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抑或思想史?——试论沃格林历史哲学的限度与中国“效应”

沃格林的历史哲学对各种文明表现出西方学者中罕见的宽容与深度,成为中国思想建构的一个有益镜鉴,然而这种哲学在思想性质、秩序观、历史观等方面的限度也不可不察。在思想性质方面,它在根本上乃是一种思想史的乃至社会科学的考察,即从过往思想中总结历史规律,并以某种本身貌似自明的模型来评判历史,而没有达到哲学对这种考察方式之效力应有的更深刻反思。在秩序观方面,沃格林忽视了他心目中的一些灵知主义“典型”在现代性的边缘之处通达宇宙秩序的可能性。在历史观方面,沃格林虽然反对人的解释受到历史的主导,主张“历史的秩序来自秩序的历史”,却由于致思方式的局限,仅仅看到“历史中的哲学”,没有真正达到“哲学观照的历史”,尤其是忽略了黑格尔历史哲学与谢林肯定哲学“究天人之际”的旨趣。鉴于这些限度,加之中国文明在根本上并未遵从西方以形式感主导的构成方式,我们在沃格林之后“接着说”时不应以沃格林的论述框架为“底本”,而只应将其作为我们重新发掘中国文明“道中庸”的不同方式时的外部参照物。

黑格尔《逻辑学》再审视——构造方式、“三论”要害与历史关涉

《逻辑学》是黑格尔全部哲学的根基与指南,也是打开西方文化内核的一把钥匙。然而其严密精巧的架构与层层推进的义理,以及后世基于学派立场而对其产生的先入之见,在客观上都不利于读者把握其超越学派乃至超越历史的意义。就构造方式而言,理解《逻辑学》必须具备几个基本条件,即掌握辩证理性与思辨理性的区别,过渡、映现与发展的特质,以及“一元”“二元”与“三元”的内涵。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抓住该书的构造方式与阅读之法。就“三论”(存在论、本质论、概念论)要害而言,“现象”与“本质性对比关系”两章是辐射与破解“三论”的关键点。就历史关涉而言,黑格尔之前的哲学传统在该书中的沉淀方式是以(广义)现代科学的方式被重塑,并服务于“接纳但穿透”现代性这一任务。该书与后世欧美和中国思想的多重关涉,乃至中国学者的思想使命,也都可以从这一视角来考察。

从理性辖域看哲学的当代任务——以科技与人文的关系为例

当今世界“科技发展代表理性,人文学科回避理性”的态势,是19世纪反形而上学大潮流过于急促地抛弃传统而形成的割裂局面,并不代表西方哲学的“应然状态”。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基于宇宙秩序而在理念与感性事物、形式与质料、内在与超越、主体与客体之间提供通路的“大理性”才是西方哲学的本质特征。即便在近代早期,一种适用于广义的各门科学(自然科学、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等)与日常生活的“思维进展与事情展现二而一”的架构模式依然构成科学与人文的共同源头。黑格尔逻辑学与谢林肯定哲学分别从现代理性的“内侧”与“外侧”实现了对其自我封闭化趋势的突破,构成“穿透”现代性并追寻出路的两个典型,在视野与方法上对我们都富有参照意义。揆诸当下,哲学需要基于更长远也更具潜力的“大理性”:在方法上,不妨借鉴辩证、思辨等看似已经“过时”的思维方法;在课题上,应当突破对人工智能的“神秘人格”式戒备心态,在更大视野下提出新的问题;在旨趣上,要基于对强调运化而非形式的中国思想传统的重新阐释,反过来审视西方形式感支配下所形成的当代问题格局。

辩证法与希望的“世纪之争”--简评布洛赫的黑格尔阐释

在西方学界,布洛赫借助黑格尔辩证法激发马克思主义的活力,对于重振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均极有建树。他在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点、性质、架构、唯物论“潜力”等方面的阐释推陈出新,有助于澄清误解,展示这种辩证法的当代意义。但由于历史条件与思想眼界的限制,布洛赫对《精神现象学》各“动机”的零散把握与对《逻辑学》的人本主义式还原表明他对黑格尔的理解仍有较大局限,这决定了他的“希望哲学”的思想高度有限。将布洛赫式“希望”依次置于左翼思想传统与20世纪西方哲学的背景之下,我们会发现黑格尔辩证法仍有若干可与之“争辩”之处,值得深入发掘。