放度均存在长短期效应以及直接、间接效应。

国际人口迁移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探究国际人口迁移规模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方法使用人口迁移选择指数表示人口迁移规模,划分人口迁移中心;在ArcGIS软件支持下,对世界各国的人口迁移、迁出规模进行空间可视化,发现空间规律。结果 (1)国际人口迁移规模大,增长速度快,发达国家和传统移民国家为主要迁入区,亚太地区为主要人口迁出区;(2)按照人口迁移吸引中心的强弱可将吸引中心分为3类:强势吸引中心(综合迁入指数/综合迁出指数>10)、次级吸引中心(综合迁入指数/综合迁出指数为5-10)和弱势吸引中心(综合迁入指数/综合迁出指数为1-5);(3)发达国家和石油生产国为主要的人口吸引中心,人口数量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为人口迁出中心;(4)经济全球化、经济发展差距、世界政治环境以及迁移政策都会影响国际人口迁移特征。结论国际人口迁移中迁入地与迁出地表现不同的规模特征与空间特征,影响迁入、迁出行为发生的影响因素也存在一定差异。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国土空间生态修复

国土整治的概念发源于西方,德国和法国等是较早开展国土整治的国家。现代意义上的国土整治纳入学者视野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以吴传钧、周立三等为代表的地理学家对国土整治进行了深入探索,提出国土整治是关于国土的开发、利用、治理、保护及调查研究和规划等方面的工作。国土整治包括土地整治、矿山复垦、海岸带整治、地质灾害治理、江河湖泊整治、流域综合治理等不同类型.

城市轨道交通和建成环境对居民步行行为的影响

步行作为一种主要的交通方式和日常体力活动形式,其与公共交通使用和建成环境的关系是城市地理学和公共健康研究的热点。目前城市轨道交通对步行行为的影响研究相对不足,且在中国的实证研究中对于自选择问题的控制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基于2014年西安市建成环境与居民出行行为微观调查数据,采用匹配对照的准实验研究设计,通过自选择效应的控制,本文探究并区分了城市轨道交通及建成环境对交通和休闲步行频率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出行态度和偏好等自选择因素对个人步行频率具有重要影响。②控制了个人社会经济属性和自选择因素后,受访者对建成环境的感知极大地影响了步行频率。③客观建成环境变量对于步行频率的影响与发达国家的实证研究结果存在一定差异。无论交通步行还是休闲步行频率模型中,均未发现密度的显著影响。客观建成环境变量中周边购物及餐饮设施数量和常规公交站点数量对交通步行频率产生显著正效应,但对休闲步行并不产生显著影响。④地铁对交通步行频率具有显著的独立影响。本研究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城市居民步行出行背后的影响因素,并为通过优化城市土地利用规划来引导城市居民绿色和健康出行的政策制定提供启示。

1976-2016年青藏高原地区通达性空间格局演变

青藏高原地区是地球上最独特的地理—生态—人口—交通单元,区域内交通网络的发展特征及规律是人地关系协同发展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对青藏高原地区交通网络开展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据此,分析1976-2016年青藏高原地区交通网络演化特征,并以省会、地级市、县级市和县城为节点,采用网络分析的时间距离计算模型探讨其通达性演变过程。研究表明:①青藏高原地区交通网络复杂性、区域连通性增强,初步形成格状交通网络;②青藏高原地区中心城市、县城之间的平均最短通达时间已极大缩短至11.89 h、18.84 h,呈自东向西逐渐增大的空间格局,时空收敛效应显著,通达性变化程度与其初始值有关;③中心城市为该地区的发展极,其与周围城市通达状况有极大提高,可达时间平均值下降到16.49 h;④中心城市和县城交通圈演变过程一致,青藏高原地区各地到最近城市、县城的通达时间不断缩小,沿重要交通干线已形成中心城市4 h、县城2 h短时交通圈连片分布格局,湟水河谷地、一江两河地区逐渐形成交通廊道,乡镇对外交通联系得到改善。

基于不同尺度的关天经济区人口格局时空变化特征与差异

以关天经济区为案例地,运用空间统计工具,将市、县、镇三个尺度的人口空间变化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探究不同尺度的人口时空格局及影响机制,分析尺度间差异。研究表明:1在人口空间格局上,市级层面西安市是经济区人口分布的核心;县级层面区域人口沿渭河呈带状分布格局;镇级层面人口以西安为中心沿交通轴线向外围递减;2经济区人口格局整体呈现空间集聚趋势,并在各尺度间表现出明显差异。在市级层面,区域人口加速向西安集中;在县级层面,人口主要向地级市市区集中;在镇级层面,出现两种人口集聚路径:一是地级市市区内,人口大量向近郊集聚,中心城区人口快速缩减,郊区化特征明显,二是在市区外围,人口明显向各县城集聚,绝大多数乡镇人口下降。

时空间行为视角下交通与社会排斥研究进展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建设具有包容性和公平正义的城市,成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交通相关的社会排斥研究主要包括理论研究、社会空间分析、交通与社会排斥的比较研究等,形成了基于空间和基于人群的2种研究范式。但关于不同地理环境和不同社会群体的交通与社会排斥研究,仍然缺乏对空间与行为互动的内在因果关系的有效论证,迫切需要从地理空间和不同社会群体的时空间行为入手,厘清交通与社会排斥的概念内涵和作用机理。论文梳理了交通与社会排斥的概念内涵、研究范式与测度方法,重点从时空间行为视角阐述了交通维度的社会排斥研究的内在逻辑和实证结果,并结合中国实际,试图构建时空间和行为互动的交通与社会排斥研究框架,为消除交通维度的社会排斥障碍、建构多尺度社会融合路径、建设更为包容和公平正义的城市提供实践基础和理论支持。

西北“水三线”地区生态经济枢纽区基本理论与建设布局

中国西北地区长期面临资源组合不匹配、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而空间区位又决定了其具备促进区域协调、沟通国际国内、调整经济结构、筑牢生态屏障的战略地位。建设具有引领作用的生态经济枢纽区,将有助于改善西北及全国的生态环境问题、提升全域生态安全水平,同时也对国家经济发展具有推动作用。本文立足中国西北“水三线”空间格局,依据国家战略定位与生态经济功能,基于对研究区人地环境、城市群与城镇发展体系、人口布局与民族构成的全面解析,解读生态经济枢纽区的基本内涵,其可归纳为生态功能区、经济枢纽区、文化融生区、深陆通道区四个方面。进一步,本文综合宏观布局、资源禀赋、生态环境、陆海统筹等视角,阐明了生态经济枢纽区建设的功能定位,构建了西北“水三线”地区极点带动、轴带支撑的总体空间布局。并提出河西、兰西、天山北坡、环塔里木盆地绿洲四大生态经济枢纽区的建设格局与发展途径,探索了生态经济枢纽区与国家战略布局的互动关系。以期助力中国新时期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为中国“一带一路”的“深陆”研究提供科学依据。

贫困山区不同层级可达性及其经济效应——以秦巴山区为例

以国家公布的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之一的秦巴山区为例,运用GIS网络分析技术,系统分析了其与特大城市、地级城市和县城联系的交通可达性空间特征。并以县为基本单元,使用空间回归分析模型,揭示了与不同层级城市联系的交通可达性对人均GDP和城镇化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秦巴山区交通可达性呈现以由县城驻地或地级市驻地向外围衰减的空间特征,与特大城市、地级城市联系的交通可达性均呈现出"西北和东南角差"的大格局;与县城联系的便捷程度对秦巴山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影响不显著,人均GDP主要受到与特大城市和地级市联系的交通可达性的影响,可达性越好,人均GDP越高;与特大城市、地级城市和县城联系的交通可达时间对县城城镇化率的影响均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贫困山区的县由于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弱,经济发展水平低,服务能力不足,使得其难以有效发挥农副产品消费地和工业生产集聚中心职能,对其腹地的辐射带动与人口吸纳效应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